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商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先驱者，商人们不得不承认，“天鹰”带动了安盛路贸易的兴旺发展。父亲“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是一位公认的讲道德，讲信用，讲礼节的商人。

　　三年期间，无论外界发生了什么，霍家的家族成员始终以肃穆悲痛的心情为父亲坚守着丧期。

　　祥润一直没有回到小城，这并不是他的过错。重庆是一个白色恐怖的都市，在那里有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有关押共产党的白公馆和渣滓洞。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受训于美国的特务机关，为了找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蒋介石订下一条“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死命令。国共开战以后，特务们无孔不入地在各地活动，寻觅共产党的踪影。因此，共产党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

　　重庆是国民党特务的中心所在地，整座山城都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之中。共产党利用山城云雾缭绕和绝壁悬崖，崇山峻岭的险峻地势，在山城建立起游击队，与国民党展开游击战，而国民党则利用当地的军阀势力来追踪游击队的行踪。

　　晴露的父亲指挥的当地军阀队伍成为国民党所依赖的主要地方军事力量。很多情况下，国民党特务也不得不听从于她父亲的指示。军阀，在地方上堪称是“地头蛇”，他们对山城的每一个角落都了如掌指，尽管他们没有像国民党那样有整齐的军服和完整的编制，但是，国民党绝不可小瞧了他们在山城里占有的地位。

　　晴露的父亲对于山城的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洞穴都能闭着眼睛说出它们的特点及所在的位置。哪里是峻岭，哪座峰顶有藏身之处，他也可以准确地告诉你。尽管他已经衰老，但是威风却不减当年。

　　1945年底，祥润得了一个儿子。他大学毕业没有回小城而留在了山城工作，对于来自于家族的抱怨，他无法解释清楚。但为了地下工作，他只能把一切痛苦咽进肚子里。在白色恐怖的山城工作，他还要利用妻子的社会关系去打通各种渠道以保证地下组织的安全。

　　老军阀不仅喜欢这个火辣辣的女儿，对斯文细腻的祥润也很器重。尽管他与霍家的父亲在他们结婚时仅有过一面之交，但他却把祥润的父亲当成了自己的一位挚友。当他得知亲家急需一种消炎药的时候，便不顾一切地让儿子从国民党总部搞到了这种只有高级将领才可以享受的美国最新药品。

　　祥润因无法返回家乡把药送到父亲的病床前，承受着心理上的巨大自责。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几乎精神崩溃。本来就有胃病的他，几天没有吃下东西，身体迅速消瘦下去，良心上的谴责让他大病一场。他后悔当初因铁路炸毁而半途而归，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让他终生无法原谅自己，他只能默认自己是不孝之子。但是，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他需要的是坚强。

　　在重庆念书的四年里，父亲为他支付了全部学费。有很多时候，为了地下活动经费，他又以买学习用品为借口向父亲要钱，父亲从不多问，便把钱邮寄给他。可当父亲需要自己的时候，自己却选择了重庆。祥润只要一想到父亲的死，就把自己当成家族的罪人而深深懊悔着，又因为自己不在小城，无法安葬父亲，这也给了他一个残酷的打击。交通受阻，无法回家，让他备受精神和心理上的折磨，他整日生活在忧郁的阴影里，自责带给他的不安与日俱增，他变得更加沉默了。

　　1948年底，从小城发来了电函，让他务必在父亲去世三周年的时候赶回去，参加父亲的下葬仪式。

　　祥润接到电函后，就向妻子表明了态度，无论外面的情况有多危险，他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回内地。这个时候，晴露再也无法阻拦丈夫回内地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组织决定调祥润回内地帮助小城开展地下组织工作，他必须回到小城。

　　这一年，四川已经开始通火车了。祥润火速买了火车票，独自踏上了返回家乡的路程。可是，当火车开到武汉时，前面的铁路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便无法再向前行进了。

　　祥润被堵在武汉，急得火烧火燎，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妻子在重庆帮助他想办法。急中生智，晴露想到了在武汉国民党军内任职的哥哥，她哥哥讲，从武汉通往内地的铁路根本没有修好，唯一的办法就是坐飞机回去。

