母亲也为自己的财产充公感到不公平，眼看着儿子为了家业日渐消瘦的身体，母亲心疼极了。几十年来，她和丈夫为“天鹰”所付出的心血是无法用一个价值来评估的。每一次丈夫设计出一种新款型，让客人穿在脚上时，脸上所挂着的笑容经常出现在母亲的眼前。当“天鹰”的皮鞋获得全国铁路展览会的金牌时，丈夫脸上流露出的憨厚的笑容，至今都印在母亲的心里。

　　想当年，共产党两枪把叛徒打死在自家店铺里的新闻被登载以后，“天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给商业街带来了兴隆的气象，丈夫成为商业街的领军代表，大家把他推上了鞋业商会主席的宝座。美国水兵和高级将官、日本妇人和武将、国民党的政府官员，在这里做枪套、皮箱、相册、高尔夫鞋、冰鞋及妇人所用的各种小皮包和最流行的皮鞋。“天鹰”给他们带来的是欣喜与满足。

　　就连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康生都在这里做过皮鞋。大家喜欢穿“天鹰”的皮鞋，它货真价实，穿上“天鹰”的皮鞋，可以走进高级俱乐部，可以跳华尔兹，可以参加上流社会的聚会。

　　母亲对“天鹰”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热血都投入到了这个企业中，她的脉搏早已经牢牢地拴在了这个企业上。母亲不是那种拥有了金钱就忘乎所以的女人，她并不为自己拥有了多少钱而高兴，也不把自己划分到富人的行列里，她只是为了大家能够穿上可脚可心的皮鞋而兴奋。母亲从来没有数过钱，也从来不过问家里究竟有多少钱，唯一让她关心的就是尽早地把客人的皮鞋做出来，穿到他们的脚上，尽早地把货物发出去。只要家里人手不够，她就会带着孩子们跟伙计们一起彻夜干活。母亲并不关心自己的穿戴，但是，她必须关心自己的伙计，冬天，不能冻着伙计们，夏天，不能让他们中暑，他们要吃好睡好。

　　母亲有了钱以后，总是大方地给教会捐出大笔大笔的款子；抗日组织需要钱的时候，母亲又慷慨地捐出钱来买枪支弹药。当家乡的民兵组织需要武器装备的时候，母亲和父亲立即派人给他们送去钱。他们为家乡建学校，让那里的孩子们都能进入学堂学习。“天鹰”不仅为自己家带来幸运，同时，也给他人带来了对生活的信心。“天鹰”用自己的力量为几百名穷人安排了工作，让他们有了饭碗。

　　对于“天鹰”的前途，母亲看得很清楚，要发展壮大，她就要协助儿子把丈夫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使命继续下去。可是，就在“天鹰”大放光彩的时候，人民政府却要没收它，这是母亲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在教育厅工作的祥润，他掌管着全省中小学教育监督工作，经常到各地巡视教育工作，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当新政府成立的时候，祥润便作为一名曾经为党工作过的年轻知识分子而进入到政府部门工作。

　　在政府里工作，对于党的政策，祥润十分清楚。作为党员，他必须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责无旁贷地按照党的指示去做。但从个人的角度去看，他又是霍家的成员，他拥有一份继承权。但是，他十七岁就离开了家，对于家里的产业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所以，他没有权利对“天鹰”妄加评论。

　　“天鹰”迟迟没有做出反应，公私合营的工作无法顺利进行，祥润选择了回避，到外地去巡视。为了做“天鹰”的工作，组织上停止了他外出巡视的工作，让他全力做家里的工作。

　　祥润在外多年闯荡，为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思想上早已脱胎换骨，家庭的概念在他的生活里已经变得十分淡薄了。尤其是对于“天鹰”所拥有的巨大财产，他并不感兴趣，他认为，自己的家庭财产都是剥削而来，应该无条件地上交国家，这就是他的立场。他清楚政治的残酷性，作为一名党的干部，他必须对党忠心耿耿，要按照党的指示去做，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1950年2月的一天早晨，祥润身穿蓝色中山装，脚踏一双黑色圆口布底鞋，来到阔别已久的母亲家。

