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西方的政治文化中，儿童观察父辈的选举活动是获得政治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父母被视为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中间人，他们既是社会化的对象，又是社会化的主体，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继承和养成的政治观念传递给下一代。Paul Allen Beck and M Kent Jennings， Parents as Middlepersons 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 37，No 1（Feb，1975）在一个经常讨论当地政治性话题的家庭，亲子间政治倾向的传递会较为成功，子女社会化程度较高；反之，如果父母平时讨论当地政治并不频繁，其对于子女政治态度的影响程度不大，甚至造成子女对于政治毫无兴趣。在我国，省市人大会议的召开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会对未成年人产生一定的社会化效果：由于大会召开过程中，媒体环境中充斥着各类政治信息，从而有可能激发未成年人进行政治讨论和政治沟通，使其社会化的成果达到最大化，同时强化城市地域认同。然而，在我们国家，我们看到，在流动家庭中，流动儿童缺少这种社会化环境。父辈显然不是他们进行社会化的有效渠道，反之，父辈对于流入地城市冷漠或者对立的态度，也会一定程度上阻碍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也影响了他们对于城市的认同与自身社会身份的建构。
虽然房子高大，但都是洋房，我很反感这样，家乡和异乡拉开了距离，一个越来越大，一个越来越小。实际大的我却认为很小，小的我却认为很大。……父母也很是小心，对人很冷淡，几乎从来不和人好，似乎懂得了“人心难测”这话。来到这里我只好忍，但是回家的思想却日益强烈了。似乎家乡才能容忍我，而此地永远是排挤……我一次又一次地念着“四川”、“浙江”……似乎一瞬间，一个笼子罩着我，我化作一只鸟，困在了又阴又黑的笼中，渐渐地受着时光的磨洗，适应这环境……但是，“回乡”这个号召依然刻在心中。
--男，六年级，《桐乡是个笼》
原来桐乡人是那么小气，自以为了不起，还有最可恶的地方是，看不起外地人。……我们后来搬家了，搬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里住的差不多都是外地人，我还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女，七年级，《陌生的城市》
刚来时，觉得城市比农村好，其实呢？在这个城市里，对当地人来说，就是最好的了，可是对于我们外地人，空气、环境、自由却没有农村好。农村是辛苦的，但却是幸福的生活……在自己的家乡，有自己的伙伴……大家共患难，有好事，说出来一起高兴、愉快。可在这里，亲人也没有，连想走一个地方都怕。可对他们（指本地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家，是他们的家乡。
--男，七年级，《城市与乡村》
城里人就是有几个臭钱，就拽得很，所以，本地人看不起我们外地人，而我们外地人还看不起他们本地人，看谁拽！
--男，七年级，《家乡和城市》
对桐乡的感觉一般，（本地人怎么样？）一般与本地人没有交往。
--岳**，男，12岁
上述材料取自浙江桐乡浙江桐乡某农民工子弟学校一次开放性作文，可以看出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形象被流动儿童脸谱化，前者是冷漠无情的，后者则是温情善良的。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都市的孩子，敏锐地觉察到陌生人社会与流出地农村熟人社会的差异，但他们还无法理性地认识这种差异，在他们眼中，这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分殊，不是生活方式的差异，而是人格、道德水准的高下之分。一些敏感的孩子甚至误以为城市社会这种普遍的个体化和疏离是专门针对自己（外地人）的，因而对城里人产生一种敬而远之或怨恨的心理。久而久之，他们便采取了离群索居的规避策略，降低了与城市人群交往的可能性。
城里人看不起外地人，这几乎是孩子们的一个共识。但这种共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将自己预设成“城市的过客”后的习惯性的成见，并不是基于个体的亲身体验而形成的观感。正因为如此，一个六年级学生在题为《好人好事》的作文中写到自己迷路，被本地小孩送回家，结尾感叹道：“没想到本地人也这么好心，我以为所有的（本地）人都很坏呢。”另一篇作文《美啊，桐乡》，作者讲述自己在外面不小心扭伤脚，被当地一位阿姨送回家，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我想在这个大城市也是有好心人的，我又感觉这个大城市真美！”这说明城里人的“妖魔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交往，彼此陌生，是一种基于想象和误解的虚构；而这种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妨碍二者的交往，使流动人群与城市居民的距离越拉越大。
