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天鹰”的皮鞋经久耐磨，又不开胶，并且式样好、皮质高，霍家父亲获得了一世之雄的美誉。商船，客轮，日军将官和他们的家属，只要一登上小城的港口，便会蜂拥而至地来到“天鹰”做皮货，什么剑套、枪套、皮靴、皮箱、相册、凉皮鞋等等，“天鹰”整天都处在夜以继日的工作状态中。

　　斯莲嫁进霍家，当上了真正的少奶奶，只要丈夫外边有应酬，她都会伴随左右，她努力追赶潮流。斯莲什么也不缺，她比这个城市里的任何一个女人都富有，她的丈夫才华横溢，德性相貌皆为上品。只要她与丈夫出现在上流社会的场所，便一定会衣着得体，且雍容高贵。法国社会流行什么时装，她立即就会成为市里第一个穿上这种时装的女子。每一次原皮从海外运回港口，祥涛都会把妻子所要的东西送到斯莲的手里。父亲从不干涉大儿子花钱如流水的做法，他认为，儿子花钱只不过是牛身上拔下几根毛而已。

　　晴露成为霍家二少奶奶以后，斯莲受到一种潜在的威胁。她出生在一个有上百亩土地大庄园主的家庭里，她受到了正统的西方教育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当她的姐姐病故以后，斯莲就成为娘家所有家财的唯一继承人，她无需与人争夺财产。婆家的父母待人宽容，弟妹们通情达理，她也没有必要存有戒心。其实，她并不关注霍家的资产会被他人夺走，最起码，在自己身后还有一片土地是属于自己的。她对店里的事情，从不插手。虽然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从小所接受的西方教育也奠定了她良好的教养水平。

　　晴露每一次回到霍家，斯莲以大嫂的身份与她讲话，而晴露那种没有规矩和没有分寸的举止，让斯莲很是看不起她。她觉得晴露与二弟相差甚远，这个弟妹只会给二弟带来更多的困惑与麻烦。

　　瑞佳迟迟结不了婚，因为父母没有答应她的选择。她始终不听父母的话，仍然与余老师来往。瑞佳认为，父母是势利眼，只对有钱人家的孩子感兴趣，大姐和三妹都嫁给了有钱有势的婆家。其实，母亲为了她的婚事，也托过不少人。不过，好像有才有貌的男孩子都没有看上她，这也让母亲暗地里着急，她希望女儿在自己的婚事上慎重一些。

　　但是，瑞佳根本听不进母亲的话。家里的人对余的印象都不理想，道理很简单，大家从来没有看到过余的笑脸，除了他断断续续的咳嗽声传进大家的耳朵里外，就是在瑞佳的房间里看书，一天三顿饭都在霍家吃。后来，到了学校放寒暑假的时候，瑞佳索性就把他带到家里，一住就是半个月。父亲看着余总是心情不好，只要余来到霍家，父亲就给瑞佳钱，让他们出去吃饭。

　　即使这样，余也没有感觉到不好意思，瑞佳也不理睬父母的脸色，我行我素，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余的爱慕。母亲曾经问过她：“二丫头，你这么喜欢他，为什么还不嫁给他呢？你也已经二十八岁的姑娘了，人家要笑话我们的。”

　　瑞佳对母亲说：“妈，余没有钱娶我，让我再等一段时间，那我只好再等等了。”

　　母亲听女儿这么说，非常不高兴。

　　父亲早就对妻子说过：“孩子妈，只要我活一天，就不能让这个丫头嫁给姓余的。”

　　母亲从未改变过自己的主张，她赞同丈夫的说法：“就是嘛，好端端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要嫁给一个有病的人呢？这个丫头吃了迷魂药了！”

　　无论瑞佳如何央求母亲，母亲就是不答应。她告诉女儿：“一个男人连娶老婆的能力都没有，那还算什么男人！”