　　飞机，只有国民党才有，而且必须是上校以上的军衔才有资格坐飞机。为了如期赶回小城，晴露求哥哥为丈夫开了一张上校军衔的证明。祥润拿着证明，穿着军服，并在上飞机前，拍下了一张照片。而就是这张照片却给他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麻烦。

　　1949年初，祥润乘飞机顺利地回到了小城。

　　当他走进家门的时候，高挂起来的白帐子与灵堂里的白色菊花令他悲痛不已。在父亲的遗像前，他连磕了三个头后，捂着脸痛哭了一场。

　　1949年1月16日，霍家父亲去世的第三年，十个儿女满怀悲痛的心情为父亲举行了一场悲壮的下葬仪式。这一天，霍家的十个儿女都换上了白色麻布衣服，女孩子身穿白色麻布旗袍，男孩子穿白色麻布长袍子，母亲则仍然身穿灰色衣裤。

　　白色帐子挂满了霍家里里外外的房间，白色花环从门口一直排到屋内，气氛庄严肃穆。在院子外边，摆满了各界送来的花圈。

　　这一天一大早，子女们便都聚集在这里。女儿们涕泪交集，儿子们悲痛万分，霍家上上下下的人们向父亲做最后的告别。

　　这个安葬仪式，让整个安盛路都披上了悲痛的外衣。

　　翁家夫妇，宋局长与夫人，霍家的亲家们也在早上八点前后来到这里，重庆的汤家因路途遥远不能参加葬礼而送来了一个巨大花环，钟四爷因关在监狱里而无法参加葬礼。

　　宋局长成为安葬仪式的重要人物，他身穿呢子警服，外穿一件长大衣，手戴白色手套，高大的身躯显得很是威严，白皙的面孔上，一副悲壮的表情。

　　宋局长是典型的山东汉子，他虽身居国民党要职，但却十分讲义气。他豪爽不奸诈，办事果断，但却不残忍。作为局长，他一直以维持市内秩序为己任。他在这座城市里，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信奉天主教，同时，也崇拜孔子的哲学思想。他以孔子的“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的经典来教育他的四个儿子。他力求自己在办事中小心谨慎，既不得罪上司，也不激起民愤。他的哲理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他从来不把外界的残酷带到自己的家里，尽量为孩子们创造一种温和的家庭环境。他有严格的家规，但对儿子们的要求却是有求必应，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长子与他背道而驰。宋局长是个明白人，他从不过问孩子们在学校的活动，他对孩子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做善良的人。其实，长子在家里聚会早已引起了他的注意，但他不想干涉年轻人的活动。作为父亲，他既没有权利干涉儿子的选择，他也不愿意看到儿子为此而断送性命，他在暗地里全力保护这些年轻人，这也是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自从长子与霍家五女订了婚以后，他们两家的关系越走越近。他喜欢霍家父亲的品行与为人，以前，只要他的车子路过“天鹰”，就一定会进去坐一会儿，与父亲聊一聊。

　　这一天，他出于对老朋友的缅怀与悼念，决定以最高的礼节为霍兄做最后的告别。他停止了当天所有的活动，专程来到霍家，以尽一份薄力。

　　宋夫人身穿黑色丝绒旗袍，外面套了一件黑色呢子长大衣，头戴一顶黑色欧式礼帽，脖颈上戴了一条黑绿色翡翠项链，举止文雅端庄，表情悲凄。她与丈夫一来到霍家，便径直走到母亲面前，深情而又温柔地对母亲说：“嫂子，我们全家都为失去这样一位至友而悲痛万分，嫂子要珍重身子，这也是儿女们的期望。我们虽是两家人，但是，有着一家人的缘分。嫂子，今后，有什么事情，只管开口。事情办完以后，请到我那里坐一坐吧！”

