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节 “维京”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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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现代北欧人之前，我们先看两段史书的记载。古代阿拉伯史学家伊本•法兰德在十世纪时这样描写瑞典人：
我见到了那些罗斯人（也就是瑞典人）携带着货物在伏尔加河上登岸，扎下了营地。我从没有见到过比他们更威严的人；他们身材高大，犹如棕榈树，脸色红润，头发煊红。他们所穿的，既不是短外衣，又不是长袖袍，但是男人都有一种粗糙的斗篷，披在一边，一只手伸在外面。每个男人都带着一柄手斧、一把小刀和一支宝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不带武器……女人胸前挂着一个小囊，质料或铁或铜，或金或银，照她丈夫的家产而定。
另一个时期较早的阿拉伯作家伊本•都斯塔的描写是这样子的：
他们既没有固定资产，又没有占领城镇或田地；他们唯一的职业就是从事黑貂、松鼠和其他各种兽皮的贸易，谁愿承购，他们就卖给谁。他们把交易所得的金钱收藏在腰带里。……他们勇猛英武。他们出去攻打别族人民的时候，非到把敌人完全歼灭决不罢休；他们把被征服者劫掠无遗，收为奴隶。他们身体结实，相貌堂堂，勇于袭击；不过他们的英勇精神并不表现在马背上，因为他们的一切充满战斗行为的事业都是在船只上进行的。
瑞典人、挪威人是海盗的后代，并以此为自豪，他们经常提到他们历史上的光荣时期，即“维京”时代。在瑞典大使馆宴请我们代表团的午餐会上，漂亮的、“相貌堂堂”的瑞典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就向我们介绍说，他们在举杯祝酒时所说的“斯柯”（即“干杯”）原意却是“骷髅”，即死人的头骨的意思。“斯柯！”“斯柯！”我在北欧跟着说了不知多少遍。我们现在举着精致的高脚玻璃杯，那时的海盗们举着的却是死人头。当时的海盗们向西到法兰克帝国，向南到地中海，向东，经过伏尔加河、黑海直达阿拉伯。难以想象的是，那时他们就驾驶着我在奥斯陆的一所博物馆看到的像水瓢似的无顶船。驾驶着那种靠桨划动的木船远去万里征服四面八方，的确需要勇敢、有力与坚忍不拔的精神。
我在斯德哥尔摩，还看到一艘他们在一九六一年时打捞上来的远洋船——“瓦萨号”。这艘船建造于一六二五～一六二八年，现在修补完好，保持原样。使我惊奇的是，在船员舱里用蜡塑的蜡人，要比现代北欧人矮得多。如说蜡人不足为凭，不能证明当时北欧人的身高，那么那船员舱里的床是“有物为证”的了。船员的床是折叠式的，形状像抽屉，里面放着被褥，白天折起来收在舱壁上，晚上打开来，一个抽屉里颠倒着睡两个人。而抽屉的长度至多只有一米七。我问向导，向导也承认，当时的瑞典人一般只有一米七左右的高度。这就绝不像古书上说的什么“身材高大，犹如棕榈树”了。
现在的北欧人，除了我在挪威看到的一位曾在中国留过学的人因生理缺陷而驼了背之外，年轻人几乎都超过一米八。三百年来北欧人身材增高了十厘米。
在奥斯陆金狮饭店，我和文夫休息时总爱凭窗眺望街景。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所有的男女青年（有的还背着很重的滑雪行囊）急煎煎赶路的模样，那真可说是“健步如飞”。到奥斯陆的第一天，晚上一位记者赫根请我们去饭馆吃饭，走在路上，他不无自豪地说：“到挪威来的外国人都说，走在街上一看，就知道所有的挪威人都明白自己要去干什么。”我只好笑笑，对他说：“到我们中国的外国人走在街上一看就知道，时间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我们有的是时间，所以总是不慌不忙。”
北欧人不但身材高大，并且漂亮，尤其是女人，一律是金发碧眼。北欧曾给好莱坞输送去不少演员，成为世界明星的英格丽•褒曼和嘉宝，就是瑞典人。在街上，我也没有看见过面带病容的人；他们爱好运动，爱好户外活动。如那位记者赫根，他说他来看我们之前，白天已经在山上滑了四十公里雪。而我只好打趣说：“我们比你还厉害，你来看我们之前，我们已经在天上飞了一万多公里。”
