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通百姓到政府官员，从文人墨客到巨商豪门， 从贫寒的贩夫走卒到良田千顷的富人，都有一种对游侠近乎崇拜的心态。认识游侠，也就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了解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

　　一场耗尽元阳的长达七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那些曾经遍布郊野城郭中的遗骸被不断掩埋，旧坟新墓比邻相望，残垣断壁时可见及，但每一个活下来的人毕竟可以在精疲力竭后长舒一口气了。这就是我们从现存汉代资料中想象的公元前202年初中国的一个景象。

　　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的二月甲午日，意满志得的汉王刘邦在定陶汜水北岸登基称帝。尽管血色征尘衬印着多少有些寒碜的登基典礼，但却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汉王朝的诞生。

　　此前稍早一些日子，是一出英雄末路悲剧的落幕。悍勇刚烈却无谋少略的西楚霸王项羽，在丘陵起伏的垓下挥泪诀别爱姬，率八百余名壮士突围，行至乌江岸边终于没能摆脱紧追不舍的密密麻麻的汉军将士。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拼杀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一代英雄自刎而死。项王败亡后，华夏土地上便再也没有人能与刘邦相抗衡了，七年内战由此划上了句号。

　　也是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与项羽之死和刘邦建立汉家江山有关的一个历史事件。项羽麾下有一位名叫季布的“为气任侠”的将军，在楚汉相争的年代里，他屡屡把刘邦打得狼狈不堪。项羽败死之后，刘邦恨意犹在，他以当时最高的赏格——一千斤黄金捕捉季布，并通令天下：胆敢藏匿季布，要受“罪及三族”严厉惩罚！［1］季布东躲西藏，最后决定去鲁地一位叫朱家的侠者家中为奴避祸。朱家一眼就看出了季布的真实身份，毫不犹豫收留了这位处境窘迫的项羽部将，让他负责农作，并告诫其子：农活要听此奴安排，要和他一同吃饭。随后，朱家冒着生命危险乘车赶赴洛阳，请刘邦少时好友汝阴侯夏侯婴为季布说项。朱家语辞恳切，其中有一句话足以打动当朝最高统治者：如今皇上刚刚取得天下，就以一己之私怨捕捉一个人，是不是想让天下人都晓得皇上的心胸狭窄啊？夏侯婴把朱家的话讲给刘邦，皇帝觉得很有道理，立即下令赦免季布。［2］这样，季布在朱家，度过一段时间不长的名为奴仆实为贵宾的平静生活后，很快成为汉中央政府的一名郎中官。［3］

　　这个历史事件给司马迁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他不仅在《史记•季布传》中用富有感染力的笔调，描述了这个故事的本末，还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把朱家作为汉兴以来的第一位名侠加以赞扬，说朱家的行为虽然常常触犯法律，但却举止仗义，行为廉洁，懂得礼让，十分值得称道。的确如此，与曾是季布同僚，同样为刘邦所忌恨，先为韩信所收留，后又被韩信为保全自己而逼迫自杀的楚将钟离昧相比，季布真是好运气，朱家的英雄本色也更为熠熠闪光。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能找到不顾己危、济人解难的事件或传说，但人们却不难发现它们与西汉前期同类故事的某些区别。朱家的事迹不是个别的，在当时和以后，有许多朱家式的人物不断出现，他们被时人称为“侠”或“游侠”。季布在投奔朱家之前，就曾被淮阳侠士周氏所容留。太史公对游侠溢漾于字里行间的赞颂同样也不是偶然的，这是这一时代价值观念和社会舆论的主流。总之，游侠现象和对这一现象的肯定性评价，构成了西汉前期社会风貌的一曲最具时代感的双重奏。仰慕，同情，信任，爱戴……对游侠群体的这些正面情绪，弥漫于整个社会中——从普通百姓到政府官员，从文人墨客到巨商豪门，从贫寒的贩夫走卒到良田千顷的富人，都有一种对游侠近乎崇拜的心态。朱家为人排忧解难，关东（泛指函谷关以东今河南、山东、河北、山西一带）广大地区的人们都眼巴巴地盼望着结识他。被朱家搭救过的季布，也曾是一位“为气任侠”的侠士，早年因此受到项羽的器重。在汉任职后，侠性不改，他的家乡楚地流传着这样一条民谣：“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4］很快，这个谣谚便传播到周围地区，季布因之名动天下。季布之弟季心也与乃兄一样喜好任侠，在关中周围方圆几千里有很大的号召力，人们争着为他效尽死命。［5］上面提到的刘邦赦免季布，自然有其政治策略上的考虑，但也可能包含对朱家、季布行为的赞赏成分。［6］文、景时期，洛阳大侠剧孟不但在民间享有盛誉，而且声闻朝廷，吴楚七国叛乱，率汉军平叛的太尉周亚夫请到剧孟后，喜出望外道：吴、楚叛乱却不找剧孟，我知道他们不会有大的作为了。［7］“众庶荣其（指游侠）名迹，觊而慕之。”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用短短十个字，浓缩了这个时期的世风和人情。

