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墨子》记载，墨子还曾制止过齐国对于鲁国的战争，不过没有制止得住。仅齐国将军项子牛便先后三次率兵进犯鲁国。在此过程中，墨子的一位在齐国求仕的学生胜绰违背师训，为着自己的仕途去参与齐人对鲁国的军事行动，墨子闻知大为震怒，立即派人前往齐国断绝了与胜绰的师生关系。

　　墨子一生辛勤忙碌，其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就是奔波于各国间的弭兵活动。然而战国之世，战字当头，整个社会的运作，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战争基础上的。墨子及其弟子的这种活动，虽然仁义可嘉，却仍然属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徒劳之举，不要说墨子曾为之奔走的宋、郑、鲁等小国不久后即分别被其他大国灭掉，就是不可一世的齐、楚等大国，以后亦被秦人兼并。因而我们看待墨子的仗义行为，实在有些类似他的远祖伯夷、叔齐当年出演的那场略显悲剧色彩的活剧。这两位与墨子同姓（墨台氏）的古代孤竹国君的儿子，因为相互推让不肯继承为君，相率逃奔到周文王的麾下，不久又碰上了周武王起兵伐商的战争。两位高士不赞成兵戎之事，更不赞成以臣伐君，就拦住周武王的军队叩马而谏。周武王当然没有听从二位的规劝。伯夷、叔齐为表示抗议，一狠心跑进首阳山的丛林里，不食周粟，采蕨为生，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中。历来的人们称伯夷、叔齐为“清士”，颂扬他们为义而死，这是否与我们赞扬为义而奔走且勇于奉献的墨子具有相同的性质呢？

　　设计理想国

　　墨子的政治理想，是让贤人来统治整个世界。

　　对于“皆务为治”的战国士人来说，许多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自己的理想国，这是很自然的事。在墨子以前，孔子就已憧憬着一幅“郁郁乎文哉”的“天下有道”的美好图景：一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再则使全社会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人克制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总之是让社会成为一个以道德维系的君子国。这可以说是儒家的理想国。道家的主张以老子为代表，他那小国寡民的设计便是他的理想国：“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阵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至于法家，则以韩非的主张为代表，他设想的是一个法网森严，权力高度集中，“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专制主义的社会。

　　墨子是一位实践家，但也不乏理想主义，他用他设计木制器械的精细构思为人们设计出一幅更加动人的理想政治的图画。

　　他想，要得政令通行，首先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即是说，要“尚同”。他用自己的历史观向世人阐明其中简单的道理：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滋众，其所谓义其亦滋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能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明白这个天下之所以乱是由于没有统一意志的道理，所以人们就设立了上自天子，下至三公、诸侯及各级政长在内的统一人们意志的机构。这各级机构把人们的意见层层上达，使之最后集中于天子。天子则发布政令于天下百姓，百姓对“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由此，那上古时代人自异义所造成的种种混乱，自然便得到收拾，各种矛盾亦趋于消弭。

　　人们看得出来，这幅“尚同”的政治图画不仅是墨子对于历史进化的一种理解，也是墨子对混乱的战国社会开出的一剂救世药方。这个混乱的不统一的社会害苦了墨子这样出身下层的平民，使他们有家不得安居，有田常误农时，外出贩卖常常遇见关卡。他们向往清平的由一个天子说了算的世界。

　　人们会说，墨子赞成国家的统一，也赞成实行君主制的政体。

　　事情确乎有那么点儿意思。但墨子更主张施行的，是一个贤德的天子实行的统治，是一个各级政长都由贤者来充任的“好人政府”。

　　墨子生活的时代，已经很时兴“尚贤”的口号，各国君主也很注意在士人中选拔贤才。但是，尚未有如墨子那样，主张连天子和国君都由贤人来充当的。更为与众不同的是，他竟然主张连天子、三公、诸侯、各级政长在内的所有贤人都从社会上选举产生。他说道：