北欧人身材高大、健康、漂亮，同他们所处的气候条件和食物构成有关。北欧气候寒冷，但并不严酷。四月间，我们在纬度低得多的北京起飞，一天之间到了北欧也不用加衣服。漫步在濒临海边的奥斯陆街头，风凉而不刺骨。奥斯陆的海湾是不冻的，海水碧波涟漪，山上却盖满皑皑的积雪，蓝与白交相辉映。北欧人饮食的烹调在我们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中国人吃来真淡而无味，但多是鱼虾奶酪，营养价值极高。在瑞典陪同我们的霍尔小姐也认为，北欧人近百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北欧人身材增高的主要原因。可是霍尔小姐自己，吃饭却非常简单，她陪我们下餐馆的时候，总是大嚼生菜沙拉。所谓生菜沙拉，就是生卷心菜、生黄瓜、生西红柿上蘸点奶油凉拌一下。这道菜，我是敬谢不敏的。霍尔小姐老吃这种菜且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大概是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有底”了吧。
寒冷的气候锻炼了北欧人的体魄，同时也使北欧人的性格比较内向、朴实。霍尔小姐说：“要了解瑞典人就像倒西红柿酱一样困难。”我没有倒过西红柿酱，不知道其困难程度；我们在北欧的短促访问，也不可能把他们了解得很多。仅就所见所闻来说，三个国家的人民好像也不太相同。
挪威人生活比较简朴，并且讲究实际，说明白了，就是比较节约。三国对我们的接待，似以挪威为最差，但他们并不是有意慢待我们，确实是按他们生活的基准线定出的较高规格来招待的。在挪威四天，我们从来没有吃到过一道热菜，席间只有三明治而已。不过三明治里夹的是生鱼片和虾，不是火腿肉片。有一次吃饭，我对挪威笔会中心主席内塞女士说：“我们中国人连吃饭都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我们是把一盘盘菜端上来，大家用筷子在一个盘子里夹着吃，不像你们这样分成一份份的用各自的盘子吃。”内塞女士说：“三十多年前，我们普通人民也是像你们中国人那样吃的：一家人围着一口锅，用勺子在里面舀汤喝，就着自己手里的面包。现在这种吃法，是近几十年来才普及的。”我脑海里马上浮现出苏联童话故事片《大萝卜》和高尔基的《我的童年》中的场景：中间一锅冒着热气的白菜汤，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围着它，贪婪的一勺接着一勺的稀里哗啦地抢着。原来，他们摆脱贫穷并不久；他们还没有学会奢华。
在金钱往来上，西方人一般都划得非常清楚。我们中国人过去讲究在“政治上划清界限”，西方人可是一直在金钱上“划清界限”的。而挪威人，我看是到了滴水不漏的程度。到挪威的第三天，一位年轻的出版商与几位作家在豪华的派克饭店请我们吃饭（也只是冷餐而已）。饭后，按给我们规定的日程，我们应该前往奥斯陆大学东亚语系的教授何莫邪家。可是没有车来接，要我们自己雇出租车去。于是我们在出版商的汽车里只好向他借一百挪威克朗去雇车，讲好我们用美元换了挪威克朗后还他。他如数借给了我们，开车走了（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接待任务）。等我们到何莫邪教授家吃完了晚饭要回金狮饭店时，又没钱了，又得向何莫邪教授借钱。这一天，我们向外国人做了两笔“贷款”。我私下里认为，区区一百克朗（约合十几元美金，三十元人民币），他们会慷慨解囊的。在中国，倘若有外国作家到我家吃饭，雇出租车送他们回宾馆，本来就是我分内的事，怎么能让外国客人自己付钱呢？殊不知，我们换了挪威克朗在第二天还他们的时候，他们毫不谦让地照收不误。
如果相信子英的介绍，那就有更多的笑话了。他说：在瑞典，假使你忽然烟瘾大发而又忘了带烟，要向旁边的人讨一支来抽，你也必须花钱。旁边那个人即使衣着华丽，他同样会毫不脸红地收下一支烟钱。不像在我们中国，在公共场合中你向别人讨一支烟抽，不管是谁都会给你的。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校舍里，十二个学生共用一个公共厨房。厨房是现代化的，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是非常“高级”。但那些很富裕的瑞典学生们相互之间连一撮盐、一块方糖也分得很明白。瑞典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男女上咖啡馆，去迪斯科舞厅，一人一半，各出百分之五十。要是请客，必须先说清楚谁请谁，如接受了别人的邀请，就应有回请，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好莱坞制造的义男淑女的神话差得很远了。
