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精神重心既已偏移，它的表达也就只能走向末路：追求粗鄙，裸露和发泄，绝望和无聊，千篇一律的油滑，失去善意的嘲讽，不一而足。也只有这样，才与它的世纪性内容相匹配。
　　
　　它的从未存在的道德根据，就是有人一度言称的对于极左和禁锢主义的“解构”。但实际上“文革”时代以及与之相联的某种传统，骨子里就是一种粗鄙和裸露。至美至深的诗意被丑化，并简略成低劣的口号，结果只能是粗鄙直登庙堂，胸无点墨者手著雄文，信口雌黄者气势炎炎。那种毫无遮掩的势利与献媚，也真是足够裸露。这就是另一个时代的时髦。作为一种传统，它现在正以稍稍改变了的形态得到了延续，进入了世纪末的文化格局。
　　
　　卑贱者既不一定高贵也不一定聪明。如果势与焰能够改变卑贱的本质，那么高贵也就毫不足惜了。高贵当然不必取决于一般意义上的血脉，但她的确要取决于一种精神上的血脉。
　　
　　封建与极左专制对于思想的粗暴威锐外在，而商品经济之流的淹没却是一次从内到外的浸渍和涤荡。所以今天的艺术对于物质主义的唱和，对于放纵和发泄的推动，无节制地剔除自己的道德与伦理内容，必会走向一种更为可悲的时代性依附。
　　
　　我们所说的个性，是对应时代和思潮、世界和民族而言；我们所说的想象，是指超越时尚和体制的能力。“全球一体化”最终意味和包含了什么？如果它越来越笼罩了审美、覆盖了想象，甚至取代了传统，