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金发碧眼的董仲舒——北欧的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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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出车门，迎接我们的竟是一位穿着中式裤褂的金发碧眼的长者。他的褂子是象牙白的真丝缝的，袖口还按一定规格绾了上去。那身打扮，在我们古老的国度的偏僻的山区，也很少见了。他笑容可掬地迎上前来，用东方礼节作了个揖，又换成西方礼节与我们一一握手。他，就是北欧的汉学权威马悦然，即Malmqvist教授。
北欧的汉学家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相当高，已故的著名汉学权威高本汉教授就是瑞典人。马悦然教授就出自高本汉教授的门下，是高教授的得意弟子。北欧的汉学家们常自豪地说，西方真正的汉学在北欧（他们把苏联是算作东方的），美国只有“中国问题专家”，那是研究政治，不是在研究汉学；英国只有中国的古董鉴赏家，也不能说是汉学家，真正研究中国古籍，把中国文化当作学问来研究的，只有北欧的学者们。
这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马悦然教授此时正在研究的课题就是中国人早已弃之脑后的《春秋繁露》。但他告诉我这话时，我并没有觉得惊奇，虽然我不知道他会从西汉时的董仲舒所著的这部宣扬“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体系的书中研究出什么，然而他的神情举止却极有我国的儒者风度。东方式的沉静内向与西方式的活泼外露，很融洽地集于他一身。
他的夫人是一位极其聪明能干而又漂亮的四川人，他本人从抗战时期到将解放的年月，也是在四川度过的。他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并且也像四川人一样爱吃辣椒。这种本领，恐怕是被夫人熏陶出来的。
马悦然教授那天所设的家宴，使我们在北欧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来的其他客人全是年轻的汉学家，马悦然教授的学生，男男女女有近十位。那天晚上我们谈话不用翻译，直接的交谈更增加了彼此的了解。菜是马教授夫人的妹妹做的中餐，却又照西餐的吃法；谈话很随便，很有风趣，开始时都集中在“怕老婆是男人的美德”这个命题上，我说了几个流传于中国民间的怕老婆的笑话，自以为这是我们的“国粹”，外国人哪里知道，满能“镇”他们一下，谁知有两个笑话我刚一开始说，他们中有的人就接上下文。这倒使我吃了一惊：高鼻梁深眼窝的外国人对中国的东西知道得够多的！
通过这次家宴的交谈和另一次在斯德哥尔摩东亚图书馆的讨论，我们大致知道了瑞典汉学家们现在研究的课题。照我们的看法，他们研究的题目都很冷僻，但仔细一想，却不能说没有意义。学术上的成果，不能用急功近利的实用价值观去判断。
比如，马悦然教授除了把《春秋繁露》作为长期的研究课题外，同时还在研究四川方言。最近，瑞典还要出版他译的舒婷的一部诗集。他是位汉学研究家，又是位翻译家，已译了好几部中国古代和现代的诗集。
另一位留着山羊胡须，颇像契诃夫的汉学家罗同碧先生，对中国的程朱理学感兴趣，他目前在研究清代的思想家戴东原。他说，任何思想体系都有它的内在属性与外延属性，他想研究理学的内在属性与外延属性的关系。在讨论会上他发言道，一个思想体系在不同条件下常起不同的作用。理学在统治者的手里作为压迫人民的思想工具，在被统治者手里又可作反抗统治者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天理”和“人性”这两个概念都有两重性。他举了明代的东林党和清朝的吕留良为例子，说他们都是在理学的口号下企图变革社会的。
应该承认这些汉学家们对中国历史与我国古籍是很熟悉的，治学也是严谨的。虽然他们研究的有些课题和得出的结论在我们看来十分可笑，不着边际，但确实是他们的一家之言，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研究的课题和结果的某些部分，也未必是可笑与不着边际。所以，当时我只指出，理学的概念具有两重性这类现象并不是我国思想史上所特有；我请他注意，基督教义同样会在不同条件下或不同的人手中起不同的社会作用。
秦碧达女士是位很漂亮很腼腆的青年妇女，她的腼腆，甚至带着几分羞涩，大大不同于一般西方妇女，这大概也是研究我国文学作品，受了我们文化影响的结果吧。她感兴趣的是中国当代女作家。她说她喜欢杨绛的《干校六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冰心的《空巢》。对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和《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她评论说和西方的作品相似，人物在一个圈子里挣扎而总脱不开这个圈子，追求不到理想。她目前在研究张洁、王安忆、张抗抗、茹志鹃、谌容。我向她介绍了河北的铁凝。