不但在婚前，在婚后，夫妻之间的经济也分得够仔细的。据子英说，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古典式家庭结构，在西方已经很少见了。
下面，我们再把话扯回来。
瑞典是按挪威的同等规格接待我们的。然而，我们一下飞机，在旅馆安顿好以后，负责接待我们的瓦登先生与霍尔小姐就把我们带到一家艺术家常去的饭店吃饭。在那里，我们才吃到到北欧来的第一顿热菜，并且尝了西方名菜牡蛎。
瑞典与挪威是毗邻国家，在古代，两国还是合二而一的，但现在互相之间都有点瞧不起对方。瑞典人把挪威人称为穷表弟、暴发户。在席间，瓦登先生就很风趣地说了一个讽刺挪威人小气的笑话，可惜我忘却了，只记得瓦登先生是个典型的北欧男子，高大，漂亮，有绅士风度，比挪威接待我们的赫根有气派得多。我们的大使馆，把瓦登先生与霍尔小姐误认为是夫妻，节目单上就是这样写的。到Esplande旅馆方知搞错了。瓦登先生哈哈大笑，拍着霍尔小姐说：“如果是那样就太好了，是不是，先生们？”我说：“我表示遗憾。我们的大使馆没有把我和何滨女士也弄成夫妇。”
在挪威，挪威人认为瑞典的现代化是不可取的经验，是失败的，指责瑞典人匆匆地学习美国人盖高楼，把古典的斯德哥尔摩破坏了。还说瑞典人是空架子，爱摆排场，不要几年，他们就会超过瑞典人等等。照我看，挪威人是比瑞典人能刻苦、讲实际，这一点从他们的穿着和家庭生活可看出来。斯德哥尔摩是个花花世界，男男女女穿着打扮都比较讲究、入时（除以后要说的“滂克”外），挪威人穿着却很朴素，一般人像我们代表团的三位先生穿着笔挺的成套洋装的都很少，街上走的人多半穿滑雪衫和羽绒夹克。两国老百姓的精神面貌也不完全相同，给我们在奥斯陆雕塑公园导游的年轻大学生就给了我深刻印象：挪威人要比瑞典人奋发、有进取心，再加上他们有北海油田，能源问题解决了，所以说他们赶上和超过瑞典是完全可能的。
丹麦人要比挪威人、瑞典人放得开，性格不像前两国人那么拘谨。在挪威和瑞典的记者招待会上或大学、笔会的座谈会上，我们的回答如不能使他们满意，或者他们有不同意见，他们也不表示出来，就此罢休。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有的问题他们似乎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不可，和北欧学者的唯一一次争论，也是在丹麦发生的。但是，我觉得丹麦人性格比较热情，态度比较随便。到哥本哈根的第一天，丹麦笔会中心秘书长埃勒斯先生就把我们领到所谓丹麦的脓包“自由城”去参观。这种敢于把社会最阴暗的部分首先展示给外国来宾看的勇气，不要说我们中国人，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也是很少有的。
挪威、瑞典、丹麦三国都是王国。我们感到，他们对他们各自的国王，不论是奥拉夫五世、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或玛格丽特二世都很尊敬。内塞女士绝不是保守的人，而是一位属于自由派的作家，但说起她的国王奥拉夫五世来，真正到了“热泪盈眶”的程度。走在去王宫的路上，五十多岁的内塞女士像孩子般激动地说：奥拉夫五世喜欢打猎，平时经常带一条狗出没在森林里，从不带卫士。老百姓碰见了他，他也和老百姓握手、打招呼。在西方闹石油危机的时候，他号召人民在节假日不要使用汽车，他自己身体力行，到郊外滑雪时乘火车去，一个老妇人发现她身边坐的竟是国王，高兴得跳了起来。
我们到了王宫门前，果然没有卫士，王宫前的广场成了游人休憩的场所。但过了一会儿，走来一队穿黑衣服的卫士，在王宫门前排成长队，为首的拿着一支铜号。内塞女士说，今天一定有哪个国家元首来。我们下坡走到马路上，迎面开来一辆牌照为A•1号的黑色小轿车，里面坐的大概就是哪位国家元首了。
在内塞女士的家，她还向我们介绍说，挪威的国庆节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军队参加游行的国庆节（这点我有怀疑），到那天，儿童们捧着鲜花列队到王宫广场，受国王夫妇的接见。去年的国庆节，内塞女士作的一首歌词还被国王指定为庆祝国庆的“重点节目”。她充满感激之情地抚摸着那份印着国王照片和国徽的歌词，一脸虔敬和依恋的模样。我不由得想到，崇尚精神自由的西方人，对自己的国家还是有很严肃真诚的一面的。
