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以前，武后对一个道家术士的巫术很感兴趣，特准他可自由出入皇宫见她。但这是违背国家法律的，唐律规定任何人不许参与巫术“魇蛊畜毒”，这是比诅咒更为严重的“左道”犯罪，因而明文列为不能赦免的“十恶”之一大罪。早在永徽四年（653年）九月，以长孙无忌为首的高级法律官员就将修订好的《永徽律令》呈送给了高宗，并向全国颁布新法执行。麟德元年（664年），一个原先在李忠梁王府服务的宦官，向高宗报告了武后引方士郭行真进入宫禁蛊祝祈求非分之福的事情。唐高宗这时正感到自己处处受武后胁迫控制，不仅朝廷大事她要干涉，就连和宫中那些女子发生关系也不行，作为一个可以占尽天下女性的皇帝，私生活也不能合理合法的放纵一下，这样的皇帝真的太没意思了。所以高宗不堪忍受摆脱了遗老们的包围后，又受武后毫无顾忌的牵制。他认为这是甩开武后支配的一个方便借口，因而急速召来宰相、中书省侍郎上官仪“讨论”这件事。上官仪是贞观初年的进士，曾为弘文馆学士，文章写得特别漂亮，诗词创作更是绮错婉媚，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他是一般官宦家庭出身而通过科举步入政界上层的文人，担任过李忠的王府顾问，对武则天违背传统女性道德的行为看不惯。这时他看到皇帝正在气头上，将废武后为庶人，马上表示赞成，开口附和说：“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唐高宗就命令上官仪起草废黜武后的诏书。

　　武则天布置在皇帝身边的亲信，见势不妙，飞奔后宫报告。武后慌忙赶来，冲进皇帝书房见废后诏书正捏在高宗手里，她如泣如诉的申辩，竟把皇帝说得心软下来，“羞缩不忍，复待如初”。这番申诉内容史书上没有一字记载，据分析大概是夫妻私生活之间的事，因为被招引进宫的方士常常以“房中术”取悦于帝后，所以高宗像是被老婆抓住了什么理亏的事，支支吾吾地不敢与武后面对面争辩，反而宣称废黜她的计划全部是由上官仪策划的，推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可怜的上官仪本想帮皇帝一把，结果却被当场出卖了。

　　一见皇帝回心转意，武则天立即翻过手来，指使亲信臣僚诬构上官仪与原太子李忠谋反大逆。结局是简单而又不幸的，上官仪与他的儿子上官庭芝被处死，家口全部籍没，连尚在襁褓中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也随母亲一起没入掖庭宫为奴婢。年仅22岁的李忠也被赐死，这位庶出的皇帝长子，只因生在帝王之家而一生郁郁不乐，成了父皇与后母之间合好的可怜牺牲品，他本人至死大概仍莫名其妙怎样被历史捉弄的。

　　此外，首先告发武后的宦官自然被砍头，全体朝臣再次被清查，凡是有可疑联系的官员，一律被清洗贬黜或发配到边远地区。政治的倾轧是容不得半点宽厚的。

　　在夫妻矛盾摩擦风波中险些翻船的武则天，自事情平息后的20年里，再没有发生大的裂痕。两个政治人物又是一对夫妻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平衡与和谐。唐高宗又恢复了对皇后的充分信任，尤其是他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自显庆二年（657年）后他就被迫经常去各地离宫休养，据说还因中风严重一度半身不遂，视力也日益衰退，并有几次复发。患病期间治理帝国的繁重政事只好得益于武则天的果断明敏和精明才干。武则天也接受教训，积极弥合夫妻关系中的生活感情，不仅在夫君面前言行比较检点，常常以长姊似的亲切关怀着丈夫，而且不再轻易冒犯黜废大权在握的皇帝，以换来唐高宗对她至死不渝的信任和终身相伴的爱情。警觉灵敏的武皇后清楚自己和夫君是政治血管连在一起的双身人，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女人是属藤萝的，得有个攀附，妻子的命运与丈夫的沉浮是共同的，这就叫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吧。