　　然而，正是这位班固十分尖锐地抨击了他的前辈司马迁对游侠的颂扬。在班固的眼中，游侠是一群作奸犯科、行为暴戾的亡命之徒，是维系国家纲纪礼法的死敌，是社会安定的可怕的破坏者。因此，一篇《史记•游侠列传》乃是贬低贤人褒奖奸雄“是非颇谬于圣人”的不祥文字。［8］从表面上看，为了否定司马迁的见解，消解其影响，班固试图把《汉书•游侠传》写成一篇与《史记》的主旨和格调针锋相对的作品，但在对游侠的重视上，班固与司马迁却异曲同工，或者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讨论。不过，几乎所有的后世评论家都更看重班、马之间的差异，他们在比照这两部表面上看来义趣相左的作品时也难以断定孰优孰劣。近世国学大师章太炎曾不无困惑地写道：“史公重视游侠，其所描写，皆虎虎有生气；班氏反之谓之乱世奸雄，其言实亦有理。是故《史》、《汉》之优劣，未可轻易下断语也。”［9］其实，无论在章氏之前，还是在其后；无论是历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还是普通百姓，人们对游侠的看法一直错落参差，或褒或贬，有扬有抑。这种情形表明游侠现象在汉代乃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性与复杂性。换句话说，认识游侠，也就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了解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

　　概括地说，在游侠出现之后，就存在着对其形象和历史的不断重建，存在着三种意义上的历史想象。其一，政治性想象。这种想象多出现在动荡岁月，想象者多将游侠看作具有优秀品质的勇敢力量，因而在其所塑造出的游侠形象充满了积极性，进而夸大游侠的作用，使游侠具有了理想主义色彩。这种想象在鼓舞人心，弘扬民族精神方面曾发挥过作用，但由于它忽视了对游侠的全面说明，很难对游侠进行准确的历史定位。如章太炎不仅认为“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而且说游侠“当乱世则辅民，当治世则辅法”，［10］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其二，艺术化想象。这种想象多出现在文人笔下，想象者不仅强调了游侠仗义疏财、扶危济难的英雄品质，且多将游侠作为身怀绝技、武勇过人的神奇人物，使游侠具有了浪漫主义色彩。从盛唐的咏侠诗，到明清的侠义小说如《水浒》、《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以至以平江不肖生、宫白羽等为代表的旧派武侠小说和以金庸、梁羽生等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走的即是这一路径。这种想象可以造成阅读中的愉悦，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成为成年人的童话，却同样不能准确地揭示游侠的发生和演变。其三，学术性的想象。这种想象把游侠放置在学理的框架中进行考察，它没有政治性想象激发出的鼓动性，没有艺术化想象提供的“美感”，却最逼近游侠的真实原貌。本书立足之点在于学理分析。

　　在观察汉代游侠活动之前，应该追溯这个阶层的诞生。

　　关于游侠的产生，是一个能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文化话题。据统计，现代学界关于侠的起源有七种说法，即起源于刺客、起源于战国诸子、起源于民间、起源于原始氏族遗风、起源于神话原型、起源于特殊精神气质和起源于士。［11］这些看法的依据各有侧重，说服力也各有差异。

　　（1）起源于刺客说的依据是战国后期，随着游民崛起和国士失位，游民中的游士即刺客流落民间，他们自觉地吸收了儒、墨、道、纵横诸家思想的某些成分，继承了古代氏族遗风中互助精神，成为游侠的直接源头。［12］

　　（2）起源于诸子说包括起源于儒家、起源于墨家和起源于纵横家。其中，起源于儒家的依据是孔子提倡尚武精神，其后学漆雕氏之儒刚武勇直，正是游侠之祖。［13］起源于墨家的依据是，墨家兼爱和互助精神是游侠的精神，墨子钜子之徒也就是游侠。［14］起源于纵横家的依据是纵横家中鲁仲连为旗帜的策士，在纵横家衰落后，退出政坛散入民间。［15］此外，有学者强调西汉前期游侠与黄老之学的关联，其说大略谓：在汉代人看来黄老之学是“家人言”即老百姓读的书，［16］而非社会上层的书籍，这与游侠为闾里细民正相吻合。游侠本是一种传奇式的行动，出发点是任情适性，与儒、墨均有不同，而与道家主张有相合之处。［17］

　　（3）起源于民间说主张游侠的基本来源是战国社会的某些群体，平民、游民或商人组成了游侠的主干。［18］

　　（4）起源于原始遗风说的依据是，原始氏族的一个重要风俗，是氏族成员勇于承担为同族人复仇的使命，好勇轻死。这种风俗流及后世，便成为游侠产生的土壤。［19］

　　（5）起源于神话原型说主张从现象、内涵、功能等方面分析游侠形象，认为中国侠文化形成了“神性”、“人性”和“魔性”三大板块而其源头便是神话中的英雄原型。［20］

　　（6）起源于特殊精神气质说即将游侠定位于精神层面上，认为“侠”指的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气质和行为方式，［21］游侠是在大无畏英雄精神感召下，以特有的生活目标、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为纽带形成的群体。［22］