在斯德哥尔摩，到处都可以看到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夫妇的大幅照片，不少于在布加勒斯特街上的齐奥塞斯库的画像。我们下榻的Esplande旅馆的大厅就悬挂着一帧他们夫妇二人的肖像。瓦登先生和其他谈起古斯塔夫的人都称国王是瑞典最有风度的男人，王后是瑞典最有风度的女人。我想，处在他们那样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一对原来没有风度的普通男女也会变得有风度的吧。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生日那天，我们躬逢其盛，正好前一天从斯德哥尔摩飞到哥本哈根。王宫离我们休息的旅馆Neptun只有一百多米，我们拜会了丹麦文化部的国务秘书回旅馆，经过王宫广场，只见聚集在广场的丹麦人手执丹麦国旗，仰望着王宫的阳台，还有数以千计的群众从四面街道络绎不绝地赶来。这是没有任何人组织的群众活动，没有队列，没有指挥，完全是自发的。广场入口处左侧，有一个签名留念的小厅。门前守着一个穿红色制服的卫兵，进去签名的多是旅游者。我们也走了进去，凑巧的是我们四人的名字正签在苏联驻丹麦大使的后面。领我们的建新同志笑着说：“如果记者知道了，这又是一条新闻：人们会猜测，中国作家是不是和苏联大使一起来的呀？中苏外交又有什么新动向了呀……”
中午十二点，穿红色上装黑色长裤的王宫仪仗队吹奏着军乐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广场。不一会儿，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和她的丈夫出现在阳台上。下面约有万名群众向她挥舞旗帜欢呼。我们在一睹尊容的同时冷眼旁观，群众对她的热爱是由衷的、真诚的。女王进去又出来三次，群众方才散去。
不错，三国人民都爱他们的国王。我看，最主要的原因却是这三个国王都无权，只不过是国家的象征。
北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从我在第一章中开列的那张物价表和他们一般工资收入的对照中可以看出来，这里，我不准备细谈了。他们现在面临的生活问题，好像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即孤独感。到北欧的第二天，内塞女士领我们乘电车上山去派克饭店，途中经过美丽的针叶林，在皑皑的白雪中更显得如墨似的苍翠。内塞突然用一种感叹的语气说：“我们的生活和森林是密不可分的，当我们感到孤独的时候，我们就到森林里去。”她当时那双神情怅惘的眼睛，我至今很难忘怀。她又问：“你们中国人感到孤独时怎么办呢？”我说：“我们和你们相反，我们感到孤独的时候就到人群中去，我们中国人爱‘串门子’。”在瑞典，瑞典笔会在古雅的“马厩饭店”设晚宴招待我们的时候，同桌的四位女作家都提出了怎样消除孤独感的问题，除了对“文化大革命”外，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家庭状况。一位著名女翻译家低声用幽怨的语气说，她有三个孩子，但都是一到了十八岁便离开家远走高飞了，有时候想起来就往家打个电话问问爸爸妈妈，经常却是不见音信。
北欧有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酗酒。北欧人好喝酒，在过去是因为抵御寒冷的气候形成的习惯。在现在则是为了消除孤独感。酗酒的严重程度使现在的北欧三国都成了禁酒的国家，除了周末，商店里绝没有酒卖。
我也和他们讨论过产生孤独感的原因。这方面他们各有各的说法，莫衷一是，总之不外乎婚姻不稳定，家庭解体，青年人容易谋生（至少有失业救济金），增强了他们的独立性等等，有一种说法我觉得比较具有哲理性，就是：他们爱自由，对自由的理解又是自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无形中割断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联系。这样，他们有了多大程度的自由，就有了多大程度的孤独。他们自己爱自由，也“尊重”别人的自由，对别人的生活从来不管不问。在他们那里，背后议论张家长李家短的人极少，但也造成了有的孤寡人死在自己单人寓所里几个月而无人知道的现象。他们很难理解我们中国人这种突然袭击式的“串门子”。他们家庭与家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多半要通过正式的邀请和约会，至少要先在电话中提出要求，待对方同意了再安排合适的时间去。不像我们这里，走在街上灵机一动，心血来潮，随时决定上某某人家里聊聊就拖着老婆孩子跑去了，也不管别人家里有事没事。他们的礼貌之下掩饰着冷淡，我们的亲热之中含着对别人的不尊重。我看，最好是把这两种态度中和一下。
