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遽兴遽亡之因

　　兴秦之由

　　后人总结秦之所以统一中国的条件，多归结为地理优越、以法治国、任人唯贤、因功授爵、谋略卓越等原因。其中，地理优越、以法治国两条尤被重视。

　　前者，如贾谊引张仪语，指出秦之兴起是由于“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及至秦王嬴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终于威加四海，统一中国（11）。其后，汉代刘向论及秦始皇统一的原因，也说是由于秦“因四塞之国，据殽函之阻，跨陇蜀之饶”（12）。后代有人甚至将秦之地理环境优越的作用强调到极端，如宋人郭允蹈言：“灭六国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13）。将秦统一的原因完全归之于攻占巴蜀。

　　关于秦人因变法图强、以法治国而强盛，论说者更多，近世尤然。远者如战国末年的韩非，言“秦行商君法而富强”（14），汉代王充言“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近世如章太炎，说“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守法”；“秦皇固世受其术，其守法则非草茅搢绅所能拟已”（15）。至于当代学者于近二三十年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中所阐发的类似观点和议论，则不胜枚举，且评价益高。

　　亡秦之因

　　关于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自汉代开始便讨论不休，晁错说：

　　（秦）任不肖而信谗贼，宫室过度，嗜欲亡极。民力疲尽，赋敛不节。矜奋自贤，群臣恐谀。骄溢纵恣，不顾患祸。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僭，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16）。

　　董仲舒说：

　　（秦始皇）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狠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行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乱，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惨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17）

　　贾谊认为：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固穷而主弗收恤。（18）

　　班固指出：

　　秦王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凤适其欲也。……秦始皇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疲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疲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19）

　　主父偃说：

　　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20）

　　严安说：

　　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21）

　　汉以后，自魏晋唐宋迄于明清直至近现代，探讨秦亡原因者始终不绝。不同的人们根据自己不同的体验和需求，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这一历史过程。撇开“文革”期间那些极端荒唐偏颇的所谓观点和分析不计，总括前贤及今人的观点，可将秦亡原因概要归纳为赋税繁重、徭役无度、兵祸剧烈、穷奢极欲、刑罚酷虐、焚书坑儒、官吏残暴、废弃仁义诸条。

　　显然，一个如秦这样基础强固的庞大帝国，之所以顷刻瓦解、一朝覆灭，其原因断乎不是由于单纯的一种，而必然是因为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所以，前人及时贤的上述总结是很有道理的。无疑，它们都是导致秦帝国灭亡的原因。

　　◆文化差异的启示

　　秦文化的特征

　　倘若深入考虑，我们便会发现：无论导致秦帝国兴起和灭亡的原因，似乎都不仅限于我们上面所述及的内容。因为以上的概括归纳多属“政治解释”，它们多是政治家、政论家眼中所看到的秦兴亡的原因。而按照布罗代尔的观点，“政治行为”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与影响虽然最为直接，然而也最为短暂。相比之下，文化的作用则远为持久和深远。故不妨试问：秦之兴亡除了政治行为的原因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成因与作用更为久远的、文化意义（此处主要指行为模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等）上的深层背景？而一旦从文化的角度去观察，我们便会发现，秦文化的确有着迥异于华夏文化的诸多饶有兴味之处：

　　第一、秦国僻处西方，虽然自秦襄公起便仰慕和积极学习华夏文化，但始终被华夏诸国视为“戎狄之国”、“虎狼之国”。例如：《春秋公羊传》称秦为“夷”（22）；《春秋谷梁传》称秦为“狄”（23）；商鞅指出，秦国实行戎狄的风俗制度，父子妻室同居一处（24）；《管子》一书则称，齐桓公西征，夺取了白狄的土地，一直打到西河，“秦戎”才表示服从（25）。到了战国末年，秦与山东诸国的接触往来极为频繁，但山东诸国仍视秦为“戎虏”。如尉缭说：“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26）这种看法一直持续了很久，直到唐代，韩愈在对当时发现不久的秦国石鼓所作的《石鼓歌》中，还就此发出了“孔子西行不至秦”的感慨。以上种种，足见秦与华夏诸国文化差异之巨。

　　第二、西周以后，华夏诸国建立了以分辨嫡庶、嫡长继承为基础的宗法制度，而秦则不然。如秦襄公至秦穆公九代国君，以长子继位者仅有武公、宣公二人，且不明嫡庶。其余或为兄终弟及，或以次子，或以孙。据《公羊传》言，秦人立君不以嫡庶长幼，“惟择勇猛者立之”。此一区别意义重大。我们在后面的论述将要说明：秦与华夏诸国于文化上之其他种种区别，往往皆由此而生。

　　第三、秦之尚武传统由来已久，不但国君“择勇猛者立之”，勇士、猛士始终备受优遇。自商鞅变法以后，更惟以军功授爵，故“天下谓之‘上首功之国’”（27）。所谓“上首功”，指按照缴验斩获的首级数量计算功劳。“上首功之国”的称呼，既说明了山东诸国对秦人惟重武功的浓重恐惧，也体现了华夏民族对秦人文化上野蛮落后的深刻鄙夷。

　　第四、西周以后，华夏民族已走出神权统治的时代，以抽象的“天”取代了殷商时的人格化至上神“帝”。秦则直至春秋时期，于宗教信仰仍停留在不但比不上西周，也较商代远为落后和原始的多元神时代，祭祀着青、白、炎、黄等诸“帝”。

　　第五、在婚姻制度上，晚至春秋，秦国仍是“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保留着浓厚的群婚制特点。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后，才开始“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28）