　　当他踏进大门的瞬间，一种旧情在他的心里油然升起。这座外观不漂亮的混凝土结构的大宅院，如今显得有些冷清，它失去了往日的那种门庭若市，来宾如潮的昌盛景象，院子里听不到人们的欢声笑语。现在，大门紧闭，没有人出来迎接自己，他感到一种凄凉与失落。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作为一名党的干部，这是他第二次登这个家门。

　　他走进院子，望着大门，稳定了一下情绪，轻轻地推开大门，却正好碰到了月儿。

　　月儿用一种慌乱和惊奇的目光注视着祥润，几秒钟后，她才大声地喊了起来：“呦！是二少爷回来了！”

　　祥润马上用手比划了一下说：“不要这样讲，我现在是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就叫我同志吧。”

　　月儿看着祥润的样子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于是，她改口说：“啊！啊！是霍家的二，二，同志回来了。我去找大少爷。”说完，月儿匆匆地离开，去找祥涛了。

　　月儿走了，祥润孤单单地站在门厅里，显得十分尴尬。长年从后面传过来的机器声听不到了，伙计们的脚步声也消失了，账房里算盘的拨弄声中止了，店铺上了门板，看着家里的变化，他心里并不舒畅。尽管自己早年参加了革命，但若没有父亲和家里的帮助，自己是不会有今天的。是“天鹰”养育了自己，培养自己完成了大学学业，又为自己办了终身大事，这种养育之恩是要涌泉相报的。自己享受了财产给予的生活，但却要说那是剥削而来，这是往母亲的伤口上撒盐呀！

　　祥润一想到没有在父亲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赶回家，更没有在父亲临终前赶回来看他老人家最后一眼，就有一种负罪感冲撞着他的心灵。一想到自己不仅没有为“天鹰”的发展尽丝毫力量，反而要说服母亲和大哥把这个几十年红红火火的企业拱手交出去。他宁愿在刀锋上行走，宁愿在烈火中焚烧，也不愿意刺伤母亲的心。但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他只有往前走的路，没有后退的余地。

　　祥润一直站在门厅里等待着大哥，他本可以自由出入这个大门的，但是，他的身份让他必须与这个家族保持一定的距离。

　　祥涛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受母亲的影响信奉天主教，他清高但却不张狂，尊贵但却不做作，傲慢却很谦虚。在他的身上，处处可以看到母亲的影子，他对于母亲的孝顺是无可非议的，在母亲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一刻也不离开母亲的身旁。他的责任，不仅要把父亲留下来的产业发展下去，还要为弟弟妹妹们尽到哥哥的责任。新政策来势猛烈，势如破竹，让他感到心里发慌，三弟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年轻人，家里重大事情都要他去拿主意。二弟已经成为国家干部，家里的事情根本指望不上他，只要他不来干涉家里的事情，母亲就不会生气。听月儿说二弟回来了，他急步来到了门厅。

　　祥润见到大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内疚与尴尬，他不知道如何去问候大哥。

　　祥涛见到久未谋面的二弟很是亲热，显得十分大度，他高兴地问道：“二弟，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怎么？你今天有空了？没有去上班吗？来，快到客厅里坐吧！我们哥俩好好聊一聊。妈在她的屋子里，我去叫她过来。”

　　祥涛转身要去母亲的房间，却被祥润给拦住了，他说：“大哥，不用去惊动妈了，我们谈完事情后，我过去看妈。”

　　祥涛睁大了眼睛看着二弟，奇怪地问道：“怎么，二弟找我有事情吗？你来了也要先去看看妈才是嘛！”他们正说着，从楼上传下来一阵咳嗽声，祥润问大哥：“是谁住在楼上？是四弟？”

　　祥涛有些不快地说；“是姓余的，他不仅有肺结核，还有肺气肿的毛病，一到冬天就犯病。你二姐求妈，让他来家里住。你二姐太缠人了，妈答应他们住在家里，但要自己做饭吃。你也知道妈这个人很要强，女儿出嫁没几天，女婿就不上班了，生活全靠你二姐挣的那几个钱来维持，还要给婆家一些钱，她哪里有能力单过？姓余的现在不能上班，在家里写一些稿子，挣几个钱。他那个人也不会做人，住在妈这里，多少也应该干一点活嘛，他可好，整天待在楼上，妈气极了。咳！”

　　祥润什么也没说，起身去了母亲的房间。

　　没过一会儿，祥润就回到了客厅。祥涛坐在沙发里，手中夹着一支雪茄，正在慢慢地吸着，他见二弟返回来了，就问：“晴露还过得惯内地的生活吧？她怎么没有来？”

