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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悲观与喜庆之间

  一
  
  “发展”是个令人兴奋的话题,但是今后人们将不得不更多地盯住自己的生存环境,自觉不自觉地进入权衡,以判断自身的承受能力。
  
  在这样的时刻,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会隐隐渴望把握当代的伦理依据,用以消除置身现代潮流中的悬空感和自卑感。新世纪也仍然不会有什么幻想的奇迹,有的只会是劳动、喜悦、受苦、勤奋、煎熬、伤痛、欺骗、情爱,这些日常的东西。
  
  每个时期都有一团时髦围逼过来,但其中的大部分不是解除而是加深了大众的痛苦。所以,下一代好的艺术家一如上一代,也仍旧是怀念,是自我的怜惜和自尊,是背向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拉拉队。今天,看看模仿中的滑稽和失态,再看看寒地的星星炉火,真是无言。
  
  但是,新的时代毕竟来了,大声喧哗中的美好吟哦时有发生,人们已经在断断续续的喜庆中忘记了悲观;当然,有人认为悲观也是没用的。
  
  二
  
  由于智识阶层更多地居住在城里,所以他们能够敏感地体味所谓的“数字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含意。现代传媒在使世界变得更加容易沟通的同时,也让人丧失了思考沉浸的空间和独立想象的可能。


  
  在这种状态下,知识分子或许要警惕自己变为一个时髦群体、一个浮浅喧闹的喝彩者。恰恰是今天,我们必须一再地提到文字的作用。因为在两个世纪交替的时刻,文字理应显示自己在现代交流中的核心力量和主导性质,进一步提醒和确定自身与声像技术的区别,担负起提高一个民族文化自觉的重要责任。
  
  任何一个时期,离开了对思潮、特别是对技术主义的批判和质疑,就会失去一个时代的伦理依据。在今天,大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需要关注和认识基层,特别是广袤乡村的边地山区——因为现实生活既可以做任何知识的化学测纸,同时也是它们的主要来源。所谓时代的伦理和时代的深刻,实际上也正是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切地关心民众。
  
  三
  
  整整一个时代不知不觉地陷于声像麻醉,并不特别令人吃惊。也许我们会察觉一个可怕的隐忧,发现以电视传播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传媒对第三世界的损害无法预计。它会远远大于第一第二世界。贫穷单调的生活,狭窄的娱乐空间,精神和文化接受能力的局限,文盲和准文盲的巨大比数,等等一切都决定了他们在现代传媒面前的悲惨境遇,即进入彻底的无抵抗状态。接受,只有接受而难以拒绝,更难以选择。
  
  精神的背景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也因为其他——或者还包括了一些文化方面的禁忌,第三世界与第一第二世界的文化核心人物一样,总是更多地脱离现代传媒。这就使第三世界的声像技术进一步沦为浮浅载体。与其他国家的主要传播渠道一样,它们总是分属于某一些权力集团。此乡与他乡一样,也不会有其他声音,只有来自一个方向的震天的轰鸣。当然,这里早就不存在对于声音的选择和判断,不存在这种权力。需要个性化的见解吗?这里将因为没有“见”而失去了“解”。
  
  因为浅薄、怯懦,更因为粗鄙的物欲驱使,一个民族会在极为强大和单一的声音牵引下,走入自己命定的歧途。
  
  四
  
  我们慢慢接近了一个最悲观的命题。即便是再大的喜庆也不能抵消它的哀伤。我们还会发现,所有的喜庆都来自他人的需要。有人为了将这场喜庆强化得更真实,非常需要一个普遍的误解:这喜庆是自己的。
  
  很少有人认识到:对于节令的误解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因为说到底,节令不过是人类关于生命意义的最大程度上的一次认识趋同。于是,利益和权势集团最乐于做的一件事,就是强迫人们接受他们制造的节令。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制造节令,编造庆典。


  
  在现代,要进行这一切活动就越来越离不开传媒。传媒在此是真正的同谋者,事端制造者,当然也是民众意识的扼杀者。如果有人提出对现代传媒来一次生硬而彻底的拒绝,那就一定会被指斥为当代的歇斯底里。可是,民众又会有多少选择?具体到一个人,他又会有多少选择?答案将是非常悲观的。而彻底的悲观必会产生极端的行为。
  
  飞速发展的技术与精神的极度衰落,生成了我们这个失衡的世界。我们越来越对技术失去了控制,这就是我们悲观的根源。
  
  五
  
  技术的强大是因为它的自身属性,即它与精神的根本不同——技术能够有效地积累。而精神,道德伦理范畴的东西,却很难继承性地呈现线性发展。精神总是在不断的质疑和否定中,在绝望与颓丧的交错中,还有——在理解和表述的双重晦涩里,一次又一次失去。
  
  果然,我们多少年来一直特别害怕“清谈误国”。可是我们没有能力向另一个方向伸展思维,没有问一句:丢弃了清谈的实干能否掘掉自己的未来?奇怪之极,回避“清谈”的同时却常常也在回避民众。因为我们意识中的民众往往与“实”而不是“虚”连在一起。我们差不多完全忘记了,正是那些大“清谈家”当中出实证主义者,出民粹主义者,出清新而深刻的思路,更出高屋建瓴的风范。只有真正伟大的民族才会有自己的大清谈家。
  
  这个时刻我们不由得想到了战国时代的稷下学派。那是一大帮清谈家,时代宽容了他们,他们也恩惠了时代。没人会忽略了历史上的这个繁荣的“百花齐放”时期。
  
  物质主义者对于其他,特别是对于思想,从来谈不上什么崇敬之情。物质主义者误认为自己才是世界的创造者。其实物质主义者的能力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自然的力量,具有一种自然属性。它本身并不能创造,它只能被用来创造。而使用它的,也只能是思想家。
  
  六
  
  人们会问自己,人类处于一个数字时代还能做点什么?在技术称雄的神奇时代,作为一个人,似乎更加不必束手就擒。只要不是被数字缠得死紧,只要尚可以呼吸,就能够有所作为。我们如果能在深刻的悲观中进一步理解这个世界,我们也就有可能走进自己真正的喜庆。反对技术主义正是为了求证科学,正是为了推进人类的认识。没有一个繁荣的时期是被单纯的技术主义牵引出来的,也没有一个思想家会同时又是一个技术主义者。
  
  实用主义者正因为是目光短浅的人,他们讲求效率,力倡务实,所以也就掩盖了特别有害的一面。他们的自私与狭隘是时代性的,所以他们耗损与伤害的会是整整一个民族。

  
  这里自然又回到了“深刻的悲观”这个话题。是的,在这个新世纪之初,我们的确需要从这里起步。
  
  (200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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