　　二圣理政

　　正史明确记载，从显庆四年（659年）八月起，朝廷许多政事就由武则天开始参与处理，署司百官奏事上表由她详决。上官仪事件过后，她的政治权力和个人威势更是被确定无疑，上朝参政也公开化了。皇帝上朝视事时她总是坐在一旁，前面用帘子遮住，辅助甚至监视皇帝所处理的每件细务。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在他的名著《资治通鉴》里总结说：“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这种结论可能有些夸大，似乎高宗至此完全无权，但当时中外皆称为“二圣”，说明武则天已成了与皇帝并列的实际统治者了。

　　这样两无猜忌、共掌国柄的日子稳定了下去。上元元年（674年）八月，朝廷正式宣布：皇帝称“天帝”，皇后称“天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夫妻双双使用的庄严称号，据说武则天想采用这种称号来表示他们夫妻的统治与以往任何君主的统治有所区别。武则天自当皇后以后，高宗就在她的催促下改元不少于13次。唐高祖和唐太宗均用了一个年号来代表他们的统治，武则天摒弃传统，不断创造新的标记，据统计，她的政治生涯中最少用了30个年号。

　　如果谁以为武则天只是一个频繁更换年号和只搞宫廷阴谋斗争的刁钻女性，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武则天主宰朝政后，制订了许多新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

　　——移迁东都洛阳。从隋炀帝开始，隋唐几代皇帝常常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唐太宗曾3次转移到洛阳办公，唐高宗有7次，朝廷每个部门都在洛阳设立分支机构，这样洛阳被称为“东京”或“东都”，长安虽居京师之名，实际上在空荡荡的城中只保留一个小小的留守政府。洛阳城郭宫阙经屡次修缮增筑而日益壮丽，它不像长安那样以宫城、皇城居中轴北部，街坊左右对称的格局，而是将皇宫位置于全城西北隅地势高莽处，街坊格局则不规整地布列于洛水南北，周回60余里（实测27，516米），宫城13里（实测5，655米），高4.8丈，应天门内列置殿台堂院和官署。全城共113坊，主干大道“天街”宽100步，长7里多。城西禁苑中有离宫别馆14所，风景优美，豪华壮丽。唐高宗因而认为长安、洛阳两处是他的“东西二宅”，并隔榖水在苑东建造巍峨壮观的东、西上阳宫，水上架虹梁飞桥以通往来，东接皇城，南临洛水。据说武则天于显庆二年（657年）就想把洛阳定为永久性首都，但高宗似乎没有同意，虽然在他统治的26年中有10年在洛阳上朝，但直到他死后，武则天才把朝廷彻底迁往洛阳。对迁都有不同说法的解释，有人认为长安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发源地，武后迁都是要摆脱元老的束缚控制。有人则认为长安人多地狭、旱涝频繁，而运粮困难、费用极大，经济上无法供应百官士民的需要，只好迁移洛阳“就食”。还有人认为武则天在残酷除掉王皇后、萧淑妃后，她们的鬼魂经常作祟，使迷信的武后精神状态极为恐惧，无法在长安继续待下去。这三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没有提供完整的答案，也许是这三种因素合在一起，促使了她迫切迁都吧。

