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明白，包括我也知道这至关重要，”布什答道，“我们将要着手的事情可能是空前的。”将来其他人也许会对“恒星风”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但他相信这项行动符合法律规定。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保卫美国国土的安全，“恒星风”计划势在必行。

　　谈话到此为止。布什交代手下为明天签署文件作好准备。布什批准的这份文件只有短短的几页，但“恒星风”需要提供的文件却多如牛毛。

　　根据过去几周制定的规则，每隔45 天，布什就要重新签署授权文件，而每一次特尼特的幕僚长都会下令反恐中心的分析人员撰写一份对当前威胁的评估报告，尤其是对国内威胁进行评估。这份报告要提供很多具体的情报。一开始，分析人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此进行评估。对于国家安全局的“恒星风”项目，他们一无所知。

　　在初稿完成后，特尼特的助手会在其中加上一段由阿丁顿写好的套语，对那些有能力在美国国内发动恐怖袭击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描述。

　　在这段话里，有一个句子写道，当前的形势“亟待引起政府的关注”。有鉴于此，中情局局长建议总统重新签署对国家安全局的授权，命其根据“恒星风”计划开展监视活动。随后，中情局的律师会重审这份报告，如果他们认为文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对该项目进行重新授权，他们就会将报告发回，由分析人员补充更多细节。最后，中情局局长特尼特或副局长约翰•麦克劳克林会在备忘录上签名。

　　接着，文件会被转交给司法部的法律顾问办公室。更多律师在对其中的材料进行审核后，会在备忘录后附上另一份文件，声称“已有足够事实根据表明，美国国内存在恐怖袭击的威胁，因此有必要根据《第四修正案》”请求布什继续“授权不经许可开展调查”。

　　每一次重新签署“恒星风”计划时，所有知情者都会接到保守秘密的要求。自“恒星风”计划实施之日起，布什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指出，“只有当我认为符合国家安全需要时”，白宫才会通知适当的国会成员。

　　在该项目的初期审批过程中，所有步骤都得到了严格执行，但总统的首次授权却显得过于仓促。直到布什签署以后，阿什克罗夫特才得知“恒星风”计划，并接到命令，证明这项计划符合法律规定。

　　“恒星风”计划已经是既成事实，阿什克罗夫特不得不在得知该项目的当天，匆匆证明其合法性。对于这个结论，他没有开展任何法律研究。

　　在白宫的法律顾问办公室，冈萨雷斯和阿丁顿关上了房门。“恒星风”计划已经一切就绪，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还可以把这件事告诉谁。

　　“我们能让蒂米参与此事吗？”冈萨雷斯问。如果能让弗拉尼根了解这项机密，也许会对他们大有裨益。

　　“不行，”阿丁顿回答，“总统的意思非常清楚，对于这项计划，知情者的圈子要小之又小。”

　　冈萨雷斯点了点头。“对，他的确这样说过。”显然，他们不能告诉弗拉尼根。

　　但弗拉尼根最终还是有所耳闻。阿丁顿认为，虽然他们不能向弗拉尼根和盘托出，但至少可以让他知道，这里有大事发生了。

　　“你提出的那个主意，很快就会有结果了。”阿丁顿说。

　　弗拉尼根感到十分困惑：“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是为了你好，所以我不能告诉这项计划的具体情况。”阿丁顿说。

　　他笑了笑接着说道：“他们正准备开展这个项目，到时候也许所有人都会受到株连。”

　　阿丁顿认为，弗拉尼根知道这些就够了。也许他们准备扩大国家安全

　　局的权力，但无论具体内容是什么，弗拉尼根都宁愿被蒙在鼓里。

　　布罗考穿过国家广播公司的大厅时，一名保安拦住了他。

　　“告诉你一声，你让我们检测的白色粉末是阴性的。

　　”

　　“什么白色粉末？”布罗考问。

　　“是你的助理给我们的，结果是阴性。”

　　布罗考道了声谢，继续向前走去。他得跟助理奥康纳谈谈，好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奥康纳感觉不太舒服，就像得了流感一样，并且开始出现皮疹，而负责帮他拆阅信件的年轻助理凯西•张伯伦今天也请了病假。

　　“大概是什么传染病吧。”布罗考心想。

　　10 月6 日，一架来自亚特兰大的包机在棕榈滩国际机场10R/28L 跑道徐徐降落。飞行员正向一座飞机库滑行，里面的乘客是亚特兰大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一队病理学家。他们鱼贯而出，走向停机坪。

　　10 月5 日，罗伯特•史蒂文斯死后，一名参与诊断的医生立即打电话给疾控中心，向后者通报了这个消息。接电话的是传染病病理部门的主管谢里夫•扎基。扎基及其团队认为，这有可能是炭疽病爆发，因此决定迅速飞到佛罗里达州，赶往棕榈滩县的验尸官办公室，查看史蒂文斯的解剖情况。