　　这一天，母亲的脸上挂着疲惫与忧伤，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对丈夫思念的神情，几道皱纹印在细嫩的鹅蛋形脸上，她头发里也多了几束白发。丈夫过早地去世，在她的心里留下了一道无法弥合的伤口。三年来，只是在舜瑶从死亡的边缘上走回来和瑞春订婚的两件事情上，人们看见母亲脸上露出的淡淡的微笑外，她一直保持着肃穆的神情。

　　尽管母亲内心悲痛不已，但在众人面前，她仍然把温柔带给大家。母亲很是感激宋夫人的问候，她微微地点着头。

　　而宋夫人也在心里一直感激母亲对自己的关爱。自从儿子与霍家小姐订婚以后，她再也没有去过霍家。每到换季节的时候，母亲便会派人把皮鞋送到她的手里。为此，她十分感谢母亲的悉心照顾。

　　祥涛的岳父母，还有妻子的娘家舅舅从乡下赶来，以他们最重的礼仪来给亲家老爷送最后一程。他们的人都穿着黑色衣裤，头上包着白色毛巾，并带来了六辆马车。他们在母亲面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母亲与大儿媳的娘家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每逢乡下收获季节，斯莲的娘家人就会用马车拉来新粮食，母亲也会把市里最好的新鲜物装满他们的马车。

　　钟四爷没有来，他让廷光带来了口信，表达对霍家父亲的哀悼，这让母亲悲痛的心里又增加了一层不安。

　　翁家夫妇带着女儿们一起来到霍家，他们沉痛地走到母亲面前。翁家父亲个头高，块头大，他身穿黑色长袍，脚上穿一双黑色皮鞋，在他的无名指上戴着一只硕大的金戒指，他那长年在外边被阳光暴晒的脸堂上闪着红光。此时，他的目光有神，但却无光。

　　高个子的翁太太身穿一件黑丝绒盖过脚面的旗袍，外边套了一件短外衣，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缎面皮底鞋，手上拿着一只黑色小缎包。她白皙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表情呆滞，目光悲切。

　　翁家一直是霍家的亲密挚友。当年正是因为翁太太阻拦了儿子去德国留学的行程，才维护了与霍家的这门亲事，翁太太把娶儿媳看得比读书更重要。当霍家父亲去世的消息传到她耳朵里的时候，她整整哭了一天。她疼爱大儿媳，在这一点上，母亲始终感激这个女人对自己女儿的关怀。

　　翁家在小城是有名的建筑工程承包商。日本投降以后，他们的生意便开始走下坡路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仍然是富裕大户。翁家夫妇为人豪爽，霍家为父亲安葬所需要的所有工事，他们全部承包了下来。

　　他们夫妻走到母亲面前，给母亲鞠了三个躬。翁太太一边擦着眼睛，一边拉起母亲的双手，颤抖，轻柔而又缓慢地对母亲说：“大妹子，大兄弟不在了，可你还有那么多好孩子，这是你的福分，你可要多珍重啊！等家里的事情忙完后，我来接你到我那里住些日子，家里留给老大，到外面走一走，我们姐妹好好唠一唠，别太辛苦自己了。听我的话，想开一些吧。”翁家父亲点头应和着。

　　母亲紧紧握住对方的手，眼睛里含着泪花，但却没有让它们流出来。虽然，丈夫已经走了三年，但是，在母亲的心里似乎丈夫仍然在自己的身边，她对丈夫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消逝而减弱。她不愿意在孩子们面前谈起丈夫，只有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她才会独自一个人坐在丈夫的遗像前，一直守到深夜才会离开。三年来，她从没有间断过。

　　月儿一直贴身服侍母亲，她对于母亲的生活，比任何人都清楚。三年来，她一直陪伴在母亲的身边，母亲流泪，她就在一旁抽泣。母亲半夜起来坐到清晨，她也会伴随在母亲的身边。母亲内心有多痛苦，恐怕只有她才是最清楚的人。