秦碧达在我国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过，汉语讲得很流利，但一开口就脸红。她似乎不讲究穿着打扮，在西方妇女中可算得上最简朴的一位。这种不修边幅的风度，颇像我们古代的名士而不像我们当代的女作家。我们当代的女作家总是“领导时装新潮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另一位女汉学家盖玛雅在研究老舍的相声。她说，中国的相声分宣传相声与娱乐相声两种，她还是比较喜欢娱乐相声。
既然我在农场从农工们那里听来的一些怕老婆的民间笑话外国人也知道，那么外国人能研究中国的相声也就不使人奇怪了。我诧异的只是盖玛雅她会对相声感兴趣。盖玛雅看起来是位很庄重淑静的小姐，仿佛容不得别人稍许对她轻薄、对她开半点玩笑似的。那天在晚宴上，她说话很少，只是不时地展露出她可爱的微笑。
还有一位研究鲁迅的汉学家罗德宝，是位很典型的北欧男子，高大、漂亮，满头金发。他在研究外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他说，鲁迅喜欢的文学不但是反映现实的，而且是为人生的。他有句话我始终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原话是：“鲁迅介绍外国文学不是以完全正确，而是以有各种各样好处的作品为标准。”
另一位在中国学习过，并且当过瑞典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的汉学家，可惜我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之所以没有记，却是因为当时想着这个名字太容易记住而忽略了。他的北京话比我说的还好，到了北京人常说的“油”的程度。他的外表不像个做学问的人，介于外交官与花花公子之间。他说他在研究中共党史，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中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失败”。对“反右运动”，他是这样看的，他认为原来中共提出鸣放可能是善意的，后来有人提的意见很尖锐，于是到（一九五七年）六月份看来必须收了，是因为“收”得太厉害了故而犯了错误。我笑着对他说：“你的这种看法即使在我们的学习会上发表，也不会犯错误。”
和瑞典汉学家们的一次讨论会，是在斯德哥尔摩的东亚图书馆里举行的。这所图书馆外面就是大街，没有花园，如果不关窗子，街上的噪音就直接闯到屋子里来。图书馆完全是马悦然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惨淡经营、白手起家搞起来的。一九六七年以前还没有一本书，现在藏书约有十万册，期刊有四百种，报纸有十几种。我们参观了图书馆。照西方的标准说，这所图书馆的设备完全不能说是够格的，也就达到我国一个重点中学图书馆的水平。但他们管理得很好，藏书整理得井井有条，编目都很清楚。遗憾的是，古典书籍却是台湾出版的居多，不论是经、史、子、集还是一些地方志，大半标着台湾出版单位的印记。可是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政治倾向，比如他们订的报纸就是大陆的，连《北京晚报》和《羊城晚报》都有。他们说，大陆出版的书籍和台湾出版的书籍比较起来质量（主要是纸张、装帧和印刷）要差得多，并且不容易买到。就拿报纸来说，如果订港台的报纸，到的日期也比大陆的报纸早许多天。但他们关心和信任的仍是大陆，所以只订大陆的报纸。我翻了一下报纸，的确感到很惭愧，四月十号到的报纸还有三月初的。
从藏书可以看出他们的兴趣和研究的重点。全部藏书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清代以前的著作或研究清代以前的政治、思想、文学的著作，“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又占百分之八左右，当代中国文学，只占了百分之二。而就在这百分之二里，“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中国读物，又占去相当大的分量。三中全会以来活跃于文坛上的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则是凤毛麟角，我找了半天，找到一本郑万隆的《响水湾》。而这本书，也是万隆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绝不是他的代表作。我回国后告诉万隆，他听了也觉得可笑。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的作品，多散见于各文学期刊上。东亚图书馆订的期刊多半是各大学的学报，如《复旦大学学报》、《南开大学学报》等等，文学期刊中，《人民文学》当然订了，我还看到一些不怎么知名的小刊物，如《采石》。在我国风行的大刊物像《当代》、《十月》、《收获》却一本没见。
