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日本，摄于1909年。

　　1909年，鲁迅在东京拍摄了一张西服照。当时的日本，广泛接受西学，日常生活中弥漫西洋风，穿西服比较普遍。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因为家境富裕，那时能穿相当高级的西服。
　　
　　1908年4月，鲁迅应许寿裳之邀，由“中越馆”迁居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故居，加上周作人、钱钧甫和朱谋宣，五人合住，因此称此寓所为“伍舍”。他们在庭院中的空地上种了许多花草，把庭院收拾得整洁幽美。其中有日本称作“朝颜”的花，花期很短，但很好看，比起樱花，更能让人想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诗句。
　　
　　在“伍舍”居住期间，鲁迅经常往各处书店购书，但较少游览，只偶尔去公园欣赏一下樱花。租住“伍舍”，食宿费用均有增加，鲁迅为了弥补经济上的不足，曾经担任书稿校对工作以获得一点微薄的报酬。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平日生活很简朴，自仙台返回东京后就改穿和服，只有单、夹、棉三套布制的和服和一件夹外衣，冬天也只穿短衬裤对付。“他无论往哪里去，都是那一套服色，便帽即打鸟帽，和服系裳，其形很像乡下农民冬天所着的拢裤，脚下穿皮靴。除了这皮靴之外，他的样子像是一个本地穷学生。”被子只是一垫一盖，冷天、热天都用一条日本式的厚被子。这些衣被都是以前所有，在东京的几年里差不多没有添置什么东西。
　　
　　许寿裳说：“可惜好景不常，盛会难再，到冬时，荷池枯了，菊畦残败了，我们的伍舍也不能支持了——因为同住的朱钱两人先退，我明春要去德国，所以只好退租。鲁迅就在西片町，觅得一所小小的赁屋，预备我们三个人暂时同住，我走之后，则他们兄弟二人同住。”就这样，1909年2月，鲁迅与周作人、许寿裳一起从“伍舍”搬到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居住。鲁迅在吃穿住方面不讲究，但却舍得大量购买外国书刊。凭借这些书刊，他翻译文学作品并撰写文艺论文，用功很猛。据《留学生官报》报道，他七八月份多次到医院看病并在骏河台红梅町杏云堂医院住院多天。
　　
　　鲁迅本来打算到欧洲学习德文，因为德国介绍外国文学广泛而迅捷，鲁迅所看的东欧俄国文学的译本，不少是德文的。可惜，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1907年12月，河南籍留日学生编辑的《河南》月刊创刊于日本东京。鲁迅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论文大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其中，《文化偏至论》载1908年《河南》月刊第7号，介绍西方十九世纪以来以叔本华、施蒂纳、克尔凯郭尔、易卜生、尼采为代表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新思想，批判了重物质、崇众数的偏向，提出“首在立人”的主张。其中有些段落，显示鲁迅那时思想尚在中土和西洋、激进和折中之间徘徊：
　　
　　意者文化常进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欤？成然以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谬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