　　——修订《姓氏录》。重视门第阀阅血统在唐初还有广泛影响，出身士族高门的子弟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经济上也有种种好处，包括皇室在内的许多人都热衷于与士族通婚连谱。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编成的《氏族志》，试图分等级排列全国大姓，将李氏皇族定为第一等，长孙皇后及外戚定为二等，原来的崔、卢、李、郑、王等旧时大族降为三等。但修撰者跳不出原来的窠臼，所列9等、293姓、1651家里仍有许多旧士族。武氏家族因社会地位不高被排除在外，并成为武则天争夺皇后位置时的一大障碍。在长孙无忌等元老被贬出京城后，许敬宗等人就提出《贞观氏族志》有许多缺点与遗漏，为此唐高宗下诏重新编辑200卷的新《姓氏录》，并亲自作序确定将武氏及其他皇妃家族安排在第一等级序列中。出乎旧士族意料之外，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庭全部被扩大到新志范围里，从前依据“家庭出身”可以光宗耀祖的原则被取消，现在变成了以功勋官爵定九等士流高下的标准，这自然引起旧士族门阀的纷纷抵制，为此朝廷下令收焚天下《氏族志》，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行《姓氏录》，彻底否定原来旧族大姓的优先特权。当然，任何根深蒂固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都不是一纸诏书或一本新志所能完全解决的。据记载，李义府为了借士族旧望抬高自己的门第，他伪称出自赵郡李姓大族，还向衰世旧门为其子求婚，但因他臭名昭著而遭到拒绝，并被剔出李氏族谱。恼恨成怒的李义府上奏请高宗下诏禁止7个大姓11家的子孙不得内部通婚，严格限制他们的彩礼数量，但似乎没取得大的效果。不过，《姓氏录》的修订，对当时门第观念的变革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扩充官僚队伍。武则天为实现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迫不及待地用各种手段扩大自己对官僚阶层的影响，不断培植和更换拥戴自己的亲信队伍。唐高宗时期的官员选拔升迁变化，都有她插手的明显迹象。显庆二年（657年）吏部报告九品以上文武官员13465人，而每年入流员数超过1400人，按替补规定应是500人，实际多出两倍，因而“选司取士，伤多且滥”。许多公卿提出要控制官僚队伍的膨胀，但唐高宗在武则天出谋划策下未有答复。上元二年（675年）开始设“南选”，在江淮以南的岭南地区和黔中地区选拔官员，打开了南方士人进入官场的闸门。乾封元年（666年）还在泰山行封禅礼后宣布“文武官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使一大批官员通过泛阶制获得高官，得到晋升满足的显贵们自然会以感恩戴德心情去崇拜那位“垂帘听政”的武皇后。作为正常仕途之一的科举制度，在“二圣”共同执政时期也有了重要发展，初唐科举每年只取进士4—7名，后来增加到10名左右，而这时平均每年20多人，比原先翻了一倍。据后来的史家评论说：“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年中始以文章选士。”但这时判卷并不是只看文章对仗华丽或泛泛而论，而是加试帖经、杂文，指诗赋之外又有箴、铭、论、表之类，再加上五道时务策，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这对以后科举制度的发展影响深远。科举制是用“学而优则仕”来取代凭门第血统入仕的新生事物，尽管以文章取士也有弊端，但它无疑代表了时代的进步，因此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士人纷纷竟趋以跃龙门。但不能夸大这种仕途趋势，更不能认为高宗和武后已经利用科举考试改变了官僚队伍成分，或认为他们改变了官僚集团内部的社会力量对比，实际上当时科举制还不稳定，一是科举考试经常暂停，二是应试者有时全部有意落选，三是京师国子学“高干子弟”中选占多数，地方“贡士”往往中举很少，例如咸亨元年（670年）11个中举进士中只有一个是来自地方；永隆二年（681年）51人中只有一名；永淳元年（682年）55人也只有一人。高宗和武后“二圣”造就亲信官僚队伍是多方面选人取士的，大部分官员仍靠世袭特权或从胥吏升任，科举考试资格进入正途者并不占据优势，真正重用进士还要等待一段时间。

　　——组织北门学士。武则天虽然参与朝政，但她都是通过高宗和朝廷合法化的行使权力，并不能以皇后名义与大臣分权，更不能完全控制外廷。原先拥戴她为皇后的那班人马，死的死、贬的贬，没有多少活动实力了。因而她必须重新物色一批新的亲信力量，而皇帝集中大量学者汇编唐以前的史书和注释编纂文学著作、儒家经典的学术工程，对她启发很大，于是从乾封元年（666年）后，她组织起了自己的学者班子，这些人都是写文章的高手，担任记载实录言行的左、右史或著作郎，武后以“修撰”为名将他们召入禁中，由于被特许从宫城北门出入，所以当时人称为“北门学士”。开馆延揽学士著书论述，历来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举动，武后让他们编撰关于君臣大义的《臣轨》，制定臣民行为规范的《百僚新诫》，恢复儒家礼仪说教的《乐书》，还有科技方面的《兆人本业》，尤其是表面上符合礼教的《列女传》，实际上是表彰她个人的专著，在当时朝野影响很大。有些书甚至成为后来所有科举应试士子的必读课本，这对那些渴望进入仕途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如果以为“北门学士”只进行学术项目研究，那就被表面现象蒙哄了，他们实质形成皇后帘后的秘书班子，开始替武后起草奏折，决定政策，批复文牍，起到了中书门下宰相们的职责。武后在此后20余年中一直很重视这伙智囊班子，大多数被擢升为三、四品高官，有几人还荣升宰相，因此人们把“北门学士”视作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