　　瑞佳不甘心地对母亲说：“我结婚以后，还是要出去工作的，我不会像大姐和三妹那样，在家里吃现成饭的。”母亲听女儿说出这样的话来，更加恼火了。

　　实际上，瑞佳把自己所挣的那点钱都花在了为余买药和看病上了，看着自己的女儿鬼迷心窍，母亲心里更加瞧不起余了。

　　谁也不理解瑞佳的做法，她除了在经济上帮助余外，还时常把余带回家。

　　祥润之所以拒绝父亲要他去接管外省市店铺的要求，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他已经成为一名地下党员了。当然，他对妻子守口如瓶。

　　父亲待人谦和，但是在做生意上，他却有一套严格的做法，被他称为“宽猛相济”。《左传•昭二十年》中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所以，“天鹰”才得以兴旺不衰。父亲每年发两次红包，一次在夏收，一次在年底。伙计们心甘情愿地，不分昼夜地干活，他们感谢父亲把他们从农田里拉出来，变成产业工人。

　　家业在战火中壮大，祥润却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回到父母的身边了。他不愿意把“剥削”这两个残忍的字眼套在自己父亲和大哥的身上，他上大学的所有费用都是从这个大门里汇给自己的。要说自己的父母是在剥削别人，那么，自己不就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吗？他强烈地想参加革命，但他有一种自卑感，地下组织会相信自己吗？他们需要一个完全无私的革命者。家庭的资产在祥润的心里就像一座大山，让他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感到自己是个不干净的人。他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因此他绝不能插手父亲的店铺。从感情上，他觉得对不住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但在心理上，他获得了一丝的安慰。

　　在重庆，祥润在国民党政府部门工作，没有人怀疑他的社会背景。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的表现，让他很快便赢得了上司的信任。而妻子家庭的社会地位，对于他来讲，是再好不过的护身符。

　　晴露全然不理解丈夫为什么不关心自家的事情，对生意没有热情，她自己倒是很想插手霍家的一些事情，但都遭到了丈夫的反对。为了不让丈夫干涉自己的事情，她索性不与丈夫商量什么，回到小城，她不跟任何人打招呼，直接去账房支钱。

　　霍家的账房一直是在祥涛的控制下运营的，无论是徐州的钱，还是从省会转来的钱，都必须在祥涛过目以后再存入银行。即使是斯莲，也不能随便上那里去支钱。

　　晴露当姑娘的时候，虽然不缺吃穿，但只因母亲是个姨太太，没有掌管钱财的权利而不能任意花钱，她们用钱都要经过大太太的同意，方可得到一些钱。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晴露，有一种强烈的嫉妒心理和把他人的物品归为己有的霸道欲望。她嫁给了霍家的二少爷，让她有机会接触钱财了。

　　在去台湾买地的几天里，晴露清清楚楚地看到大嫂斯莲用钱时的自由，买东西也不问价格，这让她又嫉妒，又羡慕。从台湾回到小城后，她便开始摆出一副主人的姿态来，不管家里的规矩，径自到账房去支钱。

　　账房先生明确地告诉她：“二少奶奶，到账房支钱，必须拿出大少爷签字的条子来，方可取钱。”

　　晴露根本没有把账房先生的话当回事，她振振有词地说：“为什么大少奶奶可以支钱，我就不可以？”

　　账房先生不客气地对她说：“二少奶奶，大少奶奶从来没有在这里支取过一文钱。我需要大少爷的字条。”

　　晴露从小就盼望这种可以随便支取钱的机会，在汤家，见到现钱很是不易，就连自己的母亲花个钱都要看嫂子和大太太的脸色，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让晴露变得见钱眼就红。她看到斯莲的气派和趾高气扬的眼神时，便也想利用自己在霍家的身份与斯莲比试比试，从账房里传出来的算盘声，让她这个没有见过大钱的人感到热血直冲向脑门子。

　　她的那张大脸被循环上来的血充斥得有些发紫，好不容易自己能够在霍家支取现钱了，却遭到账房先生的拒绝，她瞪着眼睛看着先生，抬高了沙哑的嗓子质问对方：“为什么大少爷可以支钱，二少爷就不行？我是这里的二少奶奶，难道我就没有支钱的权利吗？如果你不给我，我就去找二少爷。”晴露那种迫不及待的欲望让她的眼睛里射出一道凶光。