据图书馆的管理员，一位胖胖的金发青年说，图书馆的经费很困难，主要依靠“好心的研究者”捐赠，另外，斯德哥尔摩大学每年给三万五千瑞典克朗，如果你知道在瑞典一个普通工人年收入可达到五万瑞典克朗，就知道这区区的三万五千瑞典克朗有多大的购买力了。所以，他们在买书订刊物报纸时就不得不反复斟酌，掂来掂去，所谓要“钱花在刀刃上”。他说，许多台湾的期刊都是台湾免费赠送的，到时台湾必定主动寄来，而大陆上却不主动寄期刊来。他当然不好意思批评我们，更不好意思提出要我们也主动给他们免费赠送期刊，但不知怎么，我听了他的话，脸上却感到火辣辣的难受。
应该指出的是，不只斯摩哥尔德的这所小小的东亚图书馆，在奥斯陆大学、哥本哈根大学，甚至以颁发诺贝尔文学奖金闻名于世的瑞典文学院图书馆（以后我还要介绍），我们都听到过类似的话。近几年来，我们输入了不少西方文化，吸收了西方许多有益的东西，但我们似乎只讲输入，而不讲输出，在精神上，我们也有个“贸易逆差”。如果再不加以注意，到一定时候这种精神上的“赤字”总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在东亚图书馆，我还有幸给汉学家们解了一个“疑难”。他们收藏了一本明代的舞谱，蓝布封套，装订很精致，图画也非常清晰。中国古代就有用图形记录得这般详细的舞谱，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其中有一种舞蹈，看来是迎神赛会时列队跳的“集体舞”，为首是六个人打幡，以后是六个人执四齿木叉，再以后是六人执平板木锨，再以后是六人执竹枝扫帚，边走边舞。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执扫帚的却排在后面，按清扫街道的道理，执扫帚的应该排在最前面才对。我看了看，这完全是我在农场干扬场活的程序。扬场，这种活路我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每年我要在场上扬至少半个月麦子和稻谷，连续干了二十年。我告诉他们，这执扫帚的不是在扫街道，而是在扫谷堆上被风吹下的稻秸；我表演给他们看，中国的扬场是什么样的劳动。他们方才知道这是出庆丰收的舞蹈。
说到北欧的汉学家，不能不介绍挪威的何莫邪，这的确是位非常有趣的先生。他很佩服马悦然教授，说他是马悦然的同事。他在奥斯陆大学东亚语系当副教授，也是挪威的一名数得上的汉学权威。何莫邪教授三十多岁，留着浓密的灰白的胡须和蓬松的头发，矮矮的个子，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像学者似的不修边幅，又像舞蹈家一样活泼好动；他个性很爽直而又好辩，跟他说话，你会不由得也好动好辩起来。
到奥斯陆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应邀到他家去吃饭。“奥大东语系教授设家宴招待全团”，日程表上是正儿八经这样写的。但他并不派车来接，也不打发人来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在奥斯陆住了好多年，已经非常熟悉奥斯陆的街道似的，只交给我们一个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们租了一辆出租车，在阴沉的黄昏中碾过积雪的道路跑到郊区，转来转去，连熟悉奥斯陆的出租汽车司机也糊涂了，只好问何滨讨了电话号码来问他究竟他家在哪里。他通过电话遥控导航，才使我们的车安然抵达他家门口，当然花了我们很大一笔出租车钱。
从门口的门铃和信箱来看，他和另三家合住一幢小洋房。照西方标准说，他不算是富裕的。他光着脚下楼来迎接我们，把我们领上二楼。居室不大，建筑质量当然很好，我特别欣赏那种不饰色的原木墙板和地板的自然花纹。我们见他光着脚，便问是不是要求我们也脱掉鞋子。他连说不用，不用，指手画脚地要我们注意他收藏的中国文物。原来，他的墙上挂着李叔同的竹简字，丰子恺画的释迦牟尼像，杨晋的放牛图等等，也难为他把这些东西淘来了。
他设的“家宴”只不过是打卤面。这里我要顺便说一句，北欧人不知怎么以为中国人特别喜欢吃打卤面。后来在瑞典霍尔小姐家，霍尔小姐也以打卤面飨我们。大概是这种打卤面最容易做的缘故吧。面，是食品店里买来的现成的通心粉，不用擀（西方人根本不会擀面），卤子就用西红柿和肉末熬上一大盘。霍尔小姐为了招待好我们，独出心裁，还放了许多香蕉在里面一起熬，读者可以想象出那是什么味道。
何莫邪先生不是挪威人，是北德人，在美国和马来西亚教过书，后来落脚于挪威，入了挪威籍；他的妻子英慕德（就是何先生给她起的中文名字）是丹麦人，他俩生了四个可爱的孩子。谈话间，他颇以自己是北德人自豪。他说北德是出天才的地方，比如歌德、黑格尔；南部德意志就不行，出了个希特勒。