　　——建言十二事。上元元年（674年）武则天称号“天后”4个月后；用她名义上书了12条意见，内容为：

　　一、劝农桑，薄赋摇；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这些意见似乎只表达了虔诚的愿望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政策，但它敏锐地反映了武则天公开笼络人心、对庶民官员均有所让步的主张。因为当时连续五六年自然灾害不断，北方局部地区饥荒严重，必须重视农业，减轻农民各种负担，停止宫廷生产高档奢侈品物，据说武后本人也常穿七破间裙，以示节俭。政治上的广言路、杜谗口姿态是追复长孙无忌官爵、准许其归葬昭陵，同时安抚所有被破赐夺勋的旧官员，增加京官俸禄，提拔被论资排辈压抑的有才能低级官员。为了表示对李唐祖先老子李聃的尊礼，让王公百僚都学习《老子》，每年的明经考试还把《孝经》、《论语》列为必考项目。父在就为母服丧三年，是有意提高妇女的地位，当然更重要的是提高武后自己的地位与威望。

　　至于息兵停战以“道德化天下”，涉及边疆扩大、四方征战的国策问题，现代史学家们对“二圣”时期用兵扩土总是抱着“谴责”的态度，仿佛对外战争总是消极的事物，这实际是儒家传统的说教罢了。唐朝军事力量和超级大国的威力在“二圣”时期达到了高峰，甚至超过了唐太宗执政时期，到显庆六年（661年），安西都护府西移龟兹，唐帝国版图和保护地达到波斯（今伊朗）边境，并建立过短暂的波斯都督府，阿拉伯帝国入侵摧毁波斯萨珊王朝后，其王子卑路斯在长安成立了波斯流亡政府，得到唐政府的庇护，为此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奥斯曼专门派出使团到长安向唐朝缔结友好关系。唐朝的军队沿伊塞克湖以西长距离的驻扎，对中亚的安全与征服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对朝鲜半岛上高丽的征服与辖制，曾是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代君王的战略计划，高丽统治者泉盖苏文联合其西南部的百济国入侵已附属中国的新罗国，试图割断唐朝与新罗的盟国关系，进而向中国挑战。高宗和武后采取了强硬的军事对抗态度，派大将苏定方率领号称10万人的大军从山东渡黄海直捣百济，攻克了其首都泗沘城，龙朔三年（663年）终于先征服了百济，然后几路夹击北部高丽，由年迈的唐朝杰出军事家李世亲自指挥水陆两军于乾封三年（668年）九月占领了平壤，带着以高丽国王为首的20万俘虏返回中国，并在平壤置设安东都护府，由薛仁贵将军任都护治理朝鲜半岛。其中公元663年8月17日爆发的唐、日“白江之战”是历史上中国与日本的第一次战争，被日本史学家评论为“东亚，特别是倭国的剧烈的轮回点”。当百济灭亡后，其旧将和高丽使者分别向日本天智天皇请求救援，日军先后渡海4万多人，战船400余艘，急攻冒进入白江（今韩国西南锦江），而唐军在驻守将军刘仁轨率领下，会合新罗军队，在新罗军的配合下，以万余人和170条战船组成，顺流直下以逸待劳，采用火攻战术，接连4次打败日军，日舰全部被焚。日军失败震动了日本大化政权，从此再未尝试西进大陆，反而调整外交政策，频繁派出遣唐使保持和平状态。战后不久，新罗就统一了朝鲜半岛，唐朝也掉头西顾，全力去对付劲敌吐蕃。

　　吐蕃这时正大规模扩张，从咸亨元年（670年）占领了青海湖吐谷浑后，进攻龟兹到河西一线的丝绸之路地区，薛仁贵率军抵抗却遭到惨败，所以只好采取守势来防御吐蕃的进攻。特别是巨额军费造成唐政府财政危机，情况恶化到有官员提出卖掉皇宫北苑中的马厩里马粪以增加收入，最后朝廷降低新铸铜钱成色，增大新币面值，结果更搞乱了国家经济形势，只好又收回新币，采用常平仓、义仓来控制物价，为此，京城专门成立了常平署。

