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第3节 为千年争执画句号

 

  大凡当人们“不走运”的时候,往往能够冷静地观察事物,处理问题,并克服困难,走上坦途。但是,当人们特别“走运”的时候,却又往往忘乎所以,飘飘欲仙,不能正确地判断形势,由于过分乐观,反而乐极生悲,犯下致命的错误。丘处机回到燕京后的全真教,因为发展盛极一时,特别“走运”,其首领及徒众们遂处于忘乎所以的状态之中。
  在他们看来,除了如火如荼发展的全真教之外,似乎其他的宗教派别都已经不存在了。至少,是微不足道了。特别是曾与道教并立、且势力长期凌驾于道教之上的佛教宗派,全真教徒众这时更是毫不容情,妄图一举将其兼并。
  成群结伙的全真教徒众,依恃人多势众,手执棍棒,闯入各地的寺庙,拆毁佛像,驱逐僧侣,改寺庙为道观,并将原来属于僧侣的大片田产,也强占为己有[10]。僧众们面对这群强盗般的道侣束手无策。
  全真教徒众们的“非法”活动,并没有因为已经得到极大的“实惠”而罢手,反而越来越得寸进尺。该教派的首领们,竟然想把佛教事务也归纳到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丘处机在回到燕京后,曾命其门徒王伯平等,拿着大汗所赐“金牌”,“驰跃诸州,便欲通管僧尼”[11]。由道教徒来统管佛教事务,真是前所未闻的一大奇想!自然要遭到僧众的坚决抵制。
  与此同时,全真教徒众们还企图在“理论”上也一举将实力雄厚的佛教势力击败,从而完全在三教排行中居于“老大”的地位。为此,全真教徒众们又翻出历史上的旧账,将前朝道士们所编造的一些论著,重行刊印,广为宣扬。其中,如《老子化胡经》、《十异九速论》、《道佛先后论》等,皆为道教用来充作贬抑佛教的力作。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将佛、道二教纷争的历史加以简略的回顾,以溯其源。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历魏晋南北朝而至于唐代,发展极为迅速。经过与中原文化的相互融合,已经成为不同于西土印度佛教的又一大佛教派系。此后,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与江南再次形成南北朝对抗局势,而辽、金诸帝皆尊奉佛教,而有《契丹藏》、《赵城金藏》之刊行。北方佛教的发展,并不逊于文化更为发达的江南地区。
  蒙古势力进入中原之后,统治者在支持全真教发展的同时,对于佛教的发展,也给予了同样的优待。自成吉思汗死后,由于继任诸大汗的宗教倾向时有变化,故而给各宗教派别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但是,从总的趋势来看,却是道教日渐被疏远,佛教日渐受尊宠的局面愈益明显。
  道教也是产生于汉代,虽非“舶来品”,但其势力,却未能像佛教那样迅速发展。究其原因,大概是该宗教产生之初,主要是活动在下层民众之中的缘故,而不像佛教那样,善于走“上层路线”,多得达官显宦甚至帝王的扶持。
  自魏晋以后,这种状况已有明显改变,道教开始攀附于封建贵族。到了唐宋时期,道教更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扶持。而其势力,亦日渐发展,开始和佛教相颉颃。
  除佛、道二教之外,势力最大的文化流派即属儒学。故而“三教”之中,儒为其首。以往的人们总是认为,儒学并不属于宗教的范畴之内。其实,若细细品味,它实际上正是中国不敬“鬼神”的最大宗教。
  儒学固然不曾尊奉什么“神”、“鬼”之类的偶像,但是,它所尊奉的帝王圣贤,就是一种活偶像。这实际上是威势最大的“神灵”。
  在儒家看来,帝王就是天意的代表,故而称为天子。儒家宣扬的孝道,帝王用以祭祖的太庙,士大夫们用以祭祖的家庙,与蒙古帝王信奉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祭祖的神御殿(即影堂)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儒家十分重视并用来祭祀的“社稷”之神,正是农耕民族原始宗教中动植物崇拜现象的直接延续。和蒙古、契丹等游牧民族祭祀动物、牲畜之神,如白马、苍狼等,本质上也没有什么区别。
  儒家虽然产生于东周之时,但其在思想文化界取得统治地位,却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这种“老大”的地位,一直维持到近现代,至今还对中国社会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历代的儒士们,信奉孔子之学,如同僧侣信奉各种佛典、道士信奉各种道经一样。而他们对于封建帝王的尽忠献身精神,也是和佛、道之士以身殉道的做法完全相同的。
  “三教”鼎立局面的形成,是和三教相互的激烈争斗密不可分的。历史上曾发生著名的“三武一宗”的大规模灭佛运动,就是宗教各派之间争斗的产物。特别有味道的是,在这四次“灭佛”运动中,充任主角的,居然是儒家与道家各占一半[12]。这似乎是一种巧合,但偶然之中,不也包含着必然吗!