　　（7）游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文武分途之后的武士阶层，［23］这是中国和日本史学界最流行的观点。

　　（1）的合理之处在于点明了游侠与刺客的密切关联，实际上不仅在战国时代，到了汉代刺客仍是游侠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个说法的不合理性同样也很明显，游侠包括了刺客，但并不都是刺客，战国时期的“卿相之侠”如四公子流即是如此（关于“卿相之侠”的说明详后文）。因此，刺客并不是游侠的源头。（2）的合理之处在于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思想流派与游侠风格的相似点，但却存在着历史和逻辑上的致命硬伤。尚武和互助精神虽是产生侠者的文化土壤之一，却不必然造成侠者的出现。我们所见到的早期即战国时期的“卿相之侠”和民间下层的刺客，没有一人与儒、墨或纵横家有明显关联。漆雕氏之儒和墨子钜子之徒确有侠者气象，但至多表明他们具备了侠者的潜质或就是侠者，并不能证明侠者起源于儒、墨等学派。黄老之学是西汉前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家人言”不过是说它的普及程度，与闾巷细民并无关联。（3）的合理之处在于看到了侠者来源的社会性，但无论是将侠者归为平民，抑或商贾、抑或游民，都具有明显的单一性；况且，对侠者出身的描述，并不能代替对侠者来源的证明，如有的评论者所说，民间社会的平民、游民、商贾中都可能产生游侠，但不能由此反推出游侠出身于这些阶层或群体。［24］（4）的合理之处是看到了游侠的品质并不是后代才有，这个思路对于更深入地考察游侠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有积极意义的。问题在于，游侠名称的出现、游侠对社会的重大影响，何以不出现在原始氏族时期，而是出现在数千年以后的战国时期？因此用原始氏族遗风说明游侠的产生同样缺乏说服力。（5）的看法充满了想象力却缺乏坚实的历史分析基础。（6）将游侠的精神品质过分理想化，在我们后面的叙述和分析中，读者会看到无论战国时期的游侠还是汉代的游侠，不同的个体，在性格气质、道德品格以及行事方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将游侠的兴起归为社会上某些秉性独特的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7）着力于讨论社会结构的改变与游侠集团出现的历史联系，具有历史和逻辑的深度，本书作者赞同这个观点，并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沿着这一思路做更多的分析。

　　“侠”或“游侠”名称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韩非子》书中，其中的《显学》、《五蠹》和《八说》诸篇都提到了游侠。《韩非子》对游侠特征的概括是，首先，他们是一支武装的力量，所谓“侠以武犯禁”。［25］其次，他们不是国家的武装力量，而是私人的武装力量即所谓“群侠以私剑养”。［26］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他们是国家的对立面，时时瓦解着君主权威，是君权的大敌。《显学》指出：“立节参民，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八说》写道：“弃官宠交谓之有侠”，“有侠者官职旷也”，“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这些指摘都集中在君权与游侠的对立方面。

　　战国以后一些学者都对游侠也进行了考察。东汉史学家班固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周王室衰弱，各国诸侯可以违反等级，擅自决定征伐。自齐桓公、晋文公之后，诸侯国中的大夫与陪臣又左右大权混乱的局面发展到战国，为了加强自身实力，诸国之间或合纵或连横，出现了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和春申君。他们凭借自身是王公的优势，竞相作游侠之事，把有一技之长的人奉若上宾。［27］北宋文学家苏轼用富有感染力的笔调描写道：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无论是诸侯还是各国的卿相，都争先恐后豢养士人。从务实的谋士说客，到务虚的谈天说地之辈，到善击剑能抗鼎的力士，甚至鸡鸣狗盗之流，都受到他们的礼遇。享受鲜衣美食的宾客，真是数都数不过来。［28］这些说法在描绘出侠者形象的同时，也点出了游侠出现的历史环境。

　　在王权控制有序、社会尊卑等级分明的文化环境中，以武力对包括王权在内的社会传统规范发起挑战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尽管有的学者把游侠的萌芽追循到史前时代氏族成员的尚武和互助之风，但这种设想的依据却是十分薄弱的，它不能解释为何自史前以降到西周的几千年间，游侠无影无踪。尚武可以而且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只是表现为“王于兴师，修我戈矛”的为“王”、“国”的无数次征战，“互助”也仅仅是农村公社成员之间的相互援助，并没有转化为与王权或君权所拮抗的社会势力。因此，尚武并不是游侠产生的唯一因素，也不是最重要的条件。

　　从春秋中期开始，随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的剧烈动荡，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因素不断涌动呈现，我们今天观看这段历史的文字时确有目不暇接、心神旌摇之感。