　　祥润说：“她这几天正在忙着给学生们补课呐，新学校刚开始，有不少过去连学校门都没进去过的学生，哪里能上她的课？她现在白天上课，晚上给一些学生补课，哎！要拉齐了还需要一段时间呐！”

　　祥涛仍然关心地问：“二弟，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来，你讲一讲。”

　　祥润开始变得局促不安，他的脸憋得通红，清瘦的脸颊微微地颤抖，几秒钟后，他长叹了一口气，鼓足了勇气开口说：“大哥，我知道家里对我有些看法，从妈的表情上就可以明白了。外面的情况，想必大哥是知道的，新中国成立，人民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要把企业归类，我们不容许有私有财产，也就是说，私有财产都是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得来的，它应该归政府所有，眼下是一场运动，公私合营运动。上边找我谈过话了，我们家是这里的领头人，大家都看着我们家，政府希望我们能够为大家做出表率来，这样，下边的工作才好进行，我今天来找大哥，就是为这件事而来的。我知道，这份产业是父亲用血汗挣出来的，但是，它不是从自己家里人手里挣来的，而是靠着伙计们的劳动得来的，那就是说，它是剥削而来的。”

　　祥润的话音刚停下来，祥涛“噌”地就站了起来，他那张白净的脸膛已经变得铁青了，以往的和蔼荡然无存，他掐灭手里的雪茄，走到祥润的面前，带着责怪与气愤的口吻说：“二弟，你参加革命，爸妈并没有阻拦你。你还记得吗？1938年你离开家的那一天，爸妈是怎样对你说的吗？他们支持你。在你被抓进国民党监狱的时候，你没有受到任何委屈，那是爸爸花了钱的呀！他老人家为了保你出去，花了多少条子才把你从监狱里弄出来的？然后，托你翁大哥把你送到了重庆。你一走几年不回家，爸爸给你寄去的生活费用和学费比其他姊妹都多啊！别人不知道，我是最清楚的了。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地下党，爸爸有过话，个人的路个人闯。他清楚你把钱都援助了地下党，每一次你向家里要钱的时候，爸爸二话不说就让我给你汇钱。看看吧，你大学毕业，是谁供养的你？是爸爸！这个企业是他老人家一滴汗一滴汗地挣出来的。他把钱捐献给抗日军，把钱捐给教会，让他们救济那些孤儿，他用钱帮助乡亲们组建民兵武装力量，为孩子们建校舍。你看爸爸，他一辈子做鞋，可他自己一辈子却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家里哪个伙计生了病，他马上请大夫来看病；哪个伙计家里遇上了事，爸爸立刻从账房支钱给他们。逢年过节，爸爸发给每一个伙计红包。家里常常有从老家来的人，把新粮食，新摘下来的水果挑到这里，他们说什么，要不是你们帮助了俺们，俺们还不知道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呐！我们的伙计都知道感恩，外边怎么说我不管，从你的嘴里也说出我们是剥削的话来，让我感到不舒服。剥削是什么词？要知道，那是不给工资白干活的，才叫剥削呐！你都学了什么？你说爸爸剥削，那么，你就不应该用这剥削的钱去上大学！”祥涛越说越气愤，越说嗓音越大，坐在沙发里的祥润一言不发。

　　客厅里的吵声惊动了母亲，她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同时，余老师也从楼上走下来，他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看着大哥气得脸色都变白了，祥润心里一阵痛楚。母亲走进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月儿跟在母亲身后，她把母亲扶坐在椅子里，静静地站在一边。母亲似乎已经明白了一切，她缓缓地摇了摇头，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站在她面前的两个人都是自己的骨肉，一个为了家业放弃了留学的机会，跟丈夫一起把这个家撑了起来。丈夫去世，又是这个孩子把家顶了起来。他一笔一笔地为妹妹们付出高额的学费，从来没有半句怨言。而另一个则是为了自己的信仰离开家，一走几年不归，家里没有阻止他参加革命。为什么这个孩子要说我们是剥削呐！什么是剥削？母亲一脸迷茫。