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正在逐渐增大，他们缺乏主动参入城市生活的积极性，社会距离的增大使得农民工群体自愿选择结成自己的社群网络，并以此与城市生活相隔离。郭星华、储卉娟，《从乡村到都市：融入与隔离--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载《江海学刊》，2004年第3期。流动儿童亦如此，他们都更倾向于群体内部的交往，很少与当地儿童交朋友，生活圈子相对封闭。生活圈子与城市主流人群隔离，行动上与城市人群疏远，最后使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犹如一个行色匆匆的过客。
（2） 理想与现实
来到城市社会的流动儿童，带着对往昔生活中熟人社会的记忆以及由此形成的心理预期，却愕然发现城市社会如此陌生和冷漠，这种在农村社会习得的社会认知，到了城市社会便失去滋生的土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自然会觉得难以适应。
流动儿童描写“城市人”的常用形容词是：有钱、有文化、有素质、爱干净、时髦、悠闲、懂享受。而描写“农村人”则是：热情、老实、朴素、开朗、淳朴、诚实。描写“农村人”时最先强调的是“热情”，在描写“城市人”时，则不曾涉及。流动儿童认为城市社会冷漠、孤立。
“想（去城里），城里比农村好多了，学校也好，能够安心好好学习，不过不太喜欢城里的生活，吃什么都得买，不像农村什么都自己种，而且城里不像农村全村的老老少少都认识，见面都打招呼，（在城市）还得整天防着别人，太累了。”
“不太愿意（去城里），因为害怕会觉得不适应，全都是陌生的环境，不如在自己生活的家乡那样自在，也不知道能否和新同学处得来，他们说不定还会瞧不起我，那样的话，我宁愿待在家里不去上学。而且，人生地不熟的也没有好朋友，多难受啊。”
“（以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不像现在这样的冷漠。”
流动儿童初入城市，渴望融入城市群体，进行“城市化”，但事实是无论外部反馈或内在意识都证明流动儿童并没有被完全城市化，他们中很少有人确认自己是城市人
这里所谓的外部反馈，意指流动儿童对城市社会冷漠感的认知。它来源于他们对目前生活与儿时农村社会生活经验的对比，农村社会是熟人社会，而城市社会至少在他们看来更像个“陌生人”社会。其中，城市社会以及城市居民因为自身的生活方式及交往特征的限制，很难将流动人口或外来人口添加进他们私人性的交往圈内。大多数流动儿童认为，生活中偶施帮助的城市人对他们挺好，虽然其中也有一些人并不是很和善。不过，尽管身边不少城市人对他们关爱有加，但是他们并没有觉得这些城市人是把他们当作本地人一样看待。这种关心也许充其量只是一种善意的表现，而没有上升到互尊、互信、互助、互爱，达到同群同类人的程度。
所谓内在意识，是指流动儿童认识到自身既没有类似于城市人的经济实力，也享受不到同等于城市人的社会待遇。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社会事件让他们觉得城市人与他们之间横亘着一道隐形的“柏林墙”，他们不仅感到城市人“难以近身”，还觉得两者根本就不是同一类的人。
问：你认为社会公平吗？
朱*：（毫不犹豫地回答）不公平！（为什么？）反正就觉得不公平。
杨**插话：外地人不让进本地学校，进本地学校要本地户口，歧视外地人；还有名牌服装店，都是让看上去有钱的人进去，看上去没钱的不让参观；再就是买东西，先报个虚的价格，看你是不是承受得起，等你走了，又把你叫回来，便宜卖给你。
岳**：不公平，就是警察对人不好，还有城管，我们家开饭店，有时卖水，摆在街上，他们就不准，就会没收东西。本地人这么做就没事。
张**：有的时候不公平，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不公平，本地人和外地人犯小错，警察对本地人不处理，却对外地人进行训斥、处罚；还有就是外地人办营业执照要走很多弯路，本地人就很简单，我爸爸办个证很是麻烦，后来请当地的朋友办，很快就办好了。
如果能够成为城市人，流动儿童就可以与城市人享受同等的社会待遇，这些待遇对他们来说好处远胜过坏处，然而“事不遂人愿”。“单纯的梦想”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被碰得支离破碎。正是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被区别对待时，流动儿童能够极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与城市人的不同，这让他们觉得城市人的圈子是封闭的，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眼中的“另类”。
