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凭借武昌起义的成功，革命党人得以控制武汉三镇。
这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此之后，关内十八省中，共有十四省先后响应，这些省大多成立了民军，并以所在省份的简称为号，比如湖北民军就称为鄂军。
鄂军、苏军、浙军……，一长串名单里，唯独没有四川的影子，真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不过一切还来得及。
首先得找一下熊克武。
这位仁兄正在到处奔忙。武昌起义前，他正在陕西，准备策动当地军队起义，武昌起义后，马上到武昌与黄兴商讨作战方略。及至武昌告急，又急匆匆地赶到上海，催促江浙联军进攻南京，以间接援助武昌。
其时川籍革命党人已云集上海，大家伙把熊克武给围住了：“南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攻下，就算攻下了，离北京还远得很。”
那怎么办呢？
“不如我们四川人自己撸起膀子干，组织军队兴师北伐！”
这支军队被称为蜀军，它不代表川军的全部，但却是所有川军里面第一个以省为号的军队。
饺子加大葱
在众人的推举下，熊克武负责牵头组建蜀军。
涉及到组建军队，第一让人头疼的不是人，而是钱。同盟会总部给了十万元，但远远不够，
有人建议向四川铁路公司借款。后者曾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角，正是因为政府试图将其收为国有，才直接诱发和助推了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之后，四川铁路公司成了配角，再没人关心或在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民营公司就算不实施国有化，也已经经营不下去了，里面那叫一个烂和乱。
搞到如此地步，真是怪不得政府，都是股东们挪用资金炒股所致。这些股东本想趁股市红火时狠赚一把，没想到突然全线飘绿，结果就亏到了不堪回首的程度。
所有股票里面，只剩下一种英国人发行的“兰格志”股票尚算值钱，可以用它作抵押来买东西。
“兰格志”股票被保存在两名四川商董手里，他们如今都在上海，但要想让他们出借股票并非易事。熊克武多方动员，好说歹说，二位始终不肯松口。原因当然是怕“借”出去后鸡飞蛋打，一去不回。
直捅捅地办事，就像包全肉的饺子，太腻歪，所以很难塞进人家嘴巴，但是如果能加点大葱就不一样了。没多久，“大葱”不请自来。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被革命党人推为湖北都督，他的卫队长姓黄，经过“咸与维新”，自然也成了“革命同志”。在武昌之役中，黄同志受了伤，被送到上海就医。这样一来，更了不得，人家现在是老革命了。
老革命碰到的新问题，就是得有枪杆子，所谓盖庙立旗杆，自己做山神。黄某是四川人，同样知道“兰格志”股票的好处，伤一好，他就跑去找二位商董“借”股票。
当然得到的又是一番托辞。黄同志眨巴眨巴眼，也没有再劝，而是掏出一把手枪。
“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吧？看看我姓什么，对了，我就是黄兴大元帅的兄弟！你们长了七个头八个胆，敢跟我作对？”
武昌起义后，黄兴被南方各省推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凭一个同姓，就要跟黄兴攀兄弟，这也够能扯的。
不过这种连骗带吓的手法极有效果，在黑洞洞的枪口下，可怜的商人们吓得脸都白了，只得退一步，同意开会表决。
表决需要时间。开会那天，黄同志带着一班兵来到会场，见表决结果迟迟难以出台，便不由分说，将主持会议的商董给关进黑房子，然后大踏步扬长而去。
剩下的人见势不妙，就到沪军府去告状。沪军都督收下状纸，随手塞给来人一排新兵。
来告状的是个文人，给他兵都不知道怎么带，连开步走的口令也不会喊。于是又来求告熊克武，请他看在同为川人的面上，无论如何帮帮忙。
熊克武没有兵，但身边有个叫王子骞的能人。
王子骞也是老牌的川籍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有随沪军作战的经历，且任沪军先锋军总司令部一等参谋，带兵没有问题。
王子骞赶去现场的时候，黄同志留下的那班人正三三两两坐在地上侃大山。王子骞上前大声宣布：“奉都督府命令，将某某交给我，你们各自回营。”
这一班人被王子骞的气势给震住了，又见对方人比他们还多，当下连命令都不查看，就将扣押的商董一交了事。
经过几番过山车般的折腾，惜财如命的商人们开始觉悟了。这是乱世啊，饶你十八分精细，大兵们要吓你关你，甚至于杀你，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股票肯定是保不住了。与那个横蛮的“黄同志”相比，“熊同志”的态度已经是春风拂面，加上还有解救之恩，不给他给谁呢？
熊克武如愿拿到股票。
黄卫队长虽然看着眼热，但他又不真的是黄兴兄弟，就算给人当了回托，做了一次洋葱头，也只能自认晦气。
钱主要拿来买武器。上海多的是老外军火商，一圈比较下来，决定还是从日商手里购买，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离得近，运输方便，订好合同可以第一时间拿到货。