　　祥润看母亲进来，立刻站起来，紧张地望着母亲的脸，嘴里不停地说：“妈，原谅儿子吧，原谅儿子吧！儿子不是不孝，只是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要跟上这个变化。我们家的产业现在不交上去，以后也要交的，到那个时候，就要强制性地没收了，不知道政府还会做出什么来。无论如何都是要上交的，为什么我们不早一点上交呐？把我们家的产业交给国家管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件好事。妈，家里的事全由您来做主，我也是奉上边的指示来做您的工作，您和大哥再商量商量，过几天我来听话。”

　　祥润说话的时候，祥涛出去了。祥润低着头不敢看母亲，而母亲的眼睛却一直盯在他的脸上。母亲看着儿子一步一步地远离自己而去，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痛苦。她并不心疼家产上交，而是不愿意听到儿子说自己是剥削者。

　　母亲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只有自己的财产上交了，才是跟随社会的积极表现？如果说自己家发展起来的产业是靠剥削得来的，那么，把私人的产业强制没收，岂不是强盗行为吗？

　　正在这个时候，祥涛带来了几个伙计已经站在了门厅里。祥润望着他们，不知道大哥要干什么？他的心里开始打起鼓来。

　　祥涛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二弟，你不是说我们是剥削吗？那么，你去问一问他们好了。”

　　一个父亲的大徒弟走过来，站在母亲面前，他的眼睛充满了对母亲的敬意，对祥润说：“二少爷，我们不知道你们都说了些什么，政府要做什么我不管，只是有一点，我想在这里说一说，我的师傅，他已经仙逝，他留给我们的是精湛的技术和勤奋的精神，我们大家正是为了他的人品和淳朴才继续留在这里干活的。我们没有受过气，也没有遭到他的打骂，我们把师傅当成自己的父亲，师母当成自己的母亲，他们待我们恩重如山，我们在这里干活、生活很是快乐。师傅教育我们，在一起是一种缘分，不要打架，不要吵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是的，二少爷，我们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师傅从来没有拖欠过我们的工钱，我们吃的是新粮食、白面和大米，喝牛肉汤，逢年过节，师傅发给我们红包，还给我们玩耍的钱。师傅是我们的菩萨，没有师傅，就没有我们全家的今天。我听不了外边的话。”说话的伙计带着淳朴的声音向大家讲完后，他的眼睛红了。其他几个伙计都不住地点头，齐声说：“是啊！大哥说得对，我们不能因为外边说什么就跟着瞎吵吵，师傅师母待我们恩重如山，如果真的把它交上去，那么，我们就算回老家种地去，也绝不会把手艺传给外人。”

　　听到大伙的话，祥润被他们的憨厚感情打动了，他没有想到在家里干活的人会说出这种真情话，他感到惭愧与内疚，他更不敢看那些伙计了。想一想父母一生省吃俭用，培养子女，又省吃俭用捐钱给社会，说他们是剥削得来的财富的确是不道德的。可是，对于来势凶猛的政治运动，除了紧紧跟上步子，别无他法。他十分明白在自己周围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和一道坚实的堡垒，他不想让自己家撞在它的上面，他要说服母亲跟上社会。看着母亲那慈祥的脸和日渐增多的白发，他又不忍心去伤害她，最后，他只能告别母亲和大哥，离开了这个家。

　　祥润走了，客厅里，母亲和祥涛默默无言地坐在那里，余老师则一直在大厅外面站着。虽然，母亲对他存在着歧视，但他还是从“天鹰”的发展上感觉到了这里的人们对企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没有把“天鹰”的财产当成是一种剥削的产物，在他的感情世界里，“天鹰”完全是凭着良心与诚意，靠着自己的勤劳创造的财富，剥削这个词安在他们的身上是不公平的。他对于外界的呼声感到气愤，他几次想去安慰祥涛，但却没有勇气，他想去安慰母亲，更没有自信。他担心参加革命的二少爷会把“天鹰”送上断头台，在这种意识的驱赶下，他想劝祥润不要把话说得太狠了，他不希望这个家里发生什么不好的情况。而当祥润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他却没有开口，只跟祥润点了一下头，便匆匆上楼去了。

　　祥涛并不记恨二弟，但他接受不了“剥削”二字。想到二弟临走前对他说得最后一句话，希望大哥给他一个面子，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家所面临的处境了。二弟讲得十分清楚，那就是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