　　到达棕榈滩县以后，他们来到一幢县属大楼中间的解剖室里。当疾控中心的人员走进来时，验尸官正在检查另外两具尸体。他们停下手中的工作，打量着亚特兰大的这队科学家。

　　“我们是来这里帮忙的。”扎基和蔼地说道。

　　有人把史蒂文斯的尸体从停尸房的冷冻柜里搬到一个金属轮床上。这次解剖由县验尸官利萨•弗拉纳根主刀，疾控中心的人员负责检查身体器官。

　　在所有人都穿上防生化服、戴上面罩后，解剖开始。弗拉纳根切开胸口的皮肤，然后慢慢剥离。她拿起一把大剪刀，剪开了肋骨，然后把手指伸入前胸廓内，轻轻提起了史蒂文斯的肋骨。

　　一大股血液从胸腔里喷涌而出，迅速淌满了轮床，然后溅落到地面上。对于在场的病理学家来说，这种情况闻所未闻。当苏联炭疽病爆发时，扎基曾经研究过很多解剖照片，但并没有看到大量血液流出体外的情况。

　　在20 世纪，包括吸入炭疽在内的事故仅有18 次，最近一次发生在1979 年。一家生物武器工厂释放出炭疽粉尘，导致66 人死亡。直到这场灾难过去20 年后，人们才查清了他们的死因。这一次却截然不同，史蒂文斯虽然同样死于炭疽，但引发疾病的细菌却来源不明。毫无疑问，这正是恐怖分子开展大规模屠杀时所觊觎的武器。

　　大约8 个小时后，在德特里克堡的秘密实验室B-313 外，布鲁斯•艾文斯正在更换工作服，准备进入储存着致命细菌的“温室”。艾文斯是一名微生物学家，但精神却有些问题。

　　这座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陆军基地是军方研究引起传染病介质的主要地点。研究所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等级分别为3 级和4 级，即用于处理和检测最危险、最罕见的细菌、寄生虫和病毒。

　　在生物安全等级为3 级的B-313 实验室里，最危险的要数能够引起炭疽病的炭疽芽孢杆菌。但除了艾文斯以外，能够接触到这种孢子的研究人员寥寥无几。艾文斯是科学界研究细菌及其疫苗的顶尖专家。为了进行科研，他培养了大量微生物，其中一种名为RMR-1029 的细菌被放在实验室的步入式冷藏间里。

　　“9•11”袭击发生的那个星期，整个周末的晚上艾文斯都待在B-313 实验室里；而在过去3 年里，他只在周一到周五上班，这一点十分奇怪。前两个晚上，他一反常态，没有在实验本上做一条笔记，这一次也不打算留下任何字迹。

　　在过去4 个星期里，他离开工作岗位的时间大大增加，但艾文斯并没有开展任何重大实验，因此他的反常表现也无从解释。当时，工作上的问题让艾文斯深感困扰。他最近获悉，军方仅剩下最后一批炭疽疫苗。如果不再生产，这种抗毒素很快就会告罄。这对艾文斯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很快他就没有疫苗可以研究，也不能再进入B-313 实验室了。他的研究将会因此面临极大的障碍，蒙受难以弥补的损失。

　　艾文斯不堪承受如此巨大的心理压力，有时候担心自己快要疯了。他变得疑神疑鬼、耽于幻想，甚至想要使用暴力，在种种病态的折磨下，他开始周期性精神失常。艾文斯似乎明白，让他这样有心理问题的人去研究生物武器，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他曾对一名精神病医生开玩笑说，有朝一日，他也许会登上《国家询问报》的头版，标题是《研究致命炭疽的偏执狂》。

　　艾文斯告诉治疗师，他的这些问题，源于多灾多难的童年。他怀疑母亲玛丽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她动辄就对丈夫兰德尔拳脚相加，有一次她甚至以为自己打死了丈夫。艾文斯也没能逃过玛丽的毒手，她经常用磨剃刀的皮带抽打儿子。更有甚者，兰德尔对他进行了精神上的虐待，经常在公开场合出言奚落。他告诉艾文斯，他们当初想生一个女儿，所以根本就不想要他这个儿子。尽管艾文斯在高中成绩优异，但兰德尔仍然反复讥讽说他注定是个失败者。艾文斯担心，父亲的预言会变成现实。他希望到兰德尔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就读，但是遭到了拒绝。

　　艾文斯成年以后，很多人都知道他患有精神疾病。一位精神病医生诊断他为狂躁抑郁症，还有医生说他的症状属于偏执型人格障碍。无论是哪一种，艾文斯都承认，自己的确精神错乱。但可悲的是，直到出事以后他才意识到这一点。

　　在精神极度崩溃时，他拒绝与任何人沟通，有时候就连他的主治医师也不例外。他告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说，此前一年，他曾经计划到镇外看一名年轻女子踢足球。艾文斯说，如果她所在的球队输了比赛，他就会对这名女子下毒。心理咨询师虽然将此事通知了警察，但没有人对艾文斯采取任何措施。