　　明白了国内外情况，就可清楚武后的“建言十二事”的目的了。意味深长的是，唐高宗对武后的这些意见全部采纳，下诏命令朝廷迅速执行，这也反映了“天后”的实力和影响已逐步发展到全面张罗国家大事了。

　　上元二年（675年）四月，唐高宗的风疹病情又复发加重，他想下诏令让“天后摄理国政”，干脆把权柄交给武则天算了，但因宰相郝处俊的反对只好作罢。高宗这时开始对道教越来越感兴趣，而对佛教则越来越冷淡，他给老子增加了显赫的新头衔，命令各州资助建立道观，汇编第一部道教典籍，并把道士归于皇家宗正寺管理之下，正式承认皇室与老子之间虚构的亲缘关系。同时下令销毁伪造的《老子化胡经》，把道家经典《道德经》并列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的必修课目。尽管高宗以前曾赞助支持过高僧玄奘的翻译梵文佛经的浩大工程，但那主要是三藏法师玄奘精通中国官场的奥妙，多次讨好唐太宗、高宗父子，还为武则天生男孩满月做过佛光王（皇子）的剃度，活跃于皇宫内外。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65岁的玄奘圆寂于玉华寺肃成院后，长安、洛阳的僧侣们曾几次提出不服从世俗法律、佛徒地位高于道士、佛僧可以接受父母长辈的敬礼、高僧不必尊敬皇室等问题，为此唐高宗与佛教僧侣发生了正面冲突，尽管皇帝本人没有出面，但朝廷中断了对翻译工程的资助，给了佛教势力实质上的打击。

　　孝敬太子死谜

　　身体虚弱但感情丰富的唐高宗，早在武则天入宫不久，就爱恋上了她的亲姐姐寡妇韩国夫人，这位武后大姐曾嫁贺兰越石，生有一子贺兰敏之和一女贺兰氏，据说高宗和韩国夫人关系暧昧了很多年，俩人感情很深。韩国夫人病死后，高宗又浪漫地爱上了她的女儿贺兰氏，并进封为魏国夫人，准备将这个史称“国姝”的窈窕淑女收纳为自己的妃嫔，只是畏惧武后暂时不敢公开。武后知道自己外甥女竟敢与自己争宠，不禁妒火中烧，乾封元年（666年）“封禅”泰山后就命宫女将魏国夫人毒死，为了不惹怒夫君皇帝，武则天把杀人责任推到了她的两个叔伯兄弟武惟良、武怀运身上，这两人马上被砍了头。在此之前，武则天两个异母哥哥武元庆、武元爽也因早年冷眼虐待过她们母女，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忧虑而死，所以武氏家族成员中凡是对她母女不尊重的人全部被赶尽杀绝了。武则天又心生一计，让姐姐韩国夫人的儿子贺兰敏之改姓“武”，作为承袭武家的后嗣，但这个外甥是一位“花花公子”，他诱奸了已中选为太子妃的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当时太子婚期已定，不料竟被这个色狼荒暴地破坏了这桩婚事，迫使太子李弘的婚姻大事推后了3年。虽然武则天迅速杀掉了使自己陷入窘境的贺兰敏之（或叫武敏之），但却无法填平太子李弘与她母子之间感情的裂痕。

　　咸亨元年（670年）九月，武后的母亲荣国夫人杨氏去世，朝廷文武九品以上官员和达官贵人的妻子“命妇”都参加了规模盛大的葬礼，武则天为了表示孝顺至极，竟然上表请求“避位”，辞去费尽心机夺来的皇后“凤座”。高宗自然不许，但他的健康再度恶化，二年后太子奉诏监国，并陆续提拔了一批名声清廉的宰相，这些有学识才干虽不愿得罪武后，但也不是听命于皇后的傀儡，使武则天心中颇为不安，她要寻找机会把他们一一除掉。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上元二年（675年）暮春四月，年仅24岁的皇太子李弘，即唐高宗第五子、武后亲生的长子，在跟随父皇、母后到洛阳禁苑的合璧宫游玩休养时，突然死在宫中绮云殿里。他究竟是被母后鸩杀毒害，还是有病夭折早逝，死因难以判明，史书对此记载不一，留下了一桩悬案。

