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节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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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鲜明特征。
小到一个女人的发髻花式、袖口宽窄，大至一个政体的意识形态、价值趋向，凡俗如市井闾里流行的方言俚语，高贵如王公贵胄间崇尚的风靡时好，环肥燕瘦，各有所钟。
是人参与并改变了生存的时代，改变了的时代又反过头来影响人。它给这个时代里的一切打上烙印，最终将带有时代独特印记的文化以符号形式永远存档，醒目标定。
如同文学，由汉赋，而唐诗，再宋词，再元曲，到明清为笔记小说；也如同书法，由秦篆，而汉隶，再魏碑，再宋楷。随着时代的不同，文学与书法相应呈现出不同的主流表达样态。历经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的系列嬗变之后，当历史的车轮由元及明滚滚而来，这个全新时代的学术风潮会再次改变吗？
答案是肯定的。
心学，将成为一面赫然的学术旗帜，猎猎飘扬在明朝的学术天空。
从宋代程朱理学转型到明代心学，有两个人功不可没，其一是陈献章，另外一位是王阳明。他们二人在明代心学中的位置和作用，很像宋代理学中的“北宋五子”之于朱熹，前者是领航，负责发轫，肇起，推开一扇门；后者是中坚，负责承继，光大，在综采大成中将其推向全盛，使之蔚然成风。
《明史•儒林列传》中讲得很清晰：“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撰《明史》的清代作者虽然高举程朱理学为正朔，将陆王心学视为异端，但他却客观陈述了心学在明朝“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以及“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的巨大学术影响。
开启明代心学新航的陈献章，就这样桨声欸乃地从理学晨雾中划水而来。
一
陈献章，字公甫，新会白沙里（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号石斋，别号碧玉老人、玉台居士、江门渔父、南海樵夫、黄云老人等，因曾在白沙村居住，后人又称其白沙先生。生于公元一四二八年，明宣宗宣德三年，卒于公元一五〇〇年，明孝宗弘治十三年。
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耕读世家，父祖皆无显名。其祖父名字颇像二十世纪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的那位著名农民，名陈永盛，号渭川。和陈永贵不同，陈永盛“不省世事，好读老氏书”。其父名陈琮，号乐芸居士，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赋，过着和大多数乡间文人一样的悠闲的隐居生活，二十七岁便英年早逝。
我曾经在叙写周敦颐的那篇文字中思忖过：一代大儒的成长，是否必须以幼年失父为代价？何晏冲龄丧父，后由继父曹操调教培养；韩愈幼年父母双亡，其兄将其抚养至大；孙复父亲早亡，独与寡母相依为命；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再醮，继父为其完成学业提供生活保障；周敦颐少年失父，母亲与舅舅将其抚养调教至大……陈献章也经历了这种人生的不幸。
而且，他更为不幸，甚至与父亲陈琮彼此连面都没见过。
作为遗腹子，陈献章自出生之后便为孤儿，从此与他二十四岁的寡母相依为命。陈献章幼时一直体弱多病，他自称“无岁不病”，全是在母亲含辛茹苦、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下才不至于夭折，乃至“至于九岁，以乳代哺”。一个九岁大的孩子，仍在吮吸母亲干瘪的乳房，这的确少见。
特殊的成长氛围，极端的生活环境，使得陈献章深知母亲的艰辛与不易，自懂事之日起，他便对母亲敬爱非常，极为孝顺。《明史•儒林列传》中说：“献章仪干修伟，右颊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节，献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辄心动，即归。”彼有一念生，此即一感应，这就是母子连心。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及。”孟郊曾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绵密缝制了一首感人至深的《游子吟》，千年传唱不衰。陈献章也有一篇诉说母子情深的散文，尽管知道它的人不多，但其文学感染力比孟郊的诗作更强，更催人泪下。