　　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已立，以天下为博大……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以为正长。

　　这样，里长便是一里的贤人，乡长是一乡的贤人，国君是国之贤人，天子则是天下的贤人，且都是大家公认或公选出来的。墨子毫不怀疑地认为，有了这批贤人做天子、三公、国君及各级政长，便可不用费力地用他们仁德的品行来同一天下之义，普天下也就自然得到安治了。

　　鉴于自己的“贱人”出身，墨子还想到应当尽量扩大被选举人的社会范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他反对由社会一部分人垄断权力，反对世袭。“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为此，博学的墨子举出了古代尚贤，特别是古代圣王举用出身微贱的下层士人并取得成功的例子：

　　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

　　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

　　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网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这几个故事涉及到了虞、夏、商、周四个朝代，其中，舜是被尧举为天子的，其他几位都被举为了“三公”。这里面最为人称道的，是舜被举为天子的故事。照墨子说，他原本躬耕于历山（传在今山东菏泽东北），又在黄河之滨制作过陶器，还在古雷夏泽（在今菏泽东北）从事过渔业，当然是一位平民百姓了。对此，我们自不必信以为实。因为按照古文献的记载，舜原本是帝颛顼的后代，他当是以颛顼部落酋长的身份接替尧担任部落联盟首领（后世亦称作“天子”）职位的。大约古代直接由氏族下层跃登为“天子”的事情是没有的，那时若干个氏族或部落结成一个大的联盟，联盟的首领在各氏族酋长中轮流产生。墨子许是把氏族酋长间相互推举联盟首领的举措当作了在普通民众中进行的普选。他这样做，不过是要给自己的理想国寻找些先例而已。

　　有了选举，墨子尚不放心于既选出来的各级政府中的管事人员是否能够始终坚持做社会的公仆。他目睹现实社会中统治阶层的腐朽，担心他们时间长了以后也由于生活的安逸奢侈而起质的变化。于是，他又想到了利用天、鬼的权威对天子及各类职事人员进行约束。他告诫天子不得为所欲为，必须“上同于天”，按天的意志行事，否则将受到天降下的各种天灾人祸的惩罚。为此，墨子似乎有意识地号召人们尊天事鬼，他要以鬼神来充当他的理想国度中的督察。

　　自然，墨子的理想国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因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一个小生产者组成的国家，也从未有过一个在选举制基础上构成的君主制政府。相反，他所倡导的一套尚贤主义却引出了战国时期的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由于墨子及其弟子的反复鼓吹，尧举舜接替自己“天子”位置的故事（包括以后不久又新演出的舜传位给另一位贤人大禹的故事）得以广泛传播。人们为这几位圣人拿着至尊的天子的位置相互让来让去的做法十分感动，并给它起一个专用名词叫“禅让”。殊不知，几位爱好虚名的列国君主竟也受到禅让说的感染，寻思着自己也要当一当那让贤的圣人。第一位兴起这个念头的是前文提到的秦孝公，当他重病在身自感不久于人世之际，曾想到过将秦国国君的位置传给能干的商鞅。其次一位是魏惠王，他对同时也是学者的相国惠施说：“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这两次让贤之举，都由于被举荐者的固辞不受而未果。最后一次付诸实践的禅让发生在燕国，那位一心想当尧圣的燕王啥先是听信了说客鹿毛寿的劝告，把燕国的大政委托给相国子之，并嘱他在自己身后接管燕国，从而使得“子之大重”。接着他又听某位说者（不知是否为墨者）的再次进言，说是过去大禹也曾推荐伯益做接班人，但却同时信任自己的儿子启，让启手下的党羽继续担任各级官吏，结果到自己年老欲传位给伯益时，启手下的党羽联合进攻伯益，将“天子”的位置从其手中夺过来，以至使得天下之人都指责禹徒有让贤的虚名。而今大王表面声言传位子之，却不知朝廷内外的官吏仍是太子的部下，这实际也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呵！决意步尧后尘的燕王啥于是将国内300石以上俸禄官吏的印信全部收回，交给子之重新任命，并让子之马上即位行南面之事，自己则告老称臣。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16年。子之即位后，由于国内没有势力基础，臣民们对于一位非王室出身的人君临他们头上感到很不习惯，国家很快就发生了动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平合谋攻打子之，“构难数月，死伤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一旁的齐国乘机起兵干涉，子之败死，燕王哙也死于战乱，燕国闹到几乎亡国的地步。