因此，尽管他们单方面很想被城市社会友好而平等地接纳，然而城市社会有意无意中呈现出的界限感常常让他们心灰意冷。在他们的意识中，既然不被城市人群所接纳，就只能寻找其他的认同。其中一部分人觉得自己仍是善良俭朴的农民；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自己与城市人都只是更大类别的成员之一（“都是人”、“都是中国人”），在更大的群体内，他们也毫无差别；部分人找不到自我认同的归属，形成了一种“空认同”。在流动儿童身份认知的形成过程中，由于经历的是城市人的反认同（或者说不认同），而导致走向复杂混乱的他群认同。对于流动儿童来说，也许他们更多时候只知道自己“不是谁”，却很少明确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这也是流动儿童同上一辈流动人口的最大区别，两代人的身份认同已出现了不同的侧重。
（3） 老路与新路
相对于早先以两栖型或以“候鸟式”生存状态为主的流动人口我国早期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进入流入地，主要是为了寻求当地经济收入高的就业机会，在农闲时，进入城市打工，但到农忙时又返回农村。他们往返于城乡两地，在城市滞留的时间较短，不超过3到4年。独自一人在外打工，其家庭成员依旧在流出地农村生活，他们也一般不会最终选择城市作为他们最后的生活地。，我国目前的流动人口在流动的行为选择上，体现了两个新的特点：高居留意愿与家庭流动。
近年来，随着我国限制流动的社会障碍越来越少，我国目前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滞留时间较长，且越来越表现出在流入地长期生活的强烈意愿。流动越来越成为经常性行为，以致一人流动到某地，其家庭成员，配偶或子女也流动到该地。流动以家庭的方式展开，由此催生了一批城市新移民--流动儿童。
以上两个新特征，反映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国的流动人口越来越表现出与流入地相融合的趋势。在此过程中，流动人口、特别是新一代的流动儿童对于流入地的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到社会融合的效果。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家庭流动加剧，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中出现“代际流动”，同一家庭中的两代人，在受教育程度、身份认同、职业取向、生活道路等方面开始呈现两种不同的面貌。
从一项北京市的统计数据方志，《两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7年。来看，流动儿童对于老家的认同要略高于成年流动人口对老家的认同。有861％的流动儿童表示自己喜欢老家，成年流动人口中，对老家持正面印象的有823％，包括458％的成年流动人口对老家很喜欢，365％的成年流动人口对老家比较喜欢。对老家没什么感觉的成年流动人口占112%，而持有这种观点的流动儿童只有83％。成年流动人口中有65％对老家有点不喜欢或很不喜欢，这部分人口在流动儿童中只占56％。
同时，流动儿童对北京的认同程度要远远高于成年流动人口（见表26），有723%和739%的流动儿童表示对北京很喜欢，201％的流动儿童对北京比较喜欢。而成年流动人口中只有462％认为北京很好，256％认为北京比较好（见表27）。对于成年流动人口，该数字还只是判断，而非上升到情感层面，倘若比较对北京的喜欢程度，则两者之间的差距会更大。
从调查的数据可以看出，对家乡的认同与对城市的认同这两种情感，流动儿童均高于他们的父辈。这表明了流动人口的代际差别，这种差别源于两代流动人口各自不同的社会化经历，这种差别也直接导致了两代人判然有别的身份认同。
成年流动人口已经完成其融入社会所必需的社会化过程，正经历着继续社会化或终身社会化。对于他们来说，自身的身份早已明确，而与此身份相联系的学习、工作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均按照既定的模式展开。因而在成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认知中，他们对城市现实状况的认知程度更深，体验更为丰富，价值判断更为理性，在态度取向上也更加稳定。同时，成年流动人口在对城市（如北京）的认同过程中，不但以老家和农村作为其参照组，同时还以其他城市作为其认同的参考。与此相比，流动儿童在对北京进行认同时缺乏更为丰富的城市生活体验。由于大多数流动儿童尚处于其早期社会化阶段，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社会化进程还未最终完成，因而其认知能力还远不及他们的父辈。流动儿童对许多社会现象、事物的认知较为浅显单一，社会体验也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于狭小的认知区域，在作出价值判断时感性多于理性，同时在行为态度等方面情绪化的成分比较大，缺乏一定的稳定性。具体表现如下：
一方面有众多流动儿童不了解户籍的概念，调查显示，有18。9％的儿童不知道自己的户口在哪，有12。0％的流动儿童不清楚老家的概念，另外还有许多流动儿童不知道自己家附近居住的人口类型，这些都表明其认知水平较低。
另一方面，流动儿童的社会交往活动大多集中在学习或与学习相关的方面，因此其对学校的认知与对所在城市的认知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前者74。6％，后者72。7％）。社会互动完全等同于学校环境内的交往。同时，如表2-6所显示的，流动儿童在情感上更加趋向外张，对于客体的认同，“很喜欢”与“很反感”占其情感取向的主要方面；而在这方面成年流动人口则更趋向于内敛，“比较喜欢”、“比较反感”占其情感取向的主要方面。
