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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文术新宗

鲁迅、许寿裳(左二)和蒋抑卮(左三)合影。摄于1909年。

  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集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东京群益书店和上海广兴隆绸缎庄发行,署名为“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封面由鲁迅设计,陈师曾篆写书名。
  
  鲁迅那时对他们兄弟俩的翻译颇为自信:“《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犂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欤,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虽然稍稍谦虚地说不能和当代著名翻译家如林纾、严复等相比,但内心里却并不服气,接着就标榜自己的译作是一本具有开拓性,引入了“异域文术新宗”,打破了翻译界的“迟暮”的书。他还在上海《时报》上发表为《域外小说集》第一集所写的广告,继续发挥道:“是集所录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结构缜密,情思幽眇。各国竟先选译,斐然为文学之新宗,我国独阙如焉。因慎为译述,抽意以期于信,译辞以求其达。先成第一册,凡波兰一篇,美一篇,俄五篇。新纪文潮,灌注华夏,此其滥觞也!至若装订新异,纸张精致,亦近日小说所未覩也。”[1]所谓“装订新异”,指的是毛边不切。


  
  但十几年后,鲁迅在为重印本写的序言中,就不那么吹嘘了:“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诎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1]中国读者不习惯阅读短篇小说是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译文中多用古奥的字眼,文笔不顺畅,艰涩难读。
  
  《域外小说集》第一集收录了鲁迅所译俄国作家安特来夫的两篇小说《谩》和《默》及他所写的《序言》、《略例》、《杂识》中的“安特来夫”一则和“迦尔洵”一则的第一段文字。
  
  《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后不久,东京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就对这本书做了介绍:“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们购买的。中国人好像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的周某,年近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大量的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现已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中国留学生爱读的是俄国的革命虚无主义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像不太受欢迎。”[2]
  
  后来,新文化运动兴起,蔡元培重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遭到文化保守派的猛烈攻击。蔡元培在回答林纾的质疑时,就以《域外小说集》为例,说明他所重用的这些新派人士学问根底深厚:“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3]鲁迅在东京期间结识的浙江同乡、曾一同听章太炎讲授文字学的钱玄同指出,这两本小说集是“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等龌龊心理”。他认为周家两兄弟“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他比较看重鲁迅在翻译中用古字这一点,说鲁迅为使文章更符合汉字的训释,特意向章太炎先生请教,因此,“《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训,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1]胡适也曾将《域外小说集》与严复、林纾的译文相比较,认为鲁迅和周作人既有很高的古文功夫,又能直接了解西文,所以《域外小说集》比林译小说好。他与友人谈编写中学国文选本,拟的教材计划中,第一年要读的就是《域外小说集》和林琴南小说。[2]直到1958年,胡适还在一次讲演中说:“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也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般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的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翻得好,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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