　　祥润离开母亲家后，心情一直十分沉重，他清楚，在自己与家庭之间，他必须要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即使是母亲，也不能让他放弃原则。为了党，为了自己的将来，他只有选择与家庭对立的立场，坚定地走到底。

　　形势发展得很快，在乡下，贫下中农砸开地主家的大门，打开粮仓，自由索取粮食，穷苦一辈子的农民把自己受苦归罪于地主，于是，昔日的地主们成了乱棒下的死鬼。

　　在城市，人们把眼光自然落在了那些有钱人的身上。当解放军解放小城的时候，宋局长没有跟随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他有自己的主见。作为一个警察局局长，他的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他认为，无论谁来当权，城市都要有人来维护秩序，宋局长没有因为自己是国民党政府的局长而感到有什么危险，他是一个奉公克己，奉令承教的局长。他不认为自己为国民党政府干事是一件有罪的事情。所以，当大儿子劝他尽快向人民政府认罪的时候，他冲着儿子大发雷霆。他明确告诉儿子：“我宋某人干事光明正大，没有做过对不起民族的事情，我没有罪，为什么要去认罪！”

　　建国以后，没过多长时间，宋局长便被抓了起来，其罪名就是反动派，特务局长。宋家大宅被查封，宋夫人被赶了出去，她带着三个儿子住在一处大杂院里的一间小屋里。

　　祥涛的丈母娘家，也被农民抄了个底朝天，土地被分掉，粮仓里的粮食早已被抢空。他的岳父母整日被农民们揪打，最后，含冤悬梁自尽了。他们的亲戚们，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抓了起来，有的被判了刑。

　　在这场清扫运动中，父亲的大嫂也因受父亲的恩惠，得到了土地与房屋，成为地主婆，村政府没收了她的土地与房屋，幸好她住在祥涛的家里，才免去了揪打。父亲的大嫂早年丧夫，孤苦伶仃在乡下生活，尽管父亲给她在乡下置了地盖了房子，但是，母亲仍然不放心她一个人生活在乡下，经常接她回小城住些日子。自从祥涛夫妇搬出去单过以后，母亲便与丈夫商量，把祥涛过继给大妈，父亲点头同意了母亲的建议。祥涛对于父母给自己说下的事情，没有异议，就这样，父亲的大嫂就成了祥涛的养母，她一直与祥涛一家住在一起生活。

　　这场推翻国民政府旧制度，建立人民政府权力机构的运动来势凶猛，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运动就推向了高潮。在这个风口浪尖上，那些背叛家庭走向革命的年轻人面对现实，做出的选择就是与家庭决裂。程跃称自己是革命者，不会因为父亲而放弃革命，他坚决不见关在监狱里的局长父亲，对母亲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祥润自从与大哥谈过话后，心情郁闷，他无法向母亲解释自己的过去。他感到在运动中，母亲若再不表态，势必会影响到自己的前途。而且，“天鹰”很可能被划分到阶级敌人的范围里。在亲情与革命之间，他痛苦地徘徊在两者之间。

　　有很长一段时间，祥润和晴露都各忙各的工作。他要经常跑到外地去巡视，在家住的时间很短。晴露在学校里不仅要给中学生上课，晚上还要给没有进过学校大门的成年人补习文化。晴露风风火火，快言快语，对于人民政府的新政策大为不满，整天牢骚满腹，这也让祥润感到心神不安。他害怕跟妻子谈“天鹰”的事情，因为两天前，妻子还为她的父亲被抓一事发过脾气。祥润一想到妻子那张可怕的大脸，就感到一股凉气浸入骨髓。尽管如此，他还是硬着头皮，找了一个晚上与妻子谈了党的政策。

　　不听便罢，一听丈夫谈政策，晴露立刻就大声吼叫了起来：“什么政策？我父亲怎么了？他打鬼子，打土匪，为抗战捐钱和粮食，捐武器弹药，他没有打伤过好人那！他犯了哪家的法了？国民党让他离开，他没有走，他的根在这块土地上呀！我佩服我父亲，他是条汉子。他没有罪！抓起他，他也不会低头的！”

　　祥润对妻子毫不顾忌地大声吼叫感到恐怖，每当晴露大声喊叫的时候，他都会苦苦地哀求妻子声音放低一点。但是，晴露哪里听丈夫的，祥润越是害怕，她就越会提高了嗓子大发议论。