对于北京的流动儿童来说，老家人、农村人以及城市外来人员都可能被其界定为内群体，并在其基础上形成内群体认同。流动儿童对于农村人的体验更多地由老家人的体验所构成，而对外来人员的体验则更多地由农村人的体验来构成。流动儿童对于老家人、农村人以及外来人员的认同比成年流动人口更高一点，理论上更容易形成内群体的认同。一则统计资料显示，流动儿童只同老乡或外地人交朋友的比例为35％，要略高于成年流动人口的水平。但从互动的程度来看，有一定数量的成年流动人口在北京几乎没有朋友，其比例为80％，而流动儿童中在北京几乎没有朋友的只有28％。
结合表26、表27的数据与成因分析，形成了所谓“内卷化”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现象。成年流动人口对农村的认同高，对城市的认同也高；流动儿童与其相比，对于农村的认同正在降低，而对于城市的认同正在增高。但是在对于内群体的认同上，流动儿童远远高于成年流动人口。
3 目标结构的内在冲突与行为失范
1） 目标的二元对立
流动儿童是我国社会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的儿童群体，环境的改变为流动儿童个体延展出不同的未来选择。流动儿童会对未来产生各种希望，为自己以后的努力方向设立目标。在一项针对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城市适应状况调查问卷中林文兄，《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城市适应状况研究--以南京市民工子弟学校为例》，南京师范大学。，关于“你有什么样的心愿”这一问题，只有10%的农民工子女表示没有心愿，其余的学生都积极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其中10%的学生想考上大学，还有部分学生想找一份好工作，如当职业篮球运动员，成为空军战士、警察和飞行员等等。
学生C：我也不知道将来做什么，有时想当一名医生，也不一定。但要靠自己的知识为别人做点事是肯定的。
学生F：我对于将来没有太多的想法。我想只有好好学习，才能有个好的将来。
学生G：我想考一个好大学，毕业后在公司上班，做一个白领，因为白领不太累，工作很轻松。
关于“你觉得自己将来会和大城市的人一样吗”的问题，75%的流动儿童认为会一样，还有一些学生说明了具体原因：
“一定会，只要肯努力（学习），什么都有可能。”
“会，我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换来好的生活。”
“会一样，甚至会更好。”
生活目标是个体对当前或今后一段时间人生发展和职业发展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期望。综合上述访谈材料，对于流动儿童来说，生活的主要目标集中于教育期望--个体对自己或他人所能够达到的文化程度的设想--这可以从两个问题上来测量：儿童希望获得的文凭和父母希望他们获得的文凭。
从表2-8的调查数据来看，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的教育期望不存在显着性差异，流动儿童家长与城市儿童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亦不存在显着性差异，但无论是子女还是家长，期望大学学历的比例是最高的，并且城市儿童对自己的教育期望更自由，其家长给予的自由也相对较多。
此项调查还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儿童和家长都已经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受教育程度是一个比较恒定的对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发挥重要影响的变量，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的社会地位就可能越高，这是社会的共识。取得较高的文凭，等同于拥有较好的社会资本，就会在竞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儿童和家长都意识到学习知识、获得技能、取得文凭的意义。然而，大多数流动儿童家长在城市从事的是最脏、最险、最累、最苦的工作，属于社会底层。这种艰辛的经历可能使他们意识到向上流动的重要性，但他们自身的社会资源非常有限，为了使下一代摆脱他们苦难的命运，只有通过良好的教育使下一代实现向上流动，所以流动人员对其子女的要求可能更严一些，给子女教育期望的自由度可能更小一些。
