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世纪的上半叶，继两晋时期“五胡”内徙的纷乱之后，中国再次出现了多个政权大混战的局面。北面新崛起的蒙古帝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动大军，向中原发动攻略，其铁骑已经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北的辽阔大地，中原重镇，大半入其控制之中。

　　原有的金王朝，一方面，要竭力抵御蒙古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又要同时对付南边的宋朝和西边的西夏王朝。已是四面楚歌，朝不保夕了。但是，它的垂死挣扎，也足以对相邻各国构成一定的威胁。

　　立足江南的宋王朝，这时乘金朝之危，举兵连年北伐，为收复从祖先手中丧失的领土而努力。而往日对金、宋两国俯首称臣的西夏王朝，也来趁火打劫，出兵四处攻略，使原本已经纷乱不堪的中原大地变得更加混乱。

　　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中，西夏王朝因其实力所限，最多不过充当一个配角而已。南宋王朝幅员辽阔，财物富庶，自认为是个主角，故而在纷争中格外卖力。金王朝四面受敌，成为众矢之的，被迫扮演一个悲剧角色。而这场戏的真正主角，只有由军力强盛的蒙古帝国出任。因为人类的历史早已用血和火多次写出了“强者生存，弱者灭亡”的铁的定律。

　　当年隐居在昆俞山修行的丘处机，大概在“冷眼看世界”的过程中，对于时势的发展，已经悟出其先机。故而既不应金卫绍王之邀，也不受宋宁宗之请，而当成吉思汗一旦遣使来召，随即出山。在如此混乱的政争之中，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就能够如此迅速、准确地判断局势，并抓住机遇，这不能不令人佩服“丘神仙”所具有的洞察力和灵敏的政治嗅觉。

　　虽说丘处机冒险西行，又冒险禀报自己并没有长生之仙药，但结果却证明了他的冒险是值得的。当从西域返回中原的时候，即使用“身价倍增”这个词，大概也不足以形容他政治地位的急遽升腾。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成吉思汗赐给他一面表示无上权力的“金牌”［1］。

　　手中握有大汗亲赐的“金牌”，也就如同圣旨在手，要想有所作为，自然会得到各地蒙古官吏的大力支持。在王重阳的七大弟子中，既然只有丘真人冒险西行，而又得到了代表无上权力的“金牌”，那么，弘扬全真教的重担，自然也就落到了他的肩上。

　　要想弘扬一个新创立的教派，又谈何容易！但是，只要能抓住机遇，还是大有可为的。丘处机正像当年抓住了西行的机遇一样，再次抓住了弘扬该教派的机遇。首先，他利用成吉思汗赐给他的“金牌”，所谓“拉大旗做虎皮”，令其门徒遍行州郡，广建道观［2］，宣传全真教的宗旨，除了招引世俗百姓加入该教派，还将那些原无宗派的游方道人拉入全真教。由此徒众日增，声势愈大，遍及中原。

　　其次，是他注意培养得力弟子，为弘扬该教而出力。如随同他西行的尹志平、李志常、潘德冲等18弟子，大多都颇具才干［3］，及至丘处机死后，仍能挑起大梁，继续活动，使全真教的发展并没有因为“七真”的逝世而受到影响，反而愈加兴盛，大有青出于蓝之势。

　　在丘处机及其弟子们大力弘扬全真教的过程中，广大百姓纷起响应，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这时的中原大地上，烽烟四起，百姓们受难最重。原有的社会秩序突然被打乱了，维持正常生活的社会生产也被迫中断了。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转眼之间，大批自由农民都被入侵的蒙古军队掠为奴隶，稍有反抗，无论老幼，皆遭屠戮［4］。已经没有人出面为众百姓做主了！

　　这些世代安分耕作的农民，只希望有个圣明的皇帝，有些清廉的官吏，能够维持正常的社会生产，家给人足，也就很满意了。但是，却突然遭此战乱横祸，家破人亡。不要说“庸君”，就是昏君也不可得，他们还能依靠谁呢？

　　少数地方豪强结伙割据，占山为王，扎寨为营。不管你姓金、姓宋，还是姓蒙，有奶就是娘。或是向南以投靠宋朝，或是向北以投靠蒙古，或是就地接受金朝的册封，或是左右摇摆不定［5］。只要能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但是，更多的广大百姓，又能怎样呢？

　　在这多灾多难的时候，众百姓们就像久旱的干柴，忽然遇到了全真教这颗“火种”，自然会迅速引起熊熊大火，并发展成为燎原之势。这种情况，大概是成吉思汗、丘处机等大人物们所始料不及的。至于这种势头将会向哪个方面发展，又能发展成什么样子，更是令人难以预料。

　　为了表示对丘处机的尊崇，为了给全真教的发展提供方便，成吉思汗在丘处机东归之后，又特颁布数道诏书。其一，为免除其赋税、徭役等负担。文曰：“皇帝圣旨道与诸处官员每：丘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逐日念诵经文告天底人每，与皇帝祝寿万万岁者。所据大小差发税赋，都教休着者。据丘神仙底应系出家门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赋税者。……”此为太祖十八年（1223年）三月所颁圣旨。