　　第六、风俗伦理。战国时候，秦国的宣太后曾公然向韩国的使者宣讲她与丈夫的房帏之事，说：“我侍奉先王（指死去的秦惠文王）的时候，先王把大腿放在我的身上，我不堪其重；但把整个身子压在我身上，我却不感到难受。为什么呢？因为同时能感受到快乐呀。”（29）在宣太后的意思，不过是为了说明必有所获才甘愿付出。她身为一国之母，却以房事见于外交辞令，这在秦人观念中并不以为耻，在华夏诸国则为不可想像之事。这位宣太后宠爱面首魏丑夫，竟不顾一国之母的身份，宣布：“我死了之后，一定要以魏丑夫给我殉葬。”（30）想要与自己的男宠在死后仍能聚首。另一位王太后，那位鼎鼎大名的秦始皇的母亲秦庄襄王后，把面首嫪毐养于宫中，封为长信侯，并与他生了两个儿子。

　　秦人在风俗伦理观念上所表现出的与东方诸国的巨大差异，古代典籍中有很多记载。比较著名的，如《吕氏春秋》说，秦人往往以小利之故，兄弟之间不惜翻脸乃至互相残害（31）。贾谊所讲述的秦人风俗则更为具体：秦人倘若家境富有，儿子长大后便分家另过；倘若家境贫穷，儿子长大后便入赘他家。向父亲借农具，怕父亲脸上会露出施舍恩惠的样子。母亲拿了儿子的用具借用，媳妇便会讲难听的话。儿媳可以一边喂奶，一边与公公坐在一起。婆媳之间稍不愉快，便会互相对骂（32）。

　　凡此，与华夏民族之严宗法、轻神权、重伦理，重礼仪，皆大异其趣。所以，倘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去认识，便不难发掘隐藏于政治表像背后的、导致秦兴亡的深层原因。

　　“政治解释”背后的思考

　　由此，我们显然可以就秦之兴亡提出一些比纯粹的“政治解释”更为深入的问题：

　　董仲舒所谓“憎帝王之道，以贪狠为俗”，是说秦始皇违背了自古以来“得人心者得天下”、“仁者无敌”的传统价值取向与治国经邦原则。那么，秦王之所以如此，之所以“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与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之间，有着什么关系？秦始皇并非昏君，才干出众，见解超群，却敢于“嗜欲无极，赋敛不节”、“骄溢纵恣，不顾祸患”，这除了因无往不胜而滋生的盲目自信之外，是否也反映着秦人文化精神上的某种固有缺陷？秦始皇“焚书坑儒”，究竟是“逞一时之愤”的偶然行为呢？还是秦人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秦人以尚武著称于世，养成秦人尚武传统的文化渊源到底是什么？

　　再进一步提问：法家学说发源于属于“华夏文化圈”的三晋，却局促于本土；荀子三任齐之祭酒，韩非为韩之贵公子，地位不可谓低，然而均无所施展其抱负；自公孙鞅、韩非、李斯，皆西向入秦以求发展，且无不见重于秦国；其原因究竟何在？秦之变法图强晚于三晋，然其结果却远较三晋更为彻底，效果亦更为显著，这于秦与山东诸国的文化差异间，是否有着什么联系？

　　由此可以更深入地考虑：从文化的角度看，法家学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它为何发源于华夏文化圈？又何以不得志于本土？反之，秦在历史上一贯轻儒，秦昭王曾明确地对荀子说：“儒无益于人之国”（33）。那么，秦人轻儒的文化底蕴究竟是什么？换言之，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与秦人的价值观，二者有何扞格难通之处？

　　不言而喻的结论

　　将上述问题综合考察，则结论一目了然：无疑，秦人的确有着一种属于他们自己所有、发源和生长于本土、迥异于华夏诸国的独特文化精神。这种独特的文化精神，是在秦人发展的漫长历史中产生和形成的，与其族源及生存环境息息相关。不但秦人之尚武传统是这种文化精神的特定表现，秦人的轻文化、轻伦理，秦图强过程中及统一后的一系列行为，包括焚诗书、坑儒生、酷刑法、崇主术，都与这种独特文化精神的作用密不可分。故倘若仅就文化作用的意义而言，则可以说秦之兴由斯，秦之亡亦由斯。换言之。秦帝国兴亡的历史，也即是秦文化兴亡的历史。

　　由于秦祚短暂，更因年代湮远、风物演变，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当年秦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已十分陌生和遥远。正因为如此，人们或对之一无所知，或将之完全忘却。然而，它毕竟曾是中华民族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舞台上演出过虽短暂，却生动辉煌的一幕。理清和反思这一过程，将会更加丰富和充实我们对于民族历史的认识，和对于民族文化的理解。

　　本书的论述，在于说明秦人独特文化精神之产生原因、发展过程、兴衰演变，及其对于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与作用，揭示秦统一前后之政治措施与其文化特质间的内在联系，以及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出现，秦文化所暴露的固有缺陷及其衰亡的必然性。

　　这一过程的最初源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传说时代。数千年前，当秦人的祖先因生存竞争的日益激烈而不得不一步步由东方向荒野的西部迁徙，便已种下了其后兴盛发达的种子。若干世代以后，秦襄公征西戎，保西垂，秦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小戎■收，五楘梁辀，“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谁能想到：篇篇《秦风》所表现的尚武精神，既昭显着秦人未来岁月的辉煌壮丽，亦曲折预示着秦帝国最终的灭亡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