  “三教”互争,谁都想把对方灭掉,而自己独占天下。但是,谁也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争来争去,最终还是以相互间的平衡作为结局。最有意思的是,三教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如果哪个教派的势力超过了其他两个教派,并想凌驾于其上,打破这种势力均衡状态,就会遭到其他两个教派的联手攻击,直至恢复到均衡状态为止。上述的“三武一宗”灭佛运动之所以发生,究其原因,就是由于佛教的势力发展太盛,已经超过了儒、道二教的势力,出现了打破均衡的危险,故而遭到二教的严厉反击。
  历史的发展,到了13世纪的中叶,虽然已经经历了“三武一宗”的宗教事件,但这时的全真教徒众们,由于自身发展的极盛,而忘记了“盛极必衰”的祖训,以及佛教多次被灭的教训,不思保持均衡的必要,反而做起了兼并其他二教的美梦。于是,自然要招致大祸临头,佛、儒二家被迫联手,发动大规模的灭道运动。
  是时,儒家作为“老大”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蒙古民族所固有的游牧文化带来的冲击,儒家所代表的农耕文化受到压抑,已被贬斥到“老九”的位置上[13]。而佛教由于受到战乱的影响,僧侣逃亡,寺院废毁,其势力损失也很大。唯有全真教,依靠“金牌”效应而迅速发展,其势力如日中天,确实已经凌驾于儒、佛二家之上。在这种时候,道教要来争夺“老大”的地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本来,就各派的实力而言,这时正是道教争当“老大”的最好时机。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政治局势却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全真教所无法左右的,也是对其极为不利的。
  不仅如此,就连这时蒙古统治者的更迭变化,由此带来的宗教信仰的变化,也给全真教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最糟的是,这时的全真教首领们,并没有清醒地判断形势的变化趋势,无法意识到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影响。
  这时的中原地区,历经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的经营,原有的金王朝的政治势力已被消灭,蒙古帝国的势力,已经扩张到江淮之间,对黄河流域的统治已经十分牢固。蒙古帝国这条大船,渡过激流险滩,驶入辽阔大洋,正在乘风破浪,一日千里地行进,而再也没有翻船的危险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全真教的宗教势力对于巩固蒙古帝国的统治而言,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反过来,由于全真教徒众们的“胡作非为”,却带来了诸多社会不安定因素,使统治者感到极大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时的全真教,已经不复有强大的政治势力的庇护,“金牌”效应已经消失。
  除了政治局势的变化之外,不断更迭的蒙古统治者,其个人的宗教倾向,也在不断地变化。对于这种倾向的重要影响,自然也不能忽视。成吉思汗崇奉萨满教,自不必说。窝阔台汗开始对伊斯兰教表现出更多的优待[14]。贵由汗即位后,更多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15]。海迷失后摄政时,又开始重用萨满教巫师[16]。到蒙哥汗即位,则开始对佛教有所偏爱[17]。以上诸大汗及皇后,虽各有所好,但却没有一个人对发源于中原地区的道教感兴趣。仅从这一点来看,也是全真教“气数”已尽的征兆。
  在这种各方面因素都开始朝着不利于全真教的方面发展的时候,再出来争“老大”,当然会有许多“劫难”在等待着它。而蒙古统治者要想打击全真教的势力,也不能毫无缘由,其最理想的手段,自然是要利用三教之间的纷争,然后有打有抬,给予“明断”,以主持所谓的“公道”。
  儒家这时已被排在“老九”的位置上,自然没有太多的兴趣来和实力雄厚的全真教“较劲儿”,而当时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中原的影响还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反击全真教的这一出好戏,其主角之责任,自然就落在了正在不断恢复元气的佛教宗派的首领们头上。
  道、佛之争,已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而佛教首领们,也正好借此机会,一方面进一步恢复并扩张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则是竭尽全力给予宿敌道教的势力以沉重打击,回报被其欺辱之仇。当年既有“三武一宗”的灭佛,今日自然也会有佛、儒的联手灭道。
  由于有蒙古统治者撑腰,对全真教的反击很快就拉开了序幕。丘处机死后才刚3年,就有人诬告说,该教派在为“丘神仙”所建造之灵堂处顺堂的墙壁上绘有“越轨”的图画。蒙古政府不容分辩,立刻将全真教掌门人尹志平逮捕[18]。后由副掌门李志常代为入狱,不久其事乃得平息。这已经给全真教敲响了警钟,但是,其道众们仍不加收敛,还在肆意胡为。
  到了蒙哥汗即位后,佛教已经深得众多蒙古权贵的尊宠,于是公开发动大规模反攻。少林寺长老裕公首先发难,通过宗王阿里不哥(蒙哥汗之幼弟)向蒙廷状告全真教的种种不法行为。于是,蒙哥汗遂将佛、道二教的头面人物一齐召到都城和林(今蒙古共和国哈拉和林),予以勘问。
  在和林皇宫万安阁下,佛教首领们第一次对全真教进行大清算。首先,是拿出由全真教徒们编绘的《八十一化图》,以辨其真伪。少林裕公深明此中的要害,当即给道士们扣上了一顶大帽子,称其“欺负国家,敢为不轨”。又称“道士欺谩朝廷辽远,倚着钱财壮盛,广买臣下,取媚人情”[19]。并将全真教迫害、欺辱佛教僧众、强占寺院及寺院所属财产等种种劣行一一罗列,要求毁去《八十一化图》之雕版,退还强占的寺院、寺产等。