　　太子李弘不仅深受父皇的宠爱，而且受到朝廷上下一致的赞许和拥戴。在高宗患病期间，他十分胜任地管理各项政务，被公认为放心的接班人。但长大成人的儿子并不是百依百顺，他经常站在父皇一边不满母后过于残酷的做法，例如咸亨二年（671年）他在长安代替高宗监国时，发现宫中幽禁着他的两个异母姐姐——萧淑妃生的义阳、宣城二公主，已是30多岁的老姑娘了还没结婚，他就满怀同情之心奏请父皇，请准许她们出嫁，免受不公平的待遇。不料这件事惹恼了母后，武则天气愤地当下就把两位公主配给禁军卫士。史书没有记载太子是否和皇后公开争论后，但却说母子感情由此失和，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太子的日子肯定过得不舒坦。咸亨四年（673年）十月，太子李弘娶高门士族出身的禁军大将裴居道女儿为妃，皇帝对这个大家闺秀的儿媳妇非常满意，认为从此再不用替儿子担忧了。但太子与裴妃婚后一年半中没有生子女，据说太子身体有“沉疴旧疾”。现在太子突然死亡，人们普遍流传是武皇后毒死的，因为她曾在五六年前把高宗的第三子李上金（杨宫嫔所生）、第四子李素节（萧淑妃所生）都以莫须有的罪名流放到边远的蛮荒之地，所以她有可能毫无顾忌将儿子毒害。

　　不过，仔细分析遗存的史料，太子似乎是患了肺痨病，遇风寒后急性发作而永诀人世，侍御医们还费了很大的工夫去抢救治疗，但终究无效。太子过早地魂归地下，高宗和武后大概都意想不到，尤其是这位嫡长子没能播下一颗龙种，岂不是要断子绝孙吗？武后自言悲痛难胜，她写了《一切道经序》来悼念自己的儿子。高宗更采取了一个不平常的步骤，即向朝廷宣布谥李弘为“孝敬皇帝”，仿佛太子真的当过皇帝似的。

　　李弘死后一个月，雍王李贤又被立为太子，即史称“章怀太子”。当时后宫繁多如蚁的女性们都流传说李贤不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而是她姐姐韩国夫人所生。宫闱秘史的迷雾不易廓清，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武则天入宫为昭仪后，她守寡的胞姐以大姨子身份出入宫院，或许是姐妹从嫁风俗的影响，或许是武则天正忙于与王后、萧妃争斗，高宗皇帝与韩国夫人私情有染竟怀上了孩子，立足未稳的武则天对此“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没敢大闹。但她由此紧跟夫君防止感情疏远成为“负心郎”。永徽五年（654年）十二月十七日，武则天拖着身孕顶风冒雪一路颠簸跟随高宗去谒拜昭陵，数九寒冬小产生下了不足月的孩子，小婴儿生命垂危被紧急送回长安，但还是夭折了。正好这前后她寡妇姐姐韩国夫人也临盆生子，悄悄抱来顶替是完全可能的，反正都是皇帝的儿子。高宗与韩国夫人当然也愿意这样办，好给他们没名堂的私生子一条较好的出路。这个私生子就是李贤。

　　武则天有可能被蒙在鼓里，也有可能佯装不知，多一个儿子就多一份争皇后位的资本。深知内情的皇帝却对这个私生子恩宠有加，破天荒地刚满月就封了亲王。大概是私生子的原因，李贤在武则天的4个儿子中天分最高，小小年纪诵读《尚书》、《礼记》、《论语》就过目不忘，并能够领会“贤贤易色”之类重修养、轻容表的儒家经典语录，常常让父皇惊奇不已，倍加钟爱。

　　22岁的李贤被立为皇太子后，唐高宗就一门心思去培植这个儿子，多次命他监国辅政，而李贤处事明审、积极有为，不仅言行全部符合一个储君的道德规范，而且每次上朝一点也不感觉到那些繁琐礼仪的苦闷与单调，表现得比他哥哥更有能力与魄力。这也更使高宗欢喜无比，仪凤元年（676年）他手敕褒奖太子李贤，表示家事、国事全部寄托于其身上。并特许太子召集一批学者研讨学问，注释校订《后汉书》等，汇聚了不少有才干的官员作为他的得力助手。这样就在武后“北门学士”之外另立了太子系的政治羽翼，武则天自然很不高兴。