　　燕国这场动乱的肇事者是燕王哙和子之，还有那一两位向燕王进言的说客。人们怨恨他们，但尽可以不必怀疑他们善良的动机。比较起后世那些假禅让之名、行篡夺之实的野心家，他们至少显得光明磊落。尽管如此，他们给社会，也给自己造成的灾难却同样惨烈，这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的。如果要再推寻这场灾祸的舆论根源，那么，墨子所设计的理想国似乎也是难辞其咎的。

　　从“显学”到绝学

　　战国之世的学术界与社会同样充满着矛盾，存在着彼此间的分化整合。以墨子为首的好勇尚义、讲究自律、提倡清贫生活、自比于“贱人”的士人集团，自与儒门分道扬镳以来，不多几年，就发展到与儒家集团并驾齐驱的地位。战国末年的韩非描述各家学说的影响说：“世之显学，儒墨也。”与之同时的吕不韦则称道：“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又说“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

　　说孔墨弟子都那么“显荣”，固然属于夸张，因为无论是孔子还是墨子的后学，在社会上飞黄腾达的并不多见。但说墨子弟子与孔子的门徒一样地遍布于社会，墨学与孔学一样地昌盛于战国社会，则是事实。当墨子在世之时，就至少有弟子禽滑厘等300人为之服役，另一位巨子孟胜在为阳城君守城时，也有弟子185人与之同生死。孔子的后学一分为八，墨子的后学则一分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这些墨者有不少跑到南方的楚国和西方的秦国去谋发展，较之孔子学说主要局限于东方的齐鲁宋卫，其传播和影响的范围要更广大。

　　墨学之所以成为“显学”，应该与它受到下层平民的拥护有关系。好打比喻的庄子曾经讲述过一则寓言故事，可以显示儒墨二者在平民社会受到的不同待遇：郑国裘氏（地名，今地不详）地方有两兄弟，兄名叫缓，弟名叫翟。缓学儒术，而使其弟为墨。三年之后，兄弟俩在故里家中见面，谈起各自的学业。因为道术不同，马上就展开了争论。俩人各说各的道理，没想到他们的父亲听了二人的争论后，却站在弟弟一方帮助他说话。这样一直争了一年，学儒术的缓始终无法争取到父亲的支持，只好自杀身亡。

　　那时社会上不少下层出身的平民参加进士的队伍，墨者集团无疑对于这些下层出身的知识者阶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首先，参加进这个团体至少可以免交“束脩”，因为他们可以边学习边劳动，自食其力，此外还有学成出仕的墨者对于团体的资助，这使他们可以维持起码的“量腹而食”的生活水平。他们彼此团结互助，讲究平等，“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也是维系团体的武器。

　　墨子本人和孔子一样，也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这使前来这个集团求取知识和道术的士子们自觉地凝聚在他和其他巨子周围。据说墨子外出的时候，总有满载书籍的车子随他同行，以至于他的弟子都怪他不惮其繁。当世之人及后人拿他的好学讽诵与周公、孔子相比，其实他涉猎的范围，恐怕比孔子还要广泛。除《诗》、《书》及《春秋》外，还有军事技术，以及一般物理、数术、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对于步入社会学习本领以谋求个人出身的下层士人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以此，墨子门下显得人丁兴旺，连孔门也自叹弗如。