　　账房先生没有理会她，停下手里的活，到后面找大少爷祥涛去了。

　　一会儿，祥涛跟着账房先生来到晴露的面前，面带微笑地问她：“二弟妹，有事找我吗？告诉我，什么事？”

　　晴露看到祥涛一脸温情，到嘴边的话又吞了回去。祥涛等了一会儿，转过身子对账房先生说：“先生，怎么能让二少奶奶不高兴呢？她从那么老远的地方来，要好好伺候嘛！”说完，他又看了一眼晴露。

　　晴露丝毫没有感到难为情，她也看着祥涛，瓮声瓮气地说：“大哥，我只不过是要几个钱，看他那个态度！”

　　祥涛爽朗地大笑起来：“咳，这是从哪里说起呢？二弟妹还用亲自来吗？跟二弟说一声就是了。我记得前两天，二弟从父亲手里要了一百块大洋，都花完了？”

　　晴露一听，愣住了，丈夫没有给过自己一分钱，他把钱给了谁？正在想着，祥涛追问着说：“你们此次回家探亲，需要买些什么？用多少钱？做个计划交给我就好了。先生，先在账上支出十块钱交给二少奶奶。”说完，祥涛又客气地对晴露说：“二弟妹，若是不够，再告诉我，我要出去一趟。”说完，便急急地离开了店铺。

　　晴露手里拿着那十块钱，心里好不自在，暗自骂道：哼！看把你美的，你把我们二房当成什么了？我就不相信，我从账上支不出钱来。

　　早在祥润夫妇回小城的时候，父亲就给了祥润一笔钱，后来，他又向父亲要了一百块大洋。父亲感到很是奇怪，二儿子夫妇都有工作，收入也不少，为什么还会伸手向自己要钱？但转念一想，若省会的铺子交给他们，那里的钱还不是随着他们任意的花？想到这些，父亲没有再追问儿子那些钱用在了什么地方。

　　可当父亲知道了二儿媳直接到账房要钱的事情后，心中大感不快，他讨厌女人张牙舞爪的作派，感到晴露身上的那种野性，跟这个家庭极不般配。

　　父亲找来祥润，跟他讲了一些家里的情况，让他明白，经营这份家庭企业，父亲和母亲及祥涛所付出的辛苦与代价，他严肃地告诉儿子：“你大哥为了这个家业，没白没黑地奔波，大小事情都是他来操持，他到账房支钱，是为了生意，我只给了他这个权利，你们不要跟你大哥去攀比，要知道，你念大学的费用都是你大哥亲自给你汇去的。每一次你大哥都在单子上多加上几个数字，他对我说，给二弟宽裕一些，他在外边用起来方便。你知道吗？给你的钱比你姐姐和妹妹要多得多，你大哥是个好大哥呀！你的姐姐和弟弟妹妹们从来没有向我要过钱，你妈给他们多少就拿多少。”晴露的事情，父亲只字未提。

　　晴露因为没有拿到钱而感到憋气。晚上，当她见到丈夫的时候，便把一肚子怨气一股脑地倾吐出来。此时，祥润才知道妻子去账房的事情。

　　他看着妻子蛮横的面孔，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有想到妻子竟然这么不顾自己的身份，为了钱，搞得满城风雨。他想了想，严肃地对晴露说：“我看，你不要总把眼睛盯在钱上，我们有收入，再向家里伸手要钱是不合适的。以后，你就不要去那里了。我家的人从来不去账房，这太丢人了。”

　　晴露瞪着眼睛看着丈夫，她没有想到自己的丈夫不仅不替自己说话，反而埋怨自己，心中充满了怒火，她大声地反问：“呵？我还没问你呢！爸爸给了你多少钱？那些钱都到哪里去了？”