　　任何一个变革的年代，都有原本平凡的社会集团迅速“当红”。“士”正是这个时期获益最大的阶层之一，它吸足了时代的养分，由地位普通而走向强大，蓬蓬勃勃地发展着。冯友兰在《原儒墨》一文中指出，先秦时期的“士”是有才能者的通称。才能包括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随机应变的能力，出众的武艺勇力，以及擅长其他技艺。［29］靠着才能，“士”从平民中分化脱颖而出，不再与农业生产为伍，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地位；靠着才能，“士”摆脱了旧有的宗法血缘束缚，走南入北，寻找有“慧眼”的主人。靠着才能，“士”在社会上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后，血缘关系、爵位名号这些昔日荣誉黯然失色，实力成为一切事业最有效的保证。各国的统治者和各国中的公卿贵族，都敏感地察觉到“士”的非同寻常，他们纷纷以优厚条件招募“士”人。“士”云集公门，肩负起繁多的职责。他们或为主人著书立说，探寻强国之道；或为主人出谋划策于密室，纵横裨阂于宫中；或奔走游说于列国，以三寸不烂之舌取征战之果，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为主人凝聚人心；或以强壮的体格和出色的武艺扈从主人，为主人铲除政敌仇人。晋国下卿栾盈为对付权臣范鞅，礼贤下“士”，许多文人力士来到他的门下。［30］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因能搏杀猛虎，而被齐景公收入宫中，号为齐国“三士”。［31］“惮用文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32］春秋时期“士”人所表现出的多姿多彩的责任，乃是“士”人文武分途的根本原因。大量的勇士在这种社会气氛中，与文士一样，搏击政治与社会旋流，建功立业。如同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长串名单―鲁庄公有壮士曹沫，齐庄公有勇士殖绰、郭最、邢蒯、贾举、卢蒲癸、王何，晋卿栾盈有力臣督戎，吴公子光交结勇士专诸、要离——他们也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生活在当时和稍后的文化精英们，在许多著述如《墨子》、《管子》以及《左传》中，都以热情洋溢的语言称赞他们是“天下之豪杰”，国家安全的保障。

　　时光很决流到了战国，战乱依旧，动荡依旧，以强凌弱依旧，新说选出依旧．现在，两种情形——“食客”阶层和“信”的观念植根人心——持续发展，终于最后完成了游侠的铸造程序。

　　由于社会分化的剧烈，由于才能被作为一种社会认可的交换物换取地位与尊重，战国社会广泛出现了被称为“食客”或“门客”的现象。春秋时养士之风，至此一转突出而具体地表现为养客之风。按照《礼记•曲礼》、《说文》以及《史记》等书的概括与描写，“食客”具有两层含义．第一以自己的能力或特长打动权贵名门，使之提供相应规格的生活条件（“食客”的语义即由此来）；第二，为权贵名门出谋献策，赴汤蹈火。在当时人看来，才能有三类。首先是文智之才。包括长于智计谋略，能言善辩。其次，是勇悍刚烈，武艺超群。最后，有一技之长，即所谓“鸡鸣狗盗之徒”。人们的社会地位显得那样的无足轻重，它仅仅是才能的附属物，“毛遂自荐”这个流传千载的成语语源，所叙述的就是战国时这类众多故事中的一例。有时低下的地位甚至成为魅力的象征。魏国门吏侯赢是“修身洁行数十年”的当世高人，他的低贱地位不仅没有让名动天下的信陵君感到轻蔑，反倒使他更添敬意。侯赢受到公侯亲往迎接并被拜为上宾的礼遇。［33］同样，不拘小节的品行也不足以撼动能力的位置，貌辨虽“为人多疵”即有不少小缺点，但却是一个有大节的奇士，齐国靖廓君所看重的正是他的奇节，于是，貌辨被安排在最好的住所，由公侯的长子亲自接待。［34］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才能与地位待遇基本上只是等值交换关系，因此门客与门客、门客与主人之间形成相对平等的关系。社会的变革不但让许多人走上了“客”的人生道路，而且为“客”的容纳者们营造了广阔的政治和社会时空。这时，秦、齐、楚、韩、赵、魏、燕七雄并立，海内诸侯已不似春秋时那般纷乱。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使各国内的贵族成为主要的养客者。在养客的贵族看来，门下人才济济，是保持已有的土地和财富、“显名于诸侯”的唯一途径。加之，各国国君所关注的是攻城略地、御敌制胜；作为王室宗亲的贵族在本国养客，吸引各国精英异才，还有助于增强本国力量。因此，他们大都对贵族养客表现得颇为宽容。一时之间，各国蓄客之风异常强劲，齐国孟尝君田文、楚国春申君黄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是当时养客最多的贵族，其门下之客成百上千，有‘四君子”之称。这样，司马迁总结的两类特色鲜明的群体开始纵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这就是“卿相之侠”和“布衣之侠”。［35］他们的出现，标志着游侠集团的正式诞生。