　　然而，人们怎么也不曾料想到，这个以道义自任又极富才情的墨者集团，在驰骋活跃于战国一阵子后，到了秦汉社会，却急转直下地走向没落，墨家的学说也逐渐式微，以至湮灭无闻，最终成了绝学。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统一舆论，曾听从李斯的建议，焚烧《诗》、《书》，禁止百家语，诸子学说一时皆遭禁绝。秦亡以后，继起的汉王朝致力于恢复学术，各家学派又皆恢复生机。儒学自不必言。黄老道家及刑名之学曾为汉初当政的上层人物奉为圭泉，以后历代统治者亦皆奉行“霸王道杂之”之术。魏晋士族崇尚的是老、庄。至于阴阳五行说，则杂糅进董仲舒的儒术里面，成为两千年封建社会政治学说的组成部分。其他如兵家、农家等，并皆后继有人。唯有作为先秦“显学”的墨家学说，却长期无人问津，也没有人出来效法墨子的为人。连墨子门人早先理就的《墨子》71篇，也因长期搁置，缺失散落，文字错讹，令今人阅读起来倍感吃力，要不是近世学者如孙诒让等人的整理爬梳，恐怕一般人是很难把它读通的。

　　是何原因使得墨学独自成为绝学？

　　当儒墨两家并为“显学”的时候，墨者曾经不客气地诋毁过儒学，还曾经借春秋时期的贤人晏子之口批评孔子，说“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深虑周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如是等等。以后，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孔子成为社会上下受人顶礼膜拜的圣人。是否因为墨者对孔子的不恭而受到尊孔社会的贬斥呢？

　　这自然算一个原因，但最根本的问题，恐怕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墨学本身对社会的难以适应。尽管它曾在战国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流行了一阵子。

　　早在先秦及汉初一些思想家的议论中，就已透露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庄子说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瘠陋无文），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

　　更加直言不讳的荀子说道：“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又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悬）君臣（取消君臣间的差异）”。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论说道：“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

　　先哲们所见略同，可见他们并非出于敌忾而对墨子进行苛求。分析起来，他们一则指出了墨子幻想的“兼爱”、“尚贤”主义不符合等级社会的秩序要求，一个“慢差等”，无尊卑上下之别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二则，所谓非乐、节用的主张更难与现实社会追求物质享受的步调合拍，非但统治者不能忍受“愀然忧戚”的寡淡生活，就是一般平民也不愿总过那衣粗食恶的穷日子，故言：“墨者俭而难遵”、“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其实，先哲们还没有提到墨子对于传统的“天命”论的反对。他对王公大人讲“非命”，把他们贬同普通人，却又拿天、鬼来限制他们的所作所为，这岂是上层社会能够容忍的！总之，墨者这一套理论无法适应日渐成熟的等级制社会，“其道大觳”！虽然墨者自己能够忍受这苦行僧式的生活，其奈天下何？

　　在多少有点特殊的战国社会，一来学术自由，二来统治者出于兼并战争的需要，尚有接纳具有各种才艺的士人的主动性，因而墨学和墨者集团尚能

　　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但是到了秦汉以后的大一统社会，统治者再也没有哪一家愿意养活这样一批行为古怪且专门反对他们特权地位的士人，更不愿提供给他们活动的场所，墨学便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另外，士子们亦不愿做那费力不讨好的苦行僧，墨者集团就只好走向式微了。

　　倒是日后小生产者们的秘密结社和造反的农民的纲领口号中还不时闪现出当年墨者的某些理想和主义。如清朝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的《原道醒世训》就称道：“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又倡导“天下变而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也”。乍一看，真有些墨者再世的味道。

　　然而即使是太平天国首领们的理想主义，也维持不了多久，当他们定都天京，坐上高位，便免不了要为争夺“万岁”的位子发生倾轧、内讧，以至兵戎相见，不仅在“天国”里头造起了“此疆彼界”，更不断兴起“尔吞我并之念”。从这一点上看，墨子及其后世追随者的理想追求，只好划归乌托邦一类的主义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