　　再说霍家的母子俩，自祥润走了以后，他们的生活被彻底地打乱了。社会发生的变化，也让母亲不得不辞退了家里的佣人，只留下了月儿来照顾自己的生活，店里也只留下几个伙计帮助祥涛处理一些杂事。

　　祥涌在家里帮助祥涛整理账目，外地的两个店铺也关了门，伙计们都回老家去了。留下来的人因为没有活干，开始发牢骚，一个伙计说：“这么好的买卖停了，多可惜！不说别的，就楼上堆积的皮子不用太可惜了，那可都是师傅一生的心血呀！看着让人心疼！咳！”

　　另一个伙计讲：“政府办事不能这么绝情呀！我们家的牌子再有十年，就是世界名牌了。”

　　还有的伙计遗憾地说：“我们做的鞋多好，你看洋人穿的我们做得鞋有多美！师傅的手艺可是独一无二的，把我们的买卖停了，这绝活可就失传了。”

　　伙计们的话不断传进祥涛的耳朵里，他为自己家有这样珍惜父亲名声的人而感到欣慰，再看二弟的言行，心里十分痛楚。

　　祥涛生怕母亲生气，尽量不提上交财产的事情，但是，每天必须要听的政策宣传是无法躲避的。几天过去后，祥涛终于沉不住气，去了母亲的房间。

　　在母亲的房间里，祥涛努力使自己稳定情绪，他平缓地对母亲说：“妈，我看二弟不是随便说的，建国才这几个月，我们亲家就不断出事，看来政府要动真格的了。这两天在商会，大家也在议论公私合营的事情，大家都看着我呐！咳！我们这里的买卖都是大家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创下来的产业，要让他们交上去，是想不通啊！大伙说，这简直是在掘我们的祖坟！这话不假，那都是祖辈父辈创下的产业，我们家的产业传到我手里就结束了，我不成了老霍家的千古罪人了吗？”祥涛说着，竟然捂着脸哭了起来。

　　母亲看着大儿子伤心，站起来走到祥涛的面前，从怀里掏出手绢递给他，爱抚地抚摸着他的头，慢慢地说：“儿啊！大伙都看着你，让为难了。妈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你大学毕业，妈知道你想去美国念书，可你看到你爸爸如此操劳，你就放弃了。你知道我跟你爸爸心里有多过意不去吗？你跟着你爸爸干了二十年，把你爸爸的担子接了下来，风风雨雨，没白没黑地奔波，妈心里有本账，你是老霍家的汉子，妈没有白养你。儿啊！妈虽然没有文化，可世面上的事情妈全都知道。看来，我们家是没有路可走了。孩子他爸！”母亲说到此，突然跪在丈夫的像前，双手合在一起放在胸前，对着丈夫的遗像，眼泪扑簌扑簌顺着脸颊流到了胸前。

　　月儿见状，“扑通“一声跪在了母亲的身旁，她一手扶着母亲的肩膀，一手为母亲捶着背，也跟着默默地流泪。

　　祥涛被母亲的动作吓了一跳，但他没有去阻拦母亲。

　　母亲，这个虔诚的女人，把自己一生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在了这个买卖上，她用自己那火热的心和诚恳的行动把伙计们团结得像一家人，又用她那善良的微笑感化客人的心灵，就是这个小脚女人，她身上的热量就像温泉一样取之不尽，她脸上的笑容让你回味无穷。不要看她没有文化，她可以用孔子的说教来提醒你，教给你如何去做人，她可以用自己的眼神来传递一种感情。她会教你如何闯过难关，让你在困难面前继续向前走，她从来不会让你在错误面前尴尬。即使她心里有极大的不快，她也会给你一个微笑。她很有钱，但她却不舍得扔掉已经破旧的衣服和鞋袜。她是皮革厂的老板娘，但她一年四季只穿布底鞋。她有几个随身佣人，也有几个随身伙计，可是，每天晚上，当大家入睡以后，她一定要亲自检查各个房间的炉火是否已经熄灭，门窗是否已经关严，她要从一楼爬到三楼，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检查电灯是否已经关掉，直到她认为所有的房间都安全了，她才会安心地躺下去休息。即使是现在，她仍然坚持每天检查各个房间。