希望通过教育获得高学历进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这是流动儿童自身的愿望和理想。然而这一愿望与他们父母的教育期待并不完全一致根据调查，大多数流动人口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很高。一是流动儿童家长对子女的学习成绩存在较高的期望。流动儿童家长对子女学习成绩要求在90分以上的占347%，426%的流动儿童家长要求孩子学习成绩在80分以上，“及格就行”的占79%，对孩子没具体要求的流动儿童家长占148%。二是学历期望过于理想化。流动儿童家长满足于子女上完小学、初中的有29%（与上文数据相佐证）；希望子女高中或中专、技校毕业的有60%;高达656%的流动儿童家长希望孩子获得大学以上学历，其中希望孩子读到硕士、博士的有148%;有212%的流动儿童家长明确表示“听其自然，能上哪个就上哪个”；还有52%的流动儿童家长说自己“在这方面没有想法”。三是职业期望过于理想化。有655%的流动儿童家长希望子女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有157%的家长希望子女将来有一门手艺；35%的家长希望子女做个体户，自己当老板；还有110%的家长对孩子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选择“其他”的占43%。，这就使得流动儿童的人生理想与家长对他们的未来期待出现了分歧，流动儿童常常会面临这种分歧所带来的压力。由此将影响到他们对于未来目标的抉择。
目标的二元对立还体现在二元户籍制度下的教育过程。青少年儿童会按照自身所面临发展任务的顺序对未来进行规划，均按“受教育-从事职业-结婚”这一模式发展。凯杜克斯·劳伦斯·赖茨曼着，《当代人际交往奥秘》，邵展东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流动儿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儿童，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能够享受到的教育资源有限，意识到自身接受教育的局限性，因此面临的发展任务和发展阶段要早于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的品质以及家庭居住地点的不确定性，使他们的中学教育之路也常常不稳定。他们通常会面临是否能继续学业的问题--直接的表现就是初中毕业后的选择，要么回老家读高中或者辍学务农；要么留在城市里读中专或者打工。这是他们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必然要面对的一种窘境，也是美好的人生理想与残酷的现实状况发生的激烈碰撞。
流动儿童谋求高学历、渴望接受高等教育，渴望进入城市高中继续学业，但城市高中政策上不予接纳，家乡高中教育由于教学内容、评价体制的差异又难以衔接，于是就读城市职业技术学校便成为流动儿童继续自己人生梦想的不二选择。尽管职业技术学校并不是他们预先的目标期待，然而在理想与现实的两难抉择中，他们宁可选择降低标准留在城市，而不愿回到家乡继续求学之路。
流动儿童对于自己的目标与未来，早于同龄人就进行了思考与规划，目标积极而又美好。但是由于外部环境的种种制约，这些美好的愿景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显得遥不可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流动儿童陷入抉择的困境。
2） 价值判断的两难
目标二元对立下的流动儿童，长期处于纠结、矛盾、两难的状态中，流动儿童往往在行为中缺乏持续的、稳定的价值观引领与激励。他们的内心世界既有追求理想的亢奋，又有遭遇挫折的烦恼与失落。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认知与行为的矛盾，现代与传统的矛盾，内在与外在的矛盾，这些还将继续伴随他们的人生旅程，并对他们的人生路向产生持续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与主流价值观的偏离。
对于“长大了你想做什么”这一问题，流动儿童的回答呈现了多样化和现实性两大特征，他们对职业选择与期待可谓五光十色，这正是城市生活中价值取向多元化在其职业价值判断上的反映：为理想、为志趣、为金钱、为地位、为家庭、为自我……种种职业动机在他们尚未成型的价值体系中竞相发挥作用，不再单纯。诸如，当律师。（为什么？）钱多。为人服务，对真的穷人不收钱，对本地人多收钱还不帮他们打赢。表29更直接表现了流动儿童群体价值观同主流价值观的偏差。
依据表2-9各项数据，可以发现：在14个命题中，城市儿童有11项同主流价值观最为接近，仅有一项与主流价值观相距较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因为官方本身的态度不明朗）；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有3项同主流价值观最为接近，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非但没有一个观点与主流价值观相近，而且有多达9项与主流价值观相偏离。也就是说，城市儿童较之流动儿童，其价值观更加接近于官方所宣扬的（即主流价值观）。处于不同类型学校的流动儿童的价值观同主流价值观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差。这种偏差导致了流动儿童价值判断的“两难”：关于“学习为了什么”这一问题，流动儿童的回答五花八门。总体上有学好本领、建设祖国的愿望，认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但在具体的目标上，813%的学生却表示“学好本领，出人头地，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希望将来“完成学业，找到一份好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