　　成年以后，艾文斯对某些女性的迷恋让他饱受困扰。在大学期间，他想要与卡帕卡帕伽马国家女子联谊会的一个年轻女孩约会，但遭到了拒绝。这次挫折让他在随后长达40 年的时间里，一直对这个女孩怀恨在心。

　　进入研究所后，当艾文斯得知自己的一位女同事在大学时期就加入了该联谊会，时至今日仍然在其中担任顾问，他开始悄悄跟踪这位同事。在获得博士学位数年后，他通过查号服务找到了这名微生物学家的地址，并潜入其家中，在她汽车旁边的人行道上用喷漆喷下了“KGB”（克格勃）字样。在随后的几年中，虽然联谊会距离艾文斯的住处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但他多次开车来到这座大楼前，一言不发地盯上大约10 分钟，然后再驾车返回。有一次，艾文斯甚至闯入两个房间，偷走了一本用于破译仪式上训示和教诲的密码本。这个本子让他对密码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艾文斯一直对卡帕女子联谊会心怀怨恨，因此极力想要破坏其声誉。对于联谊会戏弄新人的传统，他感到十分愤慨，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所有相关的文章和书籍。1983 年，他模仿上大学时遇到的那个女孩的口吻，以她的名义给当地报社写信，对这一传统表示强烈支持。后来，报社刊登这封来信，信上附有这名女子的姓名和地址。3 周以后，当艾文斯从《今日》主持人汤姆•布罗考的节目中得知一名大学生曾经在1978 年一次戏弄新人的事件中意外身亡后，他找到了这名大学生的母亲，并给她带去了那封伪造信件的副本。由于布罗考在采访中无意提及，他的搭档简•波利也是卡帕的女子联谊会的校友，艾文斯开始把注意力转到了布罗考和波利的身上。

　　从幼年起，他的人生中就充满了无尽的隐秘和怪诞的举止。五六岁时，艾文斯突然对蒙眼用的绷带产生了奇怪的兴趣，喜欢用它们缠住毛绒动物和泰迪熊的眼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一癖好变得越发强烈，并且开始转向异性。他的电脑中存有几十张被蒙着双眼的女性照片。此外，艾文斯还用假名开设了几个邮箱，其中一个用来收发有关虐待狂的信件和订购捆绑用具和成人杂志。他开始迷恋女人的内裤，并且产生了异装癖。

　　2001 年秋，艾文斯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医生不得不将抗抑郁药氢溴酸的剂量增加了一倍，但情况却并未好转。“9•11”袭击发生后，他感到心烦意乱，但原因不在于袭击本身，而是因为这件事情激怒了他所有的同事，唯独他感到无动于衷。艾文斯感到十分孤独和焦虑，但是不愿向他人透露自己越来越严重的精神问题。很早以前，他就通过了背景调查，可以接触到这些致命的细菌，因此他认为同事们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秘密。但是，艾文斯的调查者对于他的精神病史却毫不知情。

　　当天晚上8 时许，这名精神失常、满腔怨恨的科学家换好实验服，刷卡进入了装满致命生物制剂的“温室”。

　　戴维•阿丁顿的面孔由于愤怒变得异常僵硬。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他厉声喝问，“把这些人派来我们这里，简直比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机构还要糟。”

　　美军即将对阿富汗实施轰炸，五角大楼已经选定并批准了攻击目标。但阿丁顿刚刚听说，又有一批律师被派到这里，要再次对轰炸目标进行审查。这一次被派来的是白宫的律师，而他们与军方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对于五角大楼确定的轰炸目标，白宫的法律顾问冈萨雷斯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贝林格意见相左，互不相让。阿丁顿只能满脸惊愕地摇头叹息，眼睁睁地看着一批又一批律师纸上谈兵。

　　阿丁顿从弗拉尼根那里得知，他无意中听到，对于这项任务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以及诸多照片、图表和地图的复杂程度，冈萨雷斯和贝林格深感为难。

　　在向阿丁顿转述了自己听到的消息后，弗拉尼根随即找到冈萨雷斯，警告后者说他已经趟入了一摊浑水。

　　“阿尔，你确定真的想要参与此事吗？”弗拉尼根说，“我想问你，总统的法律顾问什么时候成了战争法和战略战术专家？”

　　冈萨雷斯沉默片刻后，辩解道：“这个……我不得不参与此事，这件事情很重要。”

　　弗拉尼根立即明白，仅凭自己好言相劝，根本无法让上司转变立场。必须有人当头棒喝，才能让冈萨雷斯清醒过来。于是，他打电话向副总统的法律顾问阿丁顿求助。阿丁顿径直来到冈萨雷斯的办公室。

　　“阿尔，这简直愚蠢至极！”他说。

　　冈萨雷斯刚想张口反驳，阿丁顿立即截住了他的话头。

　　“对这件事你了解多少，阿尔？”他问，“你是哪门子的专家，凭什么让你来做决定？”

　　冈萨雷斯极力辩解，但每一次都被阿丁顿顶了回去。几天以后，阿丁顿和弗拉尼根终于将白宫的法律团队从确定轰炸目标一事中请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