　　其二，为令其统管天下道教之事。文曰：“宣差阿里鲜面奉成吉思汗皇帝圣旨：丘神仙奏知来底公事是也煞好。我前时已有圣旨文字与你来，教你天下应有底出家善人都管着者，好底歹底，丘神仙你便理会，只你识者，奉列如此。”此为同年九月所颁布者［6］。

　　成吉思汗的诏书，为全真教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在丘处机回到燕京后，“建长春宫，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门下”［7］。一方面，是众多求入道者云集到燕京，投在全真教门下。另一方面，丘处机的众弟子又出游四方，大力宣扬其教，广收门徒，“厥后学者遍天下，无虑数千万人，而习他教者为衰，呜呼盛哉！”［8］全真教的发展，由此臻于极盛。

　　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对于金元之际全真教的出现及其兴起十分重视，特撰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该书指出，许多加入全真教的人士，皆因对侵入中原之蒙古帝国深表敌忾，并且不愿为其效力，故而遁入教门，以保名节。由此可以看出，被蒙古统治者优待的全真教，居然成了反抗者的庇护所，故而包含有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是时，对于入主中原的新统治者抱有敌忾之心的，不仅仅是代表知识阶层的士大夫们，而且也包括广大民众。因为蒙古铁骑的入侵，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使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此外，大批百姓沦为奴隶，失去自由。他们迫切需要起来进行反抗，但是，又没有一面共同的旗帜。

　　也正是在这时，全真教拉起了一面大旗，而成吉思汗又网开一面，凡入该教者，也就等于逃出了地狱。因此，投入该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现实的重要问题，已经成为民众改变其奴隶身份的一条捷径。

　　据《元史•丘处机传》所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9］这里所说的“为人奴者得复为良”，即指那些已被强占为奴的百姓，在加入全真教后，而重新获得了平民的身份。至于丘处机之徒弟们所持之“牒”，乃是那块成吉思汗赐给他的“金牌”。

　　由于有了“金牌”的保护，全真教的发展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又增添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也是百姓群起而投入教门的重要原因。当然，如果别的宗教派别也拥有“金牌”效力的话，那么，该教派也必然会迅速发展，出现徒众云集的盛况。

　　成吉思汗对于丘处机是否有所偏爱，不得而知。是否对全真教崇信有加，也未必见得。但是，他为什么对“丘神仙”又赐“金牌”，又颁圣旨，百般优厚礼遇呢？如前所述，一方面，是出于对道教的认识不足，不知道“丘神仙”到底有多大法术，故而采取敬而远之的办法。这是从他个人的认识角度而言。

　　另一方面，他又知道，萨满教在蒙古牧民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依此类推，也就大致可以知道全真教在中原百姓中的地位与作用。他之所以不远万里，屡次征召丘处机前来，自然也包含有利用全真教的重要社会作用这层深意。只要你丘处机肯出山前来，就等于你已经承认了我的统治。既然你承认了蒙古帝国的统治，那么，你的徒子徒孙们也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这种认同，对于尚未完全巩固在中原的统治地位的蒙古帝国而言，助益极大。

　　成吉思汗和丘处机，已经站在同一条船上了。一个是舵手，一个是乘客。没有舵手，船就不能开；没有乘客，船也不会开。而这条船就是正在激流中起伏不定的蒙古帝国。一个是要得到对方的认可，并利用其宗教势力，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效力。另一个，则是要借助于对方强大的政治实力予以庇护，以发展自己的宗教势力。究竟谁更需要谁，大概很难说清。但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利用关系，已是昭然。他们之所以能够结合的共同点，就是都不想让这条船翻掉。

　　当然，在他们相互利用的过程中，广大百姓也是有所收获的。虽然成吉思汗不会听从丘处机的劝告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仙”。但是，那些投入全真教大门的百姓，则可以多少获得一些安定。至少，也已经免去了沦为奴隶的悲惨境遇。

　　成吉思汗推崇丘神仙，鼓励全真教的发展，本意是为了借助其势力，更好地维持蒙古帝国的统治。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却出现了事与愿违的情况。由于全真教的迅速发展，急剧扩张，反而随之带来了不安定的社会因素。那些早已对蒙古帝国怀有敌忾之心的百姓，分散在各处，尚不足以构成威胁，一旦成帮结伙地加入全真教，并借着全真教的名义而“胡作非为”，挑动社会矛盾，使之激化，争端四起。而成帮结伙的汉人集团的存在，并且这种集团的活动又令人难以控制，遂使蒙古统治者即刻感到了严重的威胁。

　　这种情况，是蒙古统治者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也是蒙古统治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当然，它还只不过是“金牌”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效应的一种表现。而社会矛盾的激化，不同民族间的相互敌视，自从蒙古铁骑侵入中原，就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同时，它又是通过多种现象表露出来的。而其中最明显的现象之一，就是宗教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