其二，对社会主流人群行为取向的模仿。
对于青少年儿童而言，学校的选择，也是自身价值观得以彰显的机会。梁小雅（化名）来自河南A县一个繁华的小镇，妈妈中专院校毕业，自小雅3岁起到信阳打工，现任某酒店大堂经理，爸爸在乡政府上班，月平均家庭收入4000元，在镇上属于高收入家庭，有着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梁小雅的妈妈基于自己在城市打工的经历，深深地感到学历和知识对于一个人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梁母中专毕业时，原本有机会去念大专，但是由于当时不愿承受读书的辛苦，便早早地开始工作了。时至今日，看到城里人因为读书而获得体面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梁母十分后悔，对梁小雅学习严格要求，希望女儿不要像自己这样为生计奔波劳碌。梁母认为，“现在这个社会，有知识就是有钱”，“只要是为了学习上的事，花多少钱也值得”。
2009年夏，中考成绩公布，梁小雅成绩中等，被县一高、二高录取，可以回乡继续学业。经多方打听得知，如果交两万元的借读费，小雅也可以去信阳高中（市重点）念书。下面的访谈进行时，小雅正在为去哪所学校念书而犹豫不决。
访：你到底想去哪个学校啊？
梁：一高偏理，二高偏文。我想去二高，因为报二高可以免费，我可以用省下来的钱去北京旅游啊。
访：为什么不去信阳高中啊？
梁：上信阳高中得花钱。一年借读费一万八，还要交住宿费和学费，三年得个七八万呢。
访：钱的事不是你这个小孩子操心的。你妈妈让你上哪个学校？
梁：我妈当然让我去信阳高中了啊，我不想去，那得花多少钱啊。
梁小雅深受流出地农村环境影响，虽然渴望去条件好的学校读书，但是听到高额的费用就退缩了，尤其是这个费用相比自身日常生活的开销来讲实在是太高了，因而对上信阳高中的价值持有怀疑态度：“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在哪里上学无所谓，关键是看自己，为了上好学校花很多钱根本不值得。”
梁母出于“望女成凤”的急切心理，不断给梁小雅施压，9月份高中开学，小雅最终听从妈妈的安排去了信阳高中念书。但是小雅的接受并非基于相同的观念和态度而形成的主观认同，而是在客观环境下的被迫接受。
个体社会化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合格的社会成员，使其在社会生活中担当一定的角色。社会角色是由一定社会地位所决定的，是符合一定社会期望的行为模式。由于从小随同父母出门在外，同时流动儿童家长迫于生计，疏于对子女教导与管理，流动儿童不了解什么是父母赞许的行为模式和对他们的社会期望，他们只能转向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人（譬如兄弟姐妹和其他扩展家庭的成员，或者家庭外的同辈群体、老师等），从对这些个体或群体的观察和模仿中习得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同时，由于缺乏日常互动，繁忙的父母无法完整系统地将自己的生活知识、经验传递给子女，也无法教化子女认同父母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随着流动儿童渐渐进入青春期，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行为方式已经基本形成，他们在与父母缺乏互动的状况下通过模仿其他社会角色而内化的社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必然会与父母所认同的社会价值观产生冲突。这就造成了流动儿童价值判断的“两难”。
3） 行为取向的“依违”两可
教育规范是制约和控制学校成员个人行为合理性的重要途径。凡是与教育规范不一致、不协调甚至是冲突的行为，都是失范行为。流动儿童的价值目标较为混乱，在行为中缺乏持续的、稳定的价值观引领与激励，在是非、善恶、真伪、公私、利弊的判断上会举棋不定、手足无措，这是行为失范的典型表现。
还记得开学初第一次踏进长江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初三教室时，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男生们堂而皇之地在教室里打牌，而且还是来钱的！再看他们的发型、穿着，透露出浓重的社会青年的习气。而女生呢，虽然比男生好一点，但脸上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神情，也让我有点不知所措，事实明确地告诉我，这是一帮极为叛逆的学生，对我的工作来说，可以说是极大的挑战，我心里不禁犯起嘀咕。