大家入席，刚刚坐定，他敲了敲酒杯，郑重其事地用流利的中文发表了一篇欢迎词。虽然桌面上不过是打卤面而已，气氛还是搞得非常庄重。他把我们团长“严文井”三个字拆开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做文章。“严”当然有“严肃”、“严格”、“庄严”等词的含义，光这几个词就够他说半天的。他显然是早有准备，但不能不说他的汉学颇有功底，汉语的同义词分得很清楚。他做到“井”字的文章时说：这个“井”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井”，也就是说，自古以来，文学（由上面的“文”字引申而来）与政治是两不相干的。绕来绕去，也难为他绕到他要说的正题上来。接着，他就问严文井是怎样加入共产党的，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严文井只笑着用诙谐的口吻谈了经过，他却一口咬定严文井是“基督教培养出来的作家”。然后，他又大谈中国引进了西方“不正确的哲学”。“什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比如老子，怎么能把他简单地称为唯心主义或是唯物主义呢？”他气愤地挥挥手，“整个西方哲学，不过是给柏拉图做注释！”他似乎要求现代哲学回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去。
在他家里谈话很费劲，他用中文说一段话，都要又翻译成德文给坐在他对面的妻子英慕德听。我们中国人说的话，他也要译给自己的妻子听。尽管英慕德不声不响地坐着，还有点拘谨甚至不感兴趣的模样。可是，他们夫妻间的尊重和和谐，当时的确使我深为感动。
何莫邪有句口头禅——“率真”，所以我也“率真”地谈了我的看法。我说，虽然把老子简单地归于唯心主义或是唯物主义是不对的，但世界观上毕竟还是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区别。于是他“率真”地和我辩论起来。当然，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我应该承认他比我高明。首先在于他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话里往往还夹着很古奥的词，并且用得相当准确。其次，他用挪威文著了一本很厚的《古汉语语法》。挪威只有四百万人口，学习汉语的微乎其微，在这微乎其微的人里，研究古汉语的就更少了，而他能一门心思地去著这么一本在挪威肯定是没有什么销路的书，其精神令人不由得不敬佩。
说到后来，他终于“率真”地露出无神论者的姿态。他说他妻子英慕德家有几个牧师，但自己却不相信基督，说基督是不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很值得怀疑（意指基督是私生子），又把伊斯兰教贬了一顿，说《可兰经》根本不值一读。这就有些渎神的味道了。在全部哲学里，他只推崇柏拉图和中国的老子。
我活到四十多岁，看到我所认为的中国奇书倒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外国。上面我已说过了那本明代的舞谱，在奥斯陆大学，我还看到几本。离开挪威的当天上午，照日程安排我们应该去奥斯陆大学东亚语系座谈。原来我们以为座谈会可能和这几天来在奥斯陆举行的其他几个座谈会一样，座谈完了中午就在那里吃饭。谁知，在这位何莫邪先生的安排下，没有汽车来接我们不说了，到了奥斯陆大学，他把我们领进他的办公室，只有他一位和我们大谈特谈。这次，他给我们看了他收集的许多中国书。最多的是连环画，就是我们叫“小人书”的，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谓之专画“拆白党”、“妓女吊嫖客”的小人书，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足足可以构成一部中国连环画发展史。还有就是《金瓶梅》、《肉蒲团》、《九尾龟》等写性生活写得很直露的书。没有想到，我生平第一次看没有删节的《金瓶梅》，却在远离中国几万里的奥斯陆。何莫邪盛赞《金瓶梅》，说它比《红楼梦》写得好，曹雪芹写小说是从笑笑生那里学来的，《金瓶梅》才是真正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对着这位光着脚、不坐椅子而坐在办公桌面上的何莫邪先生，谁也无法和他辩论。一会儿，他又竖起一根指头，做出叫我们注意的手势，说他还有一些宝贝。果然，这次他搬出的宝贝连曾任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文井同志也吃了一惊。这是几本刚好在“文革”间文井同志离任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专给当时的“中央首长”印的《笑话大全》、《笑笑话》。线装大字书，开本有我在故宫博物院见到的《永乐大典》那么大，一部有数十万字，封套非常考究，装订极其精致，里面的大号宋体字是仿木刻的，老花眼不戴眼镜也能看。