公元一四八三年，明成化十九年，五十五岁的陈献章为避盛气凌人的吏部尚书尹昊，向朝廷称病，请求归家事母。在上书给明宪宗的《乞终养疏》中，他这样写道：“非母之仁，臣委沟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视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爱虽一，未有如臣母忧臣之至、念臣之深也……臣母之忧臣日甚，愈忧愈病，愈病愈忧，忧病相仍，理难长久。臣又以病躯忧老母，年未暮而气已衰，心有为而力不逮，虽欲效分寸于旦夕，岂复有所措哉！”拳拳孝母之情，溢于纸上，令人闻之落泪。朱见深皇帝读后大为感动，不仅准许他归家奉母，另外还特别封他为翰林院检讨。
表现在少年陈献章身上的不仅是明理懂事，孝敬母亲，更为突出的是他聪明早慧，资禀异常。《明儒学案》中称他“自幼警悟绝人，读书一览辄记”。当陈献章刚刚读《孟子》一书，接触到其中的“天民”概念时，年幼的他为之慨然说：“为人必当如此！”
如果你的记忆力不是太差，应该记得还有位儿童也曾在他的人生初年说过类似的话。幼而颖悟的朱熹刚接受启蒙教育，当老师授以《孝经》时，他粗粗一看后即在其上题写道：“不若是，非人也！”
幼小的陈献章与孩提时的朱熹所共同表现出的人格禀赋是：亲近经典，志向远大，立意宏远，执意践行。
陶渊明曾蓄素琴一张，上无琴弦，每当心中意至，辄取下虚拂一番，以造心中之趣。陈献章梦中也曾自拊石琴，其音泠泠然绝美，梦中有人对他讲：“八音中唯石难谐，子能谐此，异日其得道乎？”醒来后，陈献章以为得到神启，于是为自己起别号为石斋，胸中慨然有承继圣贤之意。
正统十二年，公元一四四七年，二十岁的陈献章应广东乡试，考中为举人。次年参加会试，中副榜进士，进入国子监读书。
公元一四五四年，二十七岁的他偶然间听闻到抚州崇仁的康斋先生大名，遂不远万里，跋山涉水，一路追寻到崇仁，投其门下，向拒不出仕、困处乡间、怡然自得在家读书课徒的吴与弼先生虚心请教。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看来，这首悠扬而抒情的歌不光今天的人会唱，旅途中奔波的古人大概也会常常哼起吧。其间大不同的是，今人千万里追寻的往往是金钱或女人，而古人苦苦追寻的却是知识与学问。
二
吴与弼相当不简单。
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他与同时期另一位儒学宗师薛瑄，俱为明初朱熹之学的代表人物，号称“南北两大儒”。
《明史》中这样说他：“与弼年十九，见《伊洛渊源图》，慨然响慕，遂罢举子业，尽读《四子》、《五经》、洛闽诸录，不下楼者数年。中岁家益贫，躬亲耕稼，非其义，一介不取。四方来学者，约己分少饮食，教诲不倦。”
他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是“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难矣”。宦官势力在明朝十分强大，几乎祸害了有明一代的整个朝政，佛教势力同样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这两种势力当道，于吴与弼而言，就失去了走出家去治平天下的先决条件，只能老于林下。为此，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到明代宗景泰年间，再到明英宗复辟后的天顺年间，他屡被推荐，但一直拒不出仕。
天顺元年，明英宗朱祁镇赐玺书，赍礼币，征吴与弼赴阙，授他左春坊左谕德，面对殷勤备至的皇帝，他仍然摇头拒绝。明英宗纳闷了：“闻处士义高，特行征聘，奚辞职为？”他回答道：“臣草茅贱士，本无高行，陛下垂听虚声，又不幸有狗马疾。束帛造门，臣惭被异数，匍匐京师，今年且六十八矣，实不能官也。”英宗不许他辞职。最后吴与弼请求“以白衣就邸舍，假读秘阁书”，以普通百姓身份入馆，翻阅秘阁之书。明英宗说：“欲观秘书，勉受职耳。”两个月后，吴与弼以病重为名请归。明英宗只好遗憾地放老先生返乡，而且“赐敕慰劳，赍银币，复遣行人送还，命有司月给米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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