　　以“四君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都表现出“虚心下士”的风格，因此，许多在社会分化和动荡中，穷愁潦倒甚至犯罪在逃却具有特殊才能的人，顺理成章来到他们门下。有一次，孟尝君夜宴门客，有一人被灯光遮住，另一客以为招待的饭食有别，大怒欲走，孟尝君站起，把自己的食物端给此人看。自然，孟尝君和所有客人的饭食都是一样的。他在薛地还特意招纳逃亡的人和有罪的人。［36］信陵君以“为人仁而下士”著称一时，他从不因自己地位高贵傲慢待客，方圆几千里的士人争先恐后赶到他的门下。［37］重士甚至被推到后人难以理解的极端。平原君宠爱的美人嘲笑路上打水的跛子，这个跋者找到平原君，要求杀掉美人。平原君口中答应，心中却不以为然：这个家伙，竟然因一笑就要杀了我的美人，真是太过分了!美人不死，门客纷纷离去。平原君便断然杀了爱姬，门客们又纷纷归来。其间的奥秘被平原君的一个食客道破：“以君之不杀笑躄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38］在“四君子”的门客中，都有许多身怀武技的人。他们有勇力，擅长徒手格斗，精通剑术。平原君曾率二十名“有勇力、文武备具”的食客赴楚国求援，决心文请不成，便以武力胁迫楚王。信陵君门客中有著名力士朱亥，他在关键时锥杀魏国大将晋鄙，矫令大破秦军。［39］为国赴难是“四君子”们的又一共同品性。孟尝君曾入秦为相，但他却身在秦地心在齐，冒着生命危险，逃回故土，联络诸国，共同抗秦。［40］秦军直捣赵国国都邯郸，赵危在旦夕。平原君派出门下“敢死之士”三千人，勇陷秦阵，为保卫赵国立下头功。［41］信陵君因与魏王有隙，一度留赵不归，秦国乘机出兵攻赵。起初，信陵君尚以前嫌而怒气未消，当听到门客“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而目立天下”的劝告后，立即扬鞭飞车赶回魏国，与魏王相逢一泣泯前怨。［42］春申君先与楚太子一起勇敢地入秦为人质．并协助太子归楚。担任楚相后，他任用荀子为兰陵令，北上攻灭鲁国，联合诸侯抵御强秦，可谓为楚国尽心尽忠。正因为如此，他们存在的本身，对于凯觑国来说，就是一种威慑力量。信陵君声名鹊起，他国“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43］

　　相形之下，“布衣之侠”的情形比“卿相之侠”要复杂得多。一些侠者走入包括后者在内的王公之门，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还有相当数量的“布衣之侠”居住在城市，他们或漂无定踪，或从事被视为“低贱”的职业。这些人中一个共同特征是，虽然生活不一定富有，社会地位也往往不高，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却充满着自负与高贵的情感，自尊的品性是他们立世的支柱，也是他们行侠的前提。豫让曾先后去范氏、中行氏家中作门客，因得不到他们的尊重，断然离开二家。燕太子丹怀疑荆轲不愿入秦行刺，委婉道：“日己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竟当众怒斥太子：“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44］他们另一个共同特征是，言必信，行必果，为“知己”者轻死赴难。抽象的“知己”在不同侠者身上的具体呈现也不尽相同。有的人需要的是地位的尊宠。得到智伯尊敬的豫让，在智伯被赵襄子杀死后，长叹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我魂魄不愧矣！”他改名换姓，以漆涂身，剃须去眉，吞炭毁音，残身苦形，三番五次为智伯报仇。［45］屠者聂政是一个孝子，原本与母亲、姐姐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在官场倾轧中败北的韩国高官严仲子为求聂政出力，携金为聂母祝寿。聂大为感动：“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他许诺严仲子，一旦老母归天，便为“知己者用”。聂母去世葬毕，聂政果然立即赴韩，上演了一幕独身刺杀韩相侠累，自屠出肠身亡的悲壮历史剧。［46］荆轲放荡不羁，燕太子丹投其所好，“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荆轲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持刃涉死西行，为战国游侠留下了最后的辉煌。［47］