　　客人不断来拜见母亲，月儿始终站在母亲身后，她对母亲有一种他人所理解不了的深厚感情。她从小失去双亲，是这位姨母把她带大，又把她带进城里，让她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她把母亲当成自己的亲生母亲，对母亲尽心伺候，并百依百顺地听从母亲的指教。她比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母亲的生活习惯。因此，每当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她都会站在母亲身边，随时听从母亲的指派。

　　月儿也是一个很有眼力见儿的女孩子，她对于霍家的客人了如指掌。她动作麻利，心灵细腻，勤快肯干，深得母亲的喜欢。每当家里有重要活动的时候，母亲首先会把月儿安排在自己的身边。母亲彻夜不眠，她便会整宿地坐在母亲身边。这一天，她的眼睛一直红肿着站在母亲的身后。

　　为友人下葬，亲朋好友要送来束帛，钱币和物品，这些都是给死去的人在阴间里享用的东西。友人送来的物品很快就堆满了另一个房间。

　　这一天，家族的人员肃穆悲痛地站在灵堂里，由专人诵读遣册，当所有灵堂的仪式结束以后，下葬仪式才真正开始。

　　人们排着队，往墓地走去。作为霍家的长子，祥涛怀抱着父亲的遗像，斯莲跟在他的身旁，他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祥涛的身后跟着三个弟弟，祥润，祥涌和祥波，在他们身后跟着霍家六个女儿，然后是良仁，廷光和程跃，父亲的二哥也在队伍中。

　　丧主在前，乐队在后，然后是来参加下葬的人群。人群里有人高举着“天鹰”旗帜的衔牌，抬着用纸钱扎成的各种明器，一名道士走在乐队的最前面，一路不停地念着经。

　　宋局长坐在一辆黑色轿车里，他带来了十辆警车，警车队跟在人群的后面，他的下属们身穿呢子警服，威风凛凛。在警车的后面跟随着母亲和父亲家乡带来的六辆马车和大儿媳娘家的六辆马车。霍家的各界好友排成长长的队伍跟在马车后面，缓缓向墓地走去。

　　这一天，天气寒冷，阴云密布，母亲坐在人力车上，神情悲切，两眼始终望着远方的天空。

　　霍家为父亲举行的是路祭，即从家里要步行到墓地。送葬的队伍有一里多长，队伍一路走过，一路抛撒纸钱。在出丧队伍经过之处，亲友们都会设下路祭。

　　人们一路走来，远远就可以看到墓地附近的白色花环。而这些花环一直摆到父亲的墓穴旁。墓穴早已掘好，下面铺上了石灰与木炭，上面又铺了一层厚厚的席子。

　　当人们全部来到墓地的时候，安放父亲灵柩的房门才被打开。父亲的棺柩从屋子里抬出来的瞬间，一道亮光从棺柩上散射出来。棺柩每隔半个月就要缠上一道上好的麻布，然后再涂上一层优质的黑漆料，三年从未间断过。所以，棺柩又黑又亮，保护得十分完好。

　　墓地的下面就是大海，海浪不断敲击着岩石，发出沉重的“哗啦，哗啦”的声音，山脉上的树枝被海风刮得发出“嚓，嚓，嚓”刺人心耳的声音。这种来自于大自然的音响与乐队的哀乐交织在一起，令人心碎。

　　在已经挖好的墓穴旁边，有一张案桌，上面摆着香炉和香，供人们祭拜用。在棺柩下葬之前，道士开始念经，这个时候，有人在墓穴前开始烧纸钱和纸做的明器，并点燃大把香炷，作为祭奠。

　　霍家的家属，男性站在东面，女性站在西面，面对棺柩肃立默哀。这也是十个子女最后一次面对父亲的棺柩。

　　三年来，只要家里为父亲祭奠，在外地念书的孩子则必须按时回家，从未间断过。

　　母亲坐在墓地的椅子上，看着丈夫的棺柩，眼睛里含着泪水，她要目送丈夫入土，目送丈夫走进另一个世界，她要为自己深爱着的丈夫完成最后一道法事。

　　在这些亲戚当中，母亲没有请二女婿参加丈夫的下葬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