婚姻的不稳定，在挪威还没有十分表现出来，在瑞典是已经见诸法律了。至于丹麦，那更不用说，丹麦是世界上最“性解放”的国度，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干涉同性恋的地方。瑞典人在结婚之前领结婚证书的时候，同时要把离婚后的财产安排商议妥当，和结婚证书一样立下字据，免得离婚时找麻烦。这在我们讲究“吉利”、害怕“触霉头”的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婚姻的不稳定，出现了许多带孩子的单身青年和中年男女，也就是说很多家庭是由一个单身男人带着孩子或是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孩子组成的。而瑞典人还向这种家庭提供第一流的日托设备和优先入托等福利。事实上，这种只有父母单方的家庭，有时候享有比一般的家庭更高的生活水平。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参观了一个很不错的托儿所。据负责人——一位中年妇女说，这所托儿所的很多孩子要么是没有父亲，要么是没有母亲。
既然婚姻不稳定，倒不如不结婚了。我注意到，挪威接待我们的内塞女士和第一天请我们吃饭的记者都没有婚配，瑞典的霍尔小姐也是深闺独居，而他们早已超过“晚婚”的年龄了。一位瑞典作家告诉我，现在独身成了风气，据他说这是因为“家庭的观念”改变了。“比如说，你们中国人认为非要有一男一女才可以组成家庭，而我们认为，一个人带着他的狗也可以说是一个家庭。”所以，“大男大女”在西方根本不成其为问题。
事实上，北欧人一向有着重视家庭的传统。在气候寒冷的地方，人们一年当中有很长时间要待在户内，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这点从他们过去的小说、童话中可以看出来。所谓家庭结构的变化是因为“家庭的观念”起了变化，这种说法牵强得很，那中间必然有更深的社会原因。
北欧人的家庭，不论是典型的家庭还是单身家庭，居室是装饰得很漂亮舒适的。北欧盛产木材，他们的居室内部许多地方用只涂油而不饰色的木板紧密地镶嵌起来，给人一种非常自然柔和的感觉。尤其在瑞典，瑞典的家庭灯器和玻璃闻名于世，家庭的布置就更讲究了。在瑞典，我们去过两个家庭，一个正好是典型的家庭，夫妇二人，有儿有女，一个是霍尔小姐的深闺；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马悦然教授家，一个是普通工作人员家。这两个家庭就展示了瑞典家庭的一般情况，再加上我们在挪威访问的两个家庭和在丹麦访问的一个家庭，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并不怎么追求现代化，也许是已经现代化了而又表现出复古倾向吧。他们并不炫耀自己拥有的电气日用品或高级音响传真设备，而重视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所谓的小摆设。在家具上，北欧人讲究本色、实用、舒适，据说和西欧人爱华丽纤巧不同。整个西方，现在在家具上又倒回到十九世纪，甚至十八、十七世纪的样式上去了。这大概就是奈斯比特在《大趋势》里所说的“高情感”的表现之一吧。今天，我们的青年人还在追求什么波兰式、捷克式的家具，我看总有一天明代的古老家具又会回到我们的家庭中来。
地毯是西方一般家庭必备的。我们可以从地毯的质料上看出这家人的经济情况。比如，收入较低的霍尔小姐房子里铺的是化纤地毯，而内塞女士一间足有六十平方米的客厅里铺的是纯羊毛地毯，临海的那半间休憩室里，还地毯摞地毯，铺了两条。我所以琐细地提到地毯，是因为今天地毯已逐渐进入到我们的家庭了。友梅在北戴河给我说了个笑话：他花了九十元买了一条化纤地毯，而为了清洁这条宝贝，却花了一百六七十元买了一大堆除尘器。他说他不是收集烟壶的专家而是收集除尘器的专家。不过，友梅已经达到了瑞典霍尔小姐的生活水平了。不久，他也会像内塞女士一样在那条化纤地毯上再铺上一条羊毛地毯的。
随着经济开放政策的发展，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西方的生活方式不但对我们来说已不陌生，并且渐渐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改变着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用道德观去判断那是否进步而加以取舍，却应因势利导，力求在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保持社会主义社会整体的稳定性。