　　仪凤四年（679年）五月，太子李贤监国越来越不顺从母后，朝廷宰相七人班子中只有刘仁轨一人死心效忠“天后”。武则天面临政权落人太子手里的危机，而李贤似乎也听到后宫风言风语议论他是韩国夫人所生的传说，若有所悟，对母后开始冷淡。武则天为了训诫控制这个不肖儿子，也为了挽救母子感情，命北门学士那帮笔杆子撰写了《少阳正范》和《孝子传》，专门送给太子读。自己还多次亲笔写信，晓以母子情义恩深，但执拗的李贤一概不予理会，两人的隔阂仿佛不可弥补了。于是，双方的矛盾冲突终于表面化了。

　　事情出在五品正谏大夫明崇俨身上。他是个会求神弄鬼的方士出身，常假借神道指陈时政，据说很灵，颇得武后信任，特令入阁供奉。他探知皇后与太子有间隙裂痕，就别有用心地预言武则天所生的第三子英王李显、第四子李旦都有未来帝王的贵相，而太子李贤被他胡诌为不堪承帝位的穷相。这个消息传到李贤耳朵里，使他忧惧不安，曾创作了一首哀伤的《宝庆乐》乐曲。就在4天后的深夜，明崇俨突然遇刺身亡，案不能破，武后由此怀疑是李贤指使人暗杀的。刚好有人密告太子李贤“颇好声色”，与家奴有不正当的关系。武后就添油加醋地向高宗抱怨，并派高级官员去东宫调查，结果在太子马厩里发现有几百套盔甲，于是被断定为准备政变的证据。东宫的宠奴又经不起严刑逼供，被迫承认太子指使自己杀害了明崇俨。唐高宗对太子的造反罪行显然是半信半疑，素喜他聪明好学，所以想宽宥赦免他。但武则天再也不能容忍了，反常地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调露二年（680年）八月，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押回长安监禁，并将太子所谓的“党羽”或杀或贬，一些皇室亲王也受株连被流徙，一时朝野气氛非常紧张。

　　不久，李贤又被押迁到巴州（湖南岳阳）监管。文明元年（684年）二月，即唐高宗去世才两个月，武则天就派人赶赴巴州将李贤杀了。厄运还降到李贤孩子身上，他的三个儿子光顺、守礼、守义都被幽闭宫中，18年不许出庭院，还常受杖打。后来一个病死，一个被诛，只剩下邠王守礼一人活到开元年间，但也患有风湿病，说起往事常常涕泪沾襟，非常可怜。

　　作为一名母亲和祖母，武则天竟对子孙如此心狠手毒，答案恐怕就在是否为她的亲生骨肉中，也许高宗钟爱李贤寓意着对韩国夫人的眷恋，这当然就更使武后格外薄情。但不论是亲生儿子还是收养儿子，终究有30多年母子的情分，并付出过养育的辛劳，单凭这一点说，武则天无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只不过是史书没有记录她这份心灵的痛苦罢了。此后20年，武则天内心深处可能一直回想着李贤，所以她后来不仅将自己派去的凶手贬职，还追复了李贤旧王的封号。今天，号称“章怀太子”的李贤墓已被考古学者挖掘，进入地下墓道，感触最深的大约不只是那“客使图”或“马毬图”的壁画，也不只是那些精美的随葬品，而那一个活了34岁的太子骸骨已经消失了，这不能不令人为他的命运残酷而扼腕感慨：生为皇帝贵子的命运反不如一介平民的生活安稳，这大概就是历史造就的悲剧吧。

　　调露二年（680年）八月二十三日，高宗的第七子、武后的第三胎英王李哲被立为太子。但新太子是才24岁的青年，不能在政治上起任何作用，对母后也没有大的威胁。据说新太子貌似他爷爷唐太宗的外表，但由于高宗与武后都没有重点培养过他，也没有树立他的尊严地位，因此新太子显得败絮其中、窝窝囊囊。但据史书上的描述，他的父皇似乎更窝囊，似乎完全成了一个行将就木、无所知晓的老人。永淳二年（683年）秋风之后，唐高宗病情愈加恶化，不停的头晕目眩，最后直至失明。一个医术高超的御医建议为皇帝头上放血治疗，武后认为这是对皇帝不尊，呵斥要杀御医，但唐高宗坚持要御医试针，果然有效重见光明。诋毁武后的人喜欢用这件事来说明她不希望夫君康复而希望他死去，这大概有些冤枉。因为高宗刺针放血稍有好转，武则天就亲自负缯宝赏赐御医，表示诚恳的拜谢。