熊克武派王子骞作代表去洽谈合同。早在广州起义时，王子骞就曾护送军火到香港，对于军械的品种、质量不算外行，而且他的日语非常纯熟，可与日商直接对话，这样还能绕过买办中间商，节省一点费用和成本。
果然双方谈得不错：用股票作抵押品，一年后以现金收回，连利息都不用付。
黄兴也曾向这家日商订购过军火，但还比不上这次优惠。一切行将谈妥，就在快要签字时，日商忽然改了主意。
这蜀军据说是要北伐的，当然是居无定所，将来一年期满，找不到人怎么办？须知借钱容易，讨债可不易，这就叫作“借米下得锅，讨米下不得锅”。
日商提出，光股票还不行，得找一个地方长官作双重担保。
熊克武觉得日本人的额外要求很过分，但既是有求于人，就不能不委曲求全。
江浙官员中，江苏都督是四川人，让他出面担保最为合适，可偏偏这位都督和黎元洪一样，也是转正过来的“同志”，包括熊克武、王子骞在内，一般革命党人跟他都不熟。
在中国社会，说到底，还是传统的乡谊和人情最为管用。王子骞再次出马，七弯八绕，总算跟江苏都督攀上关系，搞定了这件事。
合同一签，日商很快将军火用轮船一次性运到南京，至此，蜀军的组建已是水到渠成。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熊克武被任命为蜀军总司令，军衔为左将军，相当于中将。
蜀军各级军官均为军校的川籍学生，士兵征招的也清一色是四川人，其中很多还是原川汉铁路上的失业工人。
五百元股东
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陆军总长的黄兴向熊克武问计，讨论如何北伐。
北伐主力无疑是各省民军，论数量，他们加起来已经不少，但熊克武对此并不看好。
“这些民军主要出自于起义军队，军官大多刚刚转正过来，立场不稳，观望态度也很明显，时时都想着脚踏两只船，打了胜仗还好，若是战事不顺，谁也不能给他们打包票。”
熊克武的设想是，将新成立的蜀军开到四川，将那里打造成战略基地，这样，万一形势不利，革命党也可以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落脚之处。
此时的四川早已宣布独立，但一省之内却有两个政府，其一是成都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其二是重庆的“蜀军政府”，两个政府一东一西，“反正”的第十七镇新军以及其它军队，也依驻地不同而各为其主，这也是川军始终无法统一编制的重要原因。
成都政府内多的是立宪党人及新军军官，重庆政府则由同盟会员组成，两个政府暗中互有敌意，但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重庆远远不及成都。蜀军入川，便是要扎根重庆，给党人撑腰。
黄兴对熊克武的意见表示赞同。
与熊克武一道回川的，还有先期开驻南京的一个营蜀军。熊克武派王子骞去包一所客轮，这回找的还是日本轮船公司。
说好运费一万，先交一半，签合同时，日商神神秘秘地告诉王子骞：“一万那是实价。你是经手人，需要多少回扣，尽可以加进去，然后写在合同里。”
末了，他还添了一句：“贵国人向来如此，已成行规。”
运费还有回扣，日商不说，王子骞都不知道。他很严肃地告诉对方：“这些都是满清官场上下舞弊的恶习，你把我们革命党人看成和他们一样的人，实在太轻视中国党人的人格了。对我来说，可算无理之至。”
日商愣了一下，赶紧赔笑道歉，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
这小日本脸上笑，心里其实也在笑，想想能省下回扣，能不开心吗？
所有细节都谈完了，即将签字，王子骞突然对日商说：“好，你现在可以拿回扣出来了。”
喜滋滋的日本人好像又被扔进了冷水盆里：“我刚才不是问过你了吗？是你自己不要回扣，怎么现在又要起来了？”
王子骞回复得很妙：“刚才你说的是陋规外快，所以我不要。我要的是生意场上的优惠，我想你既然预留了给经手人的折扣，自然还有还价余地，这些钱必须给我。”
碰到如此精明的中国小伙子，日商无言以对，只好掏了五百出来。
王子骞并没有将这五百元收入个人腰包。回去后即登记入帐，并将开好的收据返还日商。
因为这件事，王子骞在蜀军中被笑称为“五百元股东”。
熊克武、王子骞这些革命党人，当初的奋斗目标都是要推翻“腐败清廷”，所以他们才会对陋规恨之入骨，但现实生活的难题，往往并不像“五百元股东”这么简单。
1912年2月23日，熊克武率蜀军乘船返川。到达宜昌后，必须更换四川的自营客轮，但因为江水还没涨上来，客轮暂时无法东驶，大家只好在宜昌坐等。
除了每天出操训练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一个外号“毛牛”的营长闲得发慌，便找到熊克武，说他要去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办事处去查帐。
没有川汉铁路公司，就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湖北的武昌起义也就无法成功，再说开去，缺了公司的那些值钱股票，连蜀军都无法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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