比方说，对北欧人的人与人之间经济上划分滴水不漏这点，照我们中国传统的观念来看无疑能扣上个“人情淡薄”的帽子。其实，它也未必是坏事，它保持了人的相对独立性。在北欧，不乏慷慨解囊的义举，如诺贝尔奖金一类的由各种捐款赠款所设的基金会，老百姓在节庆生日时亲朋相互之间的馈赠也是常事，但那和平时生活上的你拉我扯是绝对分开的。夫妻之间虽然各自保留财产权，可是对方的生日绝不能忘记，在对方生日那天送一点可心的礼物，倒更能巩固爱情。我们中国人夫妻之间也吃着“大锅饭”，反而难看出对方有多么关心自己了。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们到北欧后才知道的。原来，我们虽然接受的是三国笔会中心的邀请，可是三国笔会中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要花那么一大笔钱。旅馆的房钱当然由各邀请国出，妙就妙在他们对每天宴会的安排上。谁都知道，除了住之外，吃是最费钱的，而且午餐、晚餐几乎都得设宴。而他们把午、晚餐全“摊派”到我们代表团访问的单位去。如果这天上午我们参观某工厂，下午访问某大学，那么，午餐就由某工厂掏钱，晚餐就由某大学付款。这样，就节省了笔会中心或作家协会一大笔开支了。据说，不只是对文学艺术界人士的采访，就是国家元首来，也用这种办法安排，一律吃“派饭”，不过是国家元首的规格高些罢了。这种安排难道不比由国家一手包下来好吗？
即使是笔会中心或作家协会出面设宴招待，实际上“公家”——用我们的词来讲——只给我们代表团的四位成员付款，其他来参加宴会的都不能白吃，每人进门先交饭钱（我怀疑是不是我们四人的饭钱也“摊派”到各人头上了）。我们到挪威的第三天晚上，挪威笔会中心在挪威科学院的一个古老而华丽的大厅中设宴招待我们。我们沿着宽大的槲木楼梯拾级而上，到了大厅门前，一看，门前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个简陋的、和这个大厅很不相称的木头盒子，盒子旁边还有一个登记簿。来的客人们把饭钱扔在盒子里，然后在登记簿上签了名，才有进大厅吃饭的资格。
在瑞典，由瑞典笔会中心出面招待我们的宴会，是在一个大出版商捐赠的一所古老的房子中举行的。那天的晚宴规格相当高，国际笔会主席、正赶上回国述职的瑞典驻华大使、瑞典文化部的国务秘书等都来了。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位瑞典姑娘站起来说了一通，我以为她发表的是什么欢迎词或是演讲，问那晚给我当翻译的吴兆朋女士，才知道那位漂亮的金发女郎是在告诉大家别忘了付饭钱，谁喝了酒，酒钱还要另算。看来，这次宴会采用的是先吃饭后付钱的方法。
我倒认为这种办法很好，值得我们学习。在我国，随着各地互相交流的逐渐频繁，人群之间的交往逐渐增多，生活逐渐富裕，社会文明程度也相应地逐渐提高，社交场合的应酬礼节是必须注意的。说明白了，就是请客吃饭不可少了。问题是，要杜绝某单位、某领导借着有来宾而慷“公家”之慨招些人来大嚼一顿，吃完了，又像蝗虫一样一哄而散的现象。有的吃客甚至连今天到的来宾是谁都不知道，更不用说通过这顿宴会自己得到什么新的信息了。
中央三令五申禁止请客送礼，指的是滥用公款请客送礼，请的双方都借此捞油水。但至今这种歪风还刹不住，每次请客吃饭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名目，似乎不请就不行。的确，现在有许多应酬是不可少的，有许多饭不请是说不过去的，何况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有酬酢好客的传统。我看，用西方的这个办法变通一下问题也就解决了。
谁来赴宴谁就凑个份子，那些光想白吃的人也会敬而远之了，宴会也举行得有意义了，因为凡是自愿掏钱来赴宴的人必定是想通过这次宴会获得什么信息或输出什么信息的人。怪不得在国外有的人要去赴一次宴会，竟愿意买一张高于饭费十倍价钱的请柬。当然，这苦了被请的客人，比如我们代表团，在每次宴会上都要说个不停，直到口燥唇干。他们为什么请你？是要从你肚子里掏东西，而不是让你往肚子里塞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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