　　关于“信”的提出，可以在春秋时代看到它的斑斑影痕。这时，“守命共时”已被明确视作“信”的内涵。［48］“信”既是臣子对君主的一种重要的道德承诺，也是君主对臣下与百姓树立威望的标志。然而，“忠”、“礼”、“仁”、“智”、“勇”、“廉”、“贞”等道德规范与“信”的矛盾，始终困扰着春秋人的心灵。孔子把抵触“仁”、“礼”而“言必信，行必果”的做法，视作“小人们”的勾当。［49］这种困惑根源于春秋时期王权尚不够脆弱，传统的尊卑等级观念仍然支持相当一部分社会精英的内心世界。到了战国时代，随着王权的彻底式微，随着包括商品交换、财产交换、能力交换在内的宽泛意义上的“交换”行为广泛发展，成为一种影响人际关系的崭新的因素。“忠”、“礼”、“仁”、“智”、“勇”等传统道德范畴经受着这一新因素的洗刷与改造：“忠”不仅由等级来维持，更重要的是靠在实用主义支配下的心灵沟通来实现，“礼”不只是尊卑分明的纲纪和标志，它的呈现更需要淡化了宗法的彼此相知；“仁”、“智”、“勇”也不再是效忠王室的精神力量。韩非虽不无偏激但清晰明了地指出了这一变化：“轻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谓之‘勇夫’”,持剑攻杀“世尊之曰‘磏勇之士’”，“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50］“恩”的施行与这一切变化息息相关。相对于“恩”的对等物是“义”，即对“恩”的回报。而无论是“恩”还是“义”，都要通过“信”最终确定（需要指出，其时“恩，的施行和“义”的回报包括有形与无形两个方面，无形是蕴于心中，感念终生，这导致了游侠为人解难而无所取的精神）。为了报知遇之恩，为了守信立身，墨家钜子孟胜等人为阳城君守城而死；［51］缩高以生命换取国家的平安；［52］鲁仲连“义不帝秦”，蹈海而死；［53］虞卿为救解友人之难掷却相印［54］……这些世世相继的众多之人分布在诸国，生活经历各异，除墨家团体外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游侠集团，［55］但他们用自己生命唱出的绚丽之歌，给战国时期游侠的兴起，写下了一笔时代的浓重注脚。

　　游侠是战国时期出现的语词，这个称谓在后代仍被长期和广泛使用。两汉时期，又出现了一些与游侠有关的新的语词，它们是“轻侠”、“豪侠”、“健侠”、“伉侠”和“勇侠”。

　　“轻侠”一词不见《史记》，其余资料提到“轻侠”的次数分别是《汉书》6次，《汉纪》2次，《后汉书》1次，《三国志》6次。可以反映“轻侠”特征的有如下资料。《汉书•酷吏传•尹赏》云：“永始、元延间，上怠于政，贵戚骄恣，红阳长仲兄弟交通轻侠，臧匿亡命。”《汉书•游侠传•原涉》云：“涉季父为茂陵秦氏所杀，涉居谷口半岁所，自劾去官，欲报仇。谷口豪桀为杀秦氏，亡命岁余，逢赦出。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涉遂倾身与相待，人无贤不肖阗门，在所闾里尽满客。或讥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结发自修，以行丧推财礼让为名，正复仇取仇，犹不失仁义，何故遂自放纵，为轻侠之徒乎？’”《汉书•何并传》云：“阳翟轻侠赵季、李款多畜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至奸人妇女，持吏长短，从横郡中”。《汉书•酷吏传•尹赏》云：“轻薄少年恶子”，同一件事荀悦《汉纪》卷二六《孝成皇帝纪》作“轻侠少年恶子弟”。《三国志•吴书•甘宁传》注引《吴书》云：“宁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其出入，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侍从被文绣，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可以看出，所谓“轻侠”是专指那些招客杀人、藏匿亡命的侠者，他们称霸乡里，其行径每每违乱法纪。瞿同祖强调“轻侠”的“轻快”，［56］似乎有些望文生义了。

　　“豪侠”一词也不见《史记》，在其他文献中这个语词出现33次。其中，《汉书》仅4次，其余均见东汉和三国文献。反映“豪侠”特点的有如下资料。《汉书•游侠传》云：“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萭）章在城西柳市，号曰‘城西萭子夏’。为京兆尹门下督，从至殿中，侍中诸侯贵人争欲揖章，莫与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惧。其后京兆不复从也。”“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汉书•赵广汉传》云：杜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后汉书•窦融传》云：窦融“以豪侠为名”，“家长安中，出入贵戚，连结闾里豪杰”。《后汉书•马援传》马援诫子侄书云：“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三国志•魏书•王修传》云：“高密孙氏素豪侠，人客数犯法。民有相劫者，贼入孙氏，吏不能执。”可知“豪侠”是地方上有影响之人，其行径与“轻侠”略同，小异者似乎是“豪侠”的交际圈似乎更广，交往对象多是本地或其他地方的有影响的豪杰。

　　“健侠”和“伉侠”各出现1次。前者见《后汉书•董卓传》，云：董卓“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牛千余头以遗之，由是以健侠知名”。后者见《汉书•朱博传》，云：朱博“伉侠好交，随从士大夫，不避风雨。”按颜师古解释，伉侠即健侠。由上述两则故事看，“健侠”或“伉侠”强调的是侠者勇敢爽决的气质，而非其行为取向，这大概是“健侠”或“伉侠”称谓少见于史籍的原因。

　　三国魏人鱼豢《魏略》设《勇侠传》，但“勇侠”语词并非鱼豢所创。曹操《河朔寒》诗中即有“勇侠轻非”之句。［57］《魏略》久佚，残本主要见于《三国志》裴松之注中。《三国志•魏书•阎温传》裴松之注文中引录了《魏略•勇侠传》，是否就是《勇侠传》全部文字不好说。裴松之注引的《勇侠传》文本中有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4个“勇侠”，他们或行侠仗义，救护受官府通缉的要犯（孙宾硕、祝公道），或以报仇解怨为事（杨阿若），或单身救母，杀贼人近二十人（祝公道）。所谓“勇侠”强调的是勇迈的精神，这一点与“健侠”和“伉侠”有相类之处。