　　“天鹰”是她身上的一块肉，一条血脉，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个小脚女人对“天鹰”的感情，也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小脚女人为它所付出的代价与心血。她以一种无限的忠诚坚守在这里，以一个贤妻良母的品行为丈夫做着丁丁点点的琐碎之事。她从来没有发过牢骚，也从不教训自己的孩子。她对孩子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好好念书，将来为社会尽力。她对伙计们的关心，远远胜过了他们的父母。在她的眼里，每一个伙计都是她的孩子。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她毫不吝啬地掏出大把金银捐给社会，乡下挑来的新鲜瓜果，她会分给街上的每一户人家共同享用。她身上焕发出来的高贵品质不仅感动了周围的邻居，也感动了在她周围的外国商人。母亲为“天鹰”所付出的不仅是她的青春，还有她那为社会服务的虔诚的心。

　　丈夫走后，母亲的心灵被锁上了，她发誓要把这个买卖搞得更好，让丈夫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慰。在生意上，大儿子取代了丈夫的位置，不到关键时刻，母亲绝不去干涉儿子的生意。当一个政权倒下去，另一个政权开始的时候，她没有想到，政权的变化会让自己的买卖就此结束。自从与丈夫共同创建了这个“天鹰”以来，她经历了多少艰苦岁月，遇到了多少危险，他们夫妻都一起闯了过来，她把“天鹰”当成自己的孩子，勤勤恳恳地呵护着它，这棵已经成长起来的参天大树难道就这样被拦腰砍断吗？

　　母亲啊母亲，尽管她早已看破红尘，但要毁掉她的“天鹰”，却如同万箭穿心。

　　祥涛站在一旁，等着母亲，他要等到母亲的眼泪流干为止。

　　跪在丈夫的遗像前，母亲一直凝视着这个把自己带到城市里的男人，默默地在心里对他说：“孩子他爸，我们从清末开始，经历了民国时期，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都尽心尽力走过来了，不能说扬名世界，但也传到了四海，我们应该为那些穿上我们家皮鞋的洋人感到自豪，我们早已被他们认可，我们的日本邻居在走之前，宁愿扔下自己的药品，也一定要带上我们做的皮鞋。孩子他爸，大伙为了它都已经尽了力，或许，它的寿数已到，我们现在是泥船渡河啊！孩子他爸，我们就让它去吧！你不是总对我说，要能忍才能自安吗？我想，我们现在是真的扛不过去了，就让我们再保一次老二吧？让他在党那里过了这一关吧？孩子他爸！”

　　母亲闭上双眼，双手从胸前移到了地面，然后，她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最后，母亲从嘴里说了一句话：“孩子他爸啊！我对不起你呀！你就成全了老二吧！原谅我和老大吧！你原谅我们吧！”

　　站在母亲身后的祥涛，已经明白了母亲的意思。于是，他走过去，一条腿跪在地上，一只手把母亲扶了起来。月儿也站了起来，把母亲搀扶到椅子上。

　　母亲坐在椅子里，脸色苍白，嘴唇颤抖，月儿赶忙去厨房给母亲端来了一碗冰糖莲子羹。祥涛亲手把它喂到母亲的嘴里，劝母亲消一消心火。

　　母亲让月儿离开客厅，她想跟儿子单独谈一谈。于是，月儿出去了。

　　客厅里，母亲坐下后，情绪渐渐地平缓下来，她让祥涛坐在自己的身旁。祥涛看着母亲的脸，一句话也不说，他知道母亲有重要的话要对自己讲。

　　沉默了一会儿，母亲的眼睛慈祥地看着这个大儿子，语气平静而又坚决地说：“孩子，你看到了吧？外面的大标语铺天盖地，听老三讲，那上面写着‘打倒财神爷！’‘穷人要当家做主人！’‘公有制万岁！’‘消灭私有制！’我虽然不懂得什么理论，但那上面的意思我都明白，看来，我们家的处境不会好起来了，你二弟找你，不也是为了这个吗？我们不是没有能力走自己的路，而是这个政府不让我们走，大家都看着我们，全当我们乘船出海，到了岸总要上去的，他是有组织的人，谁知道他们里面有什么政策？我们就不为难他了。这些天，你抓紧时间把账清一清，我们心里要有个数才好。看看，那几个你爸爸的徒弟们，他们跟你爸爸干了一辈子，是我们家的忠臣呐！他们也是你的良师益友，我们不可薄待了他们。你看账上有多少钱，多给他们一些，也算是我们对得起他们了。咳！都是善良的人呐！我们没有看错他们。你二弟来时，你跟他谈就是了。孩子，去吧！”