　　但高宗毕竟病入膏肓，痊愈无望，入冬后病重得已不能多走几步，虽然吃了许多金石饵药，仍“气逆风疾”，他想登上则天门楼宣布改元弘道，可连马都不能乘骑，他还想返回长安，结果也未行。这年十二月四日，他夜间召见宰相裴炎授以遗诏辅政，并遗嘱太子不能单独决定国家大事时，应与武后协同解决。说完后，他便溘然长逝，享年56岁。唐高宗临终给了武则天继续听政的大权，很可能他已从执政34年的历程中，清楚自己妻子那种坚决刚毅、处事果断的控制朝政要比缺乏治国经验的儿子控制更好，自然这也给他带来了“昏庸怯懦”的历史评价，直到今天史学界仍抱这种偏见。历史人物在某些人的笔下要么英豪，白璧无瑕；要么昏佞，污秽透顶；历史人物因此如同现代戏剧里的脸谱，俊丑分明，连三岁婴孩也能辨识。像唐高宗对音乐的爱好（他曾亲自作《白雪歌词》十六首），对书法的兴趣（他曾以素绢挥毫草书），对著述的喜欢（他曾遍览秘阁中的藏书）等等，后世史学家们统统视而不见，这就注定他被推上一个与当时史实不符的“昏君庸主”之台。为了他的妻后，竟然失掉了终生的名誉，不合乎男人管女人的千年不变铁律，无疑是要被抽象成一个名声不高的君主，虽然他庙号是“高宗”。

　　新皇帝唐中宗的登基典礼有意地拖延了整整一个星期，并未像以前立刻在梓宫灵柩前加冕即位，其中奥妙一是武则天不甘心以皇太后的荣誉身份作无实权的退隐，二是她对儿子是否适宜继位有某种忧虑，三是她安排辅命大臣裴炎由门下省侍中迁至中书省长官中书令，以便通过新的中枢处理政务。所以名为“皇太后”的武则天，军政大权丝毫未减，而新皇帝毕竟年轻稚嫩，看来对自己专权的母亲还没有足够的了解，也没有从两个哥哥的遭遇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反而刚坐上皇位龙案就想摆摆皇帝的架子。

　　史书记载，唐中宗李哲（本名显）一入朝堂，就自作主张，发号施令，执意要将他刚从普州参军提为豫州刺史的老丈人韦玄贞，再升为宰相侍中，这是从八品小官擢拔为三品大员的“超级破格”，还要给他乳母的儿子一个五品官。受遗诏辅政的裴炎认为宰相职务不可随意轻授，可是不知相权制约皇权的唐中宗大发脾气：“我就是把天下江山都给予韦玄贞也有何不可！还可惜这个侍中职务呢！”哪里想到，裴炎把这事向武则天一说，这位太后立即召集百官上殿，命令羽林军官兵直驱入宫，宣敕太后令，废黜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幽禁于别处。年轻的皇帝不服，顶撞母后问：“我有什么罪？”武则天冷冰冰地回答他：“你要把天下送给韦家，还能说无罪！”在皇帝宝座上还差一天才满两个月的李哲，就这样被撵了下来。

　　天后临朝亲政

　　皇位顺序由武则天的小儿子李旦继承，史称唐睿宗。这又是一位不到22岁的年轻皇帝，虽然皇太后形式上为他立了刘皇后和皇太子（长子李成器），并改元“文明”以示郑重，但实际上武则天以他“嘴笨不言”为由另居别殿，不许参与政事。武则天自此就在紫宸殿里深紫色的帷帐内临朝亲政，实现了独揽大权的夙愿。历史上称这以后的21年时间为“则天朝”，尽管正统史家不承认她是合法的君主，但忘了合法与不合法本身就是由君主钦定批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