　　“游侠”的异名在两汉时期的情形大体如此。可以说就实质而言，“轻侠”等称谓并未超出“游侠”的基本概念，但其出现的时间却反映出汉代社会的某些变化。“轻侠”和“豪侠”所指的大都是在乡村和城市闾里有势力、有影响的人物，他们不仅在民间呼风唤雨，而且能影响地方政权，其中有的人在风云聚会的社会动荡时期，兴兵起事，成为一方领袖。“轻侠”和“豪侠”语词多出现在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这与这个时期豪族势力不断增强的历史情状是一致的。“勇侠”出现在汉末，则可能与动乱的社会现实有关——在法纪纲常荡然无存的时代，人们的生存成为最突出的问题，对“勇侠”的立名和歌颂，显示了对安全感的迫切需求。

　　在前面关于游侠起源的讨论中，我们看到有的研究者将游侠来源、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作为一个单一化的整体，这个判断是不确切的。从战国到两汉时期，游侠群体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游侠是历史的产物，更确切地说，它是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形态下的历史的产物。在西周王制时期，实行分封制度，［58］国家和社会秩序按照公、卿、大夫、士、庶人的级序排列，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属的阶层，等级分明。在这种社会结构里，士臣于大夫，大夫臣于卿，卿臣于公，而公则对周王承担贡纳和征讨等义务。周王直接统治的地域并不大，他对全国的控制，主要是通过这种形式伸展开来。这种统治方式与秦汉以后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很大不同，一个后果是社会基层被控制在大夫或卿的手中，在这种严密的等级秩序中，也就不能产生出与国家控制相对立的民间秩序。春秋战国社会的剧烈动荡，撼动并瓦解了原本严格的等级制度，从而为游侠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第二，游侠是一个庞杂的群体，他们有不同职业，有不同社会身份。［59］这个群体的外延和内涵虽有确定性，却较为模糊。游侠的行为固然不是个人行为，具有集团性质，［60］但似乎不宜夸大其内在联系的密切程度。追随汉代的著名侠者的人群，都没有形成特定的组织。在汉代资料中，只有《汉书•酷吏传•尹赏》“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以及《潜夫论•述赦》“洛阳至有主谐和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受人十万，谢客数千”，才具有一定程度组织化的影迹。但与后代帮会组织相比，仍有不小的距离。

　　有的研究者认为《汉书•游侠传》收入的西汉后期侠者风貌与《史记•游侠列传》不同，缘于班固与司马迁游侠观念的不同，［61］似乎并不妥当。司马迁虽直斥横暴豪族是“盗跖居民间者”，但他重墨浓彩记述并给予赞扬的郭解何尝没有横暴的行为。他著录于史的“卿相之侠”孟尝君因赵人讥笑他身材矮小，竟令门客“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62］楼护入《汉书•游侠传》颇受一些研究者诟病。明人茅坤认为楼护“特一乡愿耳，而班掾以附之侠，非是”。［63］而楼护拘捕友人之子吕宽更是与朱家、郭解背道而驰，后人斥之为“小人之不义者”［64］，并不过分。班固将楼护列为游侠，且没有顾忌地记述了他的非侠行为，何以如此？按照《汉书•游侠传•楼护》的描述，楼护交游广泛，“是时，王氏方盛，宾客满门，五侯争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护尽入其门，咸得其欢心。结士大夫，无所不倾，其交长者，尤见亲而敬，众以是服”；又讲信义，有“楼君卿（楼护字君卿）唇舌”之誉，“言其见信用也”；且赡养故人吕公夫妻终身。而这些都是侠行的表现。他与外戚王氏家族成员打得火热，令人联想到比他稍晚的窦融，此人“家长安中，出入贵戚，连结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65］与楼护几乎全同。瞿同祖指出：“分析一下游侠的活动即可看出，有如下行为之一种的就可以被认为是‘侠’：信守诺言，救人困厄，藏匿亡命，结交宾客并且慷慨疏财。”［66］其实，在这些之外，若还有其他劣迹，同样也可被认作游侠。就此而言班固以楼护入《游侠传》并不令人意外，反倒让我们看到游侠的群体的复杂性。