文井同志说，当时，这种书每部只印五十套，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把关，书印好后直接送到“中央首长”那里，想不到这位何莫邪的本事这么大，居然给他弄了两部来。我听了以为如此神秘的书一定有非凡的内容，赶忙毕恭毕敬地翻开来读了几则，哪知里面全是庸俗不堪的笑话，有的是床上的性描写，有的是插科打诨，也无甚可笑之处。举一个最干净的笑话来说，是这样的：有一个主人叫仆人去煮一个鸡蛋来吃，吩咐他不要煮老了，一个蛋煮五分钟就可以。第二次，主人又叫仆人煮四个鸡蛋。主人等了半天仆人才端上来，主人剥开一咬，老得难以下咽，于是责怪仆人。仆人说，老爷叫一个蛋煮五分钟，那么四个蛋不是应该煮二十分钟吗？
据我看，这个笑话就不值得一笑；语言也是半文半白，没有文采，从“五分钟”、“二十分钟”这些词来看，也不是什么古典笑话，简直毫无价值。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中央首长”却要人花那么大工夫印这种无聊的书，一面躺在床上看《笑话大全》，一面来指挥“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实，这才是一个十足的大笑话。
而现在，这部把中国古今笑话收罗殆尽的《笑话大全》，只不过给何莫邪先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使他写出了很长的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历代笑话研究》。
顺便说一句：他给我们展示了他的这些收藏之后，并没有留我们吃饭。大概以为精神的食粮已足够让我们饱餐一顿了。我们空着肚子跑出奥斯陆大学，在街头上买了几个汉堡包，匆匆地上了飞机。
在奥斯陆大学，我们还遇见一位年轻的女汉学家韩慧玲，她的毕业论文是《香港小说中黑帮的黑话》。总之，在我们看来，北欧的汉学家研究的题目都很冷僻，但我们也应该承认，他们是真正把我国文化当作学问来研究的。同时，也应该指出，他们对我国当代文学缺乏了解，并不是不重视我们当代，很大一部分责任要由我们自己来负：我们没有注意介绍和宣传自己，致使他们对我国当代文学的介绍，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到挪威的时候，挪威一家出版社正出版了一部《中国文学精华》。这家出版社是家相当大并且很严肃的出版社，为了庆祝这部书的出版同时也欢迎我们中国首次访问挪威的作家代表团，他们在“新北京饭店”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出版界人士、作家和翻译家（即本书的译者），当然还有许多记者。“新北京饭店”位于海边的商业区，设备很讲究，内部布置是中西合璧，很是堂皇。据说那是一个中国人开的，但那天我们并没有见着中国老板，西崽全是欧洲人。大家尽兴吃喝到一半，主人出来讲话，然后向大家展示刚出版的《中国文学精华》。这部书印刷装帧都很精美，内附插图，厚厚的一本，约有六百页左右，内收上自老子《道德经》、孔子的《论语》，直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或是节译，或是全译。主人说，在一部书中“全面地介绍中国文学”在挪威还是第一次，所以不惜血本，贴钱也干，一次印一万二千册。
我们听到他们会“贴钱”，很为感动。因为这种精神在西方商业性的出版社的确难能可贵，不是真正着眼于世界文化交流的出版家是不会这样做的。不像我国的出版社，为了任务赔钱出书是家常便饭，亏了本自然有上级补贴。
我们也可想象，一万二千册书在一个不到四百万人口的国家中，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们十分感兴趣地打开书来看，当代中国文学计有两篇，在囊括上下两千多年的二十多篇选目中，也应该说不算少了。第一篇是王蒙的《蝴蝶》的节译，第二篇却是一位叫潘保安的《老二黑离婚》，还是全译。我们代表团三人对当代中国文学还是比较熟悉的，但想来想去想不起这位潘保安是谁。最后我才隐隐约约想起来在一九八〇年的《小说月报》上似乎有这么一个短篇小说。
在这里，我绝没有贬抑潘保安同志的意思，我也认为《老二黑离婚记》是一篇不错的短篇小说，但是，说句公道话，把《老二黑离婚记》和王蒙的《蝴蝶》列在一起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精华”，显然分量不太够。从页码来看，《蝴蝶》的节译还没有《老二黑》的篇幅多。那么，他们怎么会看中《老二黑》？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难道就再没有比《老二黑》更能称之为“精华”的吗？其原因就在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知之甚少，尽管他们主观上想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但我们给他们提供的材料不多，于是只好碰着哪篇是哪篇、抓着哪篇译哪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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