我一开始是充满激情和希望过去的，学生就对我说：“老师，你不用太管我们，我们本来就不是来读书的，我们就是来混的，混个初中毕业就行了。”所以他们一般都是得过且过，对自己不负责任。我现在看他们就像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流动儿童群体，特别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群体，一直流行保罗·威利斯（Paul E.Willis）所说的“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很多高年级学生都不认同教师的权威，认为校长不过是一心赚钱的老板--“校长的车是用我们的学费和外面的捐款买来的”。不少人自愿辍学打工，有的甚至成为“街角青年”。在他们看来，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大多是无用的，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或处境，学校所宣扬的“让打工者的子女不再打工”更是无稽之谈，混日子、早恋、打架斗殴被认为是“酷”的表现--正如威利斯笔下的工人子弟追求“男子汉气概”（masculinity）一样。提及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同学时，名叫杨洋的受访者说：
他们一些人跟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的，觉得这样很酷，是老大或者怎么样。这在外地学生当中蛮多的。在长江学校（长江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时候，我们班有五十多个人，到沪城中学的有十四个人，其他的去锦绣学校（另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了，去锦绣学校的同学百分百学坏了。（男生、女生都一样吗？）男生、女生都学坏了。在那种环境下，有再好的自控能力也会染上不好的习气，女生谈恋爱，跟男生出去玩，彻夜不归，打扮很前卫，男生有时甚至会偷车、打架，偷铁这种事情都会干。……（女同学）开始跟我们有很明显的对比，化妆、成人的服装，见面都不知道说什么。
据学者调查，上海市几乎每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初中部都有类似的小“帮派”（少数成员甚至来自小学高年级）。小“帮派”成员，存在着与教育规范不一致、不协调甚至是冲突的行为，但是也存在不少符合其学生身份、维护学校班级秩序的行为。如这些“帮派”成员的班级荣誉感还很强，一般不会欺负本班的同学。如果有外班学生欺负本班同学，他们往往也会“拔刀相助”，维护班级的荣誉。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在校内外受到欺负，也有不少人请“帮派”成员出面摆平。于是不免打架滋事，让学校管理层头疼不已。这些“帮派”成员还喜欢以油嘴滑舌的方式来挑战老师的权威，譬如寻找老师的弱点或特征，背地里给老师起绰号；当老师在讲台上很严肃地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挑其中的语病而制造“笑场”；极个别的学生在受到老师批评之后，甚至还会公开宣称要报复。总体来看，分不清善恶、真伪、公私、利害，行为取向“依违”两可。
布尔迪厄认为，学校是一个专门发明出来维护、传播、灌输一个社会的文化规范的机构，它实施的是文化再生产的功能。即教育体系通过符号暴力（symbolical violence）的运作成功地实现了文化再生产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威利斯通过对反学校文化的分析，强调工人子弟在文化上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认为工人阶级文化中包含着对真实状况的模糊认识，“部分地识破”（partial penetration）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不仅仅是“虚假意识”。因此，威利斯将这一过程称为“文化生产”（culture production），以区别于强调共谋与一致的“文化再生产”。
但是，反学校文化并不是一套独立的文化，正如我们颠倒一件事物并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一样。流动儿童对学校意识形态产生“逆反心理”，由此指导失范行为，实际上就是在学校提供、认可的价值观与行为前面加一个“负号”。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流动儿童已经发展出一套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从本章的问卷调查结果以及其他掌握的资料来看，流动儿童无论就读于公办学校还是农民工子弟学校，其价值取向与城市儿童的差异其实并不大（包括对金钱、平等、正义、个人/集体、权力/权利的看法），更多时候还是趋向一致的，只不过城市儿童的价值取向更贴近主流人群的态度，而流动儿童则会表现出一定的偏离。但即便是被称为“小混混”的流动儿童，也极少公然否定社会的基本价值规范。他们只是在特定的场合有意表现一番自己的“另类”特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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