　　第三，游侠的历史脉络是变动不居的。两汉的勃兴都与游侠活动有着直接关联。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67］颇有侠者气象。袁宏写道：“高祖之兴，草创大伦，解赭衣而为将相，舍介胄而居庙堂，皆风云豪杰，屈起壮夫，非有师友渊深，可得而观，徒以气勇武功彰于天下，而任侠之风盛矣。”［68］增渊龙夫指出：秦末群雄的军事势力，与乡曲豪侠带剑立节招集徒党的状况是一致的，刘邦集团的形成过程和于此前后的豪侠势力的军事势力化的过程完全是同一的。［69］新朝末年，南阳刘氏集团的领袖们也都以任侠知名，如刘秀喜游侠，臧亡匿死，斗鸡走马；［70］刘秀长兄刘演好侠养士，性刚毅，慷慨有大节。［71］然而这两个王朝建立后，都对游侠采取了从控制到打击的过程。这是君权与地方势力对立、国家秩序和民间秩序对立的必然结果。刘秀姊湖阳公主谓刘秀：“文叔（刘秀字文叔）为白衣时，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刘秀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72］朝廷对有些事情的态度也是如此，所谓攻守之势异也。另一方面，游侠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却始终存在，君主和中央的权威没有也不能完全占据社会基层，社会基层的正常运转需要依赖地方上有势力的人维持。在这种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中，汉代的游侠有了多种出路，他们的势力与君主和政府的权威在对立中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平衡。劳榦认为汉代政府不能将游侠消灭殆尽，是因为游侠活动范围广泛，能够消灭游侠的只是少数酷吏或能吏，大部分官员只能让游侠横行。而且即使是酷吏或能吏，仅能翦除游侠中的领袖人物，而不能彻底铲除游侠。同时游侠之流往往与政治上最有势力的人相勾结。［73］这似乎只看到了历史的表象，究其根源是在于汉代国家控制社会时面临的复杂局势。进言之，在国家势力强大或游侠势力坐大时，国家对游侠打击的力度便会增强，从而使平衡的天平倾向国家一侧；当国家势力衰微或发生动荡时，游侠便会聚合起力量，以自己的秩序替代原有的国家秩序。

　　第四，顾颉刚指出：游侠“自战国以迄西汉，殆五百年”。［74］其后，有学者认为东汉王朝的主要阶段，没有相关游侠的记录，典型例证是外戚阴兴“门无游侠”。［75］东汉时期游侠阶层基本上已不再存在。范晔《后汉书》在保留了《史》、《汉》编纂篇章并新增《宦者》、《独行》、《方术》列传的同时，取消了《游侠》传，这表明范晔认为游侠在东汉时期已不复存在，没有必要为其单独列传。其根本原因在于东汉的封建社会较之西汉更为成熟，西汉的游侠阶层在封建制演变中不断同豪强地主合二为一，它原来的社会阶级基础即社会变革中的游民阶层为豪强地主的阶级基础所替代。游侠已转变为豪强地主，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游侠。［76］阴识“门无游侠”云云《资治通鉴》撰述者即已提出质疑：“西都之季，萭章、楼护、陈遵等皆侠游于贵近之门，至于此时，亦有杜保、王磐之徒。”［77］其实，持此观点学者所依靠的证据不独只是一个孤证，且表明正因为这是一个特例，因此才被史家专门著录。据我们统计东汉前期到桓帝时侠者有32人，不能说已经绝迹。这些侠者有普通百姓、豪族、官员、官宦子弟、诸侯王（参见本书附表《汉代游侠行迹略表》），范围之广与西汉无异。朝廷对游侠的打击也如西汉。［78］此外，还有一个学者注意不多的资料。《汉书•刑法志》云：“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桀之侠。”这个描述大致符合东汉前期情形，但应当看到的是，“豪桀之侠”只是侠的一部分，在经济没有恢复，土地兼并还没有完全展开时期，豪侠数量有限是合理的。而这种情况在东汉中期即得到改变。进言之，如果说东汉时期的游侠有哪些特点，那就是首先，强化了西汉后期豪族游侠发展的势头，他们在地方上的力量更为强大。如瞿同祖所说，在东汉的地方社会里，游侠仍然是一个强势集团。［79］其次，游侠的精神并没有因这个王朝“贵文”而消泯，而是向着更宽阔的空间散播。“自战国豫让、聂政、荆轲、侯嬴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慕之。其后贯高、田叔、朱家、郭解辈，徇人刻己，然诺不欺，以立名节。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徵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80］赵翼的这段分析正是的论。游侠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只要这种现实秩序的个别、具体的性质没有改变，任侠习俗和游侠的活跃，便不会在历史上绝迹”。［81］不独东汉社会存在游侠，东汉以后以至近代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游侠始终存在，无论是否使用“游侠”这个语词。至于说范晔没有在《后汉书》中为游侠立传，也不能说明范晔认为游侠在东汉不复存在，在《后汉书》中，“游侠”、“豪侠”等词语频频出现，表明范晔是肯定东汉社会有游侠的。至于他为何不为游侠立传，我同意增渊龙夫的意见，这并非意味着游侠活动的衰退，而是因为历史记载的视角固定到另一方面。［82］

　　汉代游侠的故事是一个大场景下的大故事，汉代游侠的历史是汉代历史的一个缩影，汉代游侠发展和演变的轨迹，显示了帝制早期时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