　　祥润看着老婆马上就要暴跳起来了，立即压低了声音说：“别这么吵吵闹闹的，我家里人说话声调都很低，让大家笑话我们。”

　　晴露根本不理会丈夫，她不依不饶地追问：“你一定要把钱的去处告诉我，否则，我会去妈那里告你。”

　　祥润的脸色变得煞白，他马上双手合在胸前，压低了声音说：“我可以全部告诉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不能说出去。”

　　晴露以为丈夫真的有什么秘密，便安静下来，等着他讲下去。

　　祥润的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的目光也从慌乱中转向了坚定，他说：“你知道，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是全民族的事情，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抗日联军需要钱，需要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国家多捐一些钱。我把钱捐出去了，我想，你不会不同意吧？还有，我把手表也捐给了他们。”

　　晴露睁大了眼睛吃惊地望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她猛然想起，最近丈夫时常问自己时间，原来如此。这个时候，她才想起了很多丈夫的奇怪行为。

　　他们婚后，两个人都有工作，生活应该是比较富裕的，可是，他们的日子却过得紧紧巴巴的，工资不到月底就花完了，她感到很奇怪，丈夫很少给自己买首饰和衣服，钱都上哪里去了？不过，她相信，丈夫是公子哥，过惯了有钱的生活，不会控制钱而已。

　　这个时候，晴露才真正知道了丈夫的身份，她并不反对丈夫为抗日捐款的事情，但她却威胁祥润：“二少爷，如果你不给我面子，我也不给你保密，我为什么要为你担风险呢？我记得，我们家里曾经也保护过你。”祥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晴露知道这句话起了作用，第二天，就去账房支钱，祥涛感到自己无法阻止弟妹的行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晴露的胆子越来越大，支取的数目也越来越多，这让父亲非常恼火。

　　有一天，父亲把祥润叫到客厅，强忍着怒火，对他说：“这个家是我说了算，从今天起，没有我的手印，任何人不得去账房支钱。”说完，父亲狠狠地看了一眼祥润。

　　1945年，小城物价飞涨，超过了1937年7月以前的4倍以上。没有钱的人无法度日，有钱的人也开始压缩开支。商人们为了上缴税收，必须更加拼命地挣钱，才能够交上8倍于1944年度的税率。这种高税率让一些小手工业商人难以维持生活，有的业主不得不关闭了店铺。战争日益升级，通货膨胀使国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天鹰”在高税额的波涛中，尽管也受到影响，但父亲还能够上缴高额的税收，还不断地向教会捐款，同时，为家乡的民兵武装捐钱，购买枪支弹药。

　　抗日战争越打越激烈，越打越明了，日本海司内部开始混乱起来。作为军事大法官的翻译，钟四爷的工作量似乎也比以前多了几倍，他通常要半夜才能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家。

　　廷硕在这家工厂干了两年科长后，被提升为经理，薪水丰厚，腰板变得更粗壮起来。本来就喜欢在女人成堆的地方甩票子的他，变得越加放肆了。他凭借自己在海外生活的辉煌经历，再加上他那堂堂的仪表，无论他走到哪里，身边都会有不少女人伴随左右。四爷喜欢儿子的聪明睿智，但对他的夜生活已经是“覆水不收，后悔无及”，只要他还能回家，四爷也就别无他求了。

　　桂枝在钟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早已对这个家心灰意冷，她恨不得早一天离开这里。丈夫回国，有职有钱，也让她在四奶奶面前挺直了腰杆。但她却管不了丈夫，每天夜里从丈夫身上带回家的那种刺鼻的香水味盖过了丈夫身上的酒气。她对丈夫早已没有什么感情可讲，吵嘴使双方麻痹，她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丈夫的衣兜里掏出钱来，至于他晚上跟谁在一起便不再往心里去了。

　　桂枝有了钱，在家里走路都是挺胸抬头的，出门时还要故意地猛力撞上大门。她要让四奶奶和淑青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从前的桂枝了，她要以牙还牙，让这个女人也明白，大少奶奶不再是任人摆布的儿媳妇，而是大经理的太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