  面对佛教的大举反攻倒算,全真教的掌门人李志常竟然毫无准备,或是无言对答,或是推说不知,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即使如此,佛教僧众仍不罢手,又找到当时负责主管中原事务的宗王忽必烈(即元世祖),再次状告全真教。于是,忽必烈将全真教代掌门人张志敬召来,痛打一顿,“头面流血,全无愧耻”。并且强迫全真教将所占寺院退还给僧侣。这时的全真教,已是节节败退。
  到宪宗六年(1256年),众佛教高僧齐集蒙都和林,准备对全真教发动更猛烈的进攻。但是,全真教领袖们既没有勇气前往应战,也没有能力约束道众的胡作非为,而是采取退避三舍的方法,企图拖延时间,使争端不了了之。但是,全真教的退让并没有换来佛教界的谅解,在众高僧的一再逼迫下,全真教已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只得摆开阵势,正面应战。
  宪宗八年(1258年),在负责中原事务的宗王忽必烈主持下,佛、道二教出动全部的精英,合计500余人[20],会集到王邸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展开大决战。而儒家方面,也出动大批人物,以仲裁者的身份参加进来[21]。三教汇集,一争雄长。
  至于争论的焦点,自然还是三个老问题。第一个即是盛传于世的道经的真伪问题。这个问题确实至关重要。自从西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作有《老子化胡经》以来,三教之始祖,谁为“老大”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近千年,仍是未见分晓。全真教道士们抓住这一问题不放手,大加发挥,并绘出《八十一化图》,广为刊布,宣扬道教之始祖老子既为孔子之师,又是释迦之祖。所谓“周公屈膝于床前,孔子厥角于座下。灭三教而独显,超千圣以居尊”[22]。其要害,正是要争当“老大”。
  对于三教之中,谁当“老大”这个问题,儒、佛二教身处其间,自然认为至关重要,必须百般争辩,以斥道教之妄。而对这个问题,蒙古统治者们其实并不在意,因为他们已经是整个社会的“老大”。但是,最使他们忌讳的,则是所谓的“化胡”二字。
  老子出关,西行印度,其地之民众皆被视为“胡人”,而世居漠北的蒙古民众,在中原百姓的眼中,自然也是“胡人”。现在,这些“胡人”入主了中原,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不得不融合在一起。那么,就必然要出现一个谁同化谁的问题。究竟是中原文化把蒙古人所同化,即“化胡”;还是蒙古人把中原民众所同化,即“胡化”。若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就严重得多了。
  蒙古统治者所忌讳的,自然是“化胡”。而需要大力提倡的,又正好是与之相反的“胡化”。故而,这已经不仅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也不仅是文化交流的问题,当然,也不仅是风俗变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蒙古政权能否在中原站住脚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蒙古统治者看来,才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化胡”问题的奥秘,其间的利害关系,僧众们是心中有数的。所以,当他们把这个问题公开提出之后,就已经知道,在蒙古统治者的心目中,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对“化胡”之说的全盘否定。佛教僧众在这场争斗中,已是稳操胜券。
  既然在这个争“老大”的关键问题上,道教已经受到“化胡”之忌的牵累,而注定要失败,那么,剩下的两个问题,即对寺院及财产的争执,也就变得无关痛痒了。在经过多次争辩之后,身为仲裁者的名儒姚枢,实际上是代表了蒙古统治者的旨意,当庭宣布,结果为佛家胜而道家败。
  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接下来的,则是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统治者对全真教的大肆迫害。包括《老子化胡经》在内的数十种道教典籍,被勒令销毁。全真教道众居住的近500处道观被下令移交给佛教僧众。特别是代表全真教参加大辩论的17名道教精英人物,皆被强行押往寺院,剃发为僧,然后分散关押到各寺中监禁。“其落发道士,遍散诸寺,无一逃失。若去了者,与贼同罪。”[23]
  经过这次佛、道两家的大辩论,历时千年的争执,终于被人为地画上了一个句号。而随着句号的画定,全真教的势力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而“老大”的位子,则被蒙古统治者所尊奉的佛教一派所夺去,并一直维系到元朝末年,始终没有再出现变更。
  自古以来,佛、道之间的纷争,往往需要由统治者来出面加以干预。这时,统治者个人的宗教倾向,往往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全真教与佛教的争执,因为处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故而也就表现出特殊的意义。它已经不是单纯的宗教之争,而是掺和了政治、民族等各种复杂因素在内的重大社会争执。
  其结果,实力雄厚的道教居然败给了势力相对较弱的佛教,就很能说明问题。这种胜负,是早已注定的了。全真教不过是被迫充当了悲剧的角色而已。
  当然,这幕悲剧还没有完全结束,由于全真教徒众对于佛教不肯服输,俟机寻求报复,而对于社会发展的现实又执迷不悟,缺乏清醒的认识,遂导致了更加悲惨的一幕又来重演,而其尾声,还要再拖到20余年之后。
最新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发表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