　　祥涛一声不吭地听完了母亲的交代，此时，他的心碎了，他蹲在地上，趴在母亲的腿上哭了起来。

　　母亲没有眼泪，她此时的心已经平静了许多。她控制了自己的感情，她将永远不会再为自己家的产业流泪了。因为，她决定了。

　　母亲用一双温暖的手把祥涛的脸抬起来。祥涛迷茫地望着母亲，点了点头，他无力地对母亲说：“妈，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

　　母亲的脸上露出了果断的表情，对他说：“孩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知足不辱，乃道家明戒也。’这是你爸爸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老子》的名言。我们可以白手起家，可以缩衣节食，可是，我们没有能力与外界的政治势力去交锋和碰撞。我们家做人堂堂正正，为人光明磊落，生意公平合理，我们不仗势欺人，不虐待下人，我们没有愧对社会。孩子，我们家的买卖不得沾上一丁点的污名，要让它永远闪光，与其让人来砸毁它，不如我们把它完整地交上去，以保我们家的名誉和你爸爸的心愿。我想，你爸爸在这个时候也会这样做的。钱是身外之物。”

　　母亲的话，像一股清风，吹散了一直环绕在祥涛心中的乌云。是的，与其像妻子家乡的农民砸门破瓦，还不如尽早地把财产交上去，以保全它原有的价值。

　　想到此，祥涛的心情也平静下来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起头来注视着客厅里高挂在墙上的父亲遗像，突然，他跪在母亲膝下，声音颤抖地对母亲说：“妈，原谅我吧，不是我不想把家业继承下去，是——是——我对不起爸爸，更对不住我们的客户。”说完，他放声大哭起来。

　　母亲此时并没有眼泪，她要坚强起来，“天鹰”堂堂正正地生，就要让它名正言顺地结束，它不能受到丝毫的污辱，这是丈夫留给她最后的使命。

　　母亲抚摸着祥涛的头，又对他说：“孩子，听妈的话，把胸挺起来，我们老霍家的男人要有骨气，站得稳，躺得下，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去吧，孩子。”

　　祥涛低着头离开了母亲。这段时间，他的心情一直不好，他至今也不明白，自己家靠着勤奋发展起来的企业为何会被说成是“剥削”，这让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妻子斯莲，这些日子过得非常难。自己家的土地被政府没收，粮仓早已被抢空，房子被查收，父母自杀，亲戚中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抓进监狱，幸好自己不在乡下，才躲过了这场厄运。家里的遭遇让斯莲夜不能寐，她不是心疼土地与房屋，也不在乎粮食被抢空，而是为父母与亲人的冤死而感到愤怒。看到丈夫整日长吁短叹，她只好劝丈夫要想开一些。

　　斯莲作为霍家的大少奶奶，她从来不过问丈夫的生意，只有当丈夫需要她出场的时候，她才会在公众眼前出现。她从来不去账房支钱，也不随便走进车间，丈夫仪表堂堂，在外面应酬繁多，但她从来没有怀疑过丈夫。她待母亲如亲生之母，一直受到弟妹们的尊敬。她对霍家有着深厚的感情，她支持丈夫全身心地为“天鹰”去工作。她理解丈夫的心情，但却没有办法为他解除痛苦，家里一连串的不幸，早已把斯莲搞得精疲力竭了。面对现实，她对丈夫只说了一句话：“我们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人要紧呀！”

　　祥涛明白了妻子的意思，痛定思痛，他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把“天鹰”交上去。

　　就在祥涛与母亲做出决定后的第二天的中午，祥润又来到了家里，他还是那副严肃的样子。看到二弟再次回到家里，祥涛失去了以往对弟弟的热情。

　　祥润走进大门的瞬间，周身感到空虚与不安。他们兄弟见了面以后，没有任何客套话，祥涛开门见山地对祥润说：“二弟，你是来听话的吧？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家里所有的店铺全部上交国家了。你可以放心了。

　　祥润听到了这句话后，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随即，他便匆匆地离开了母亲的家。

　　祥涛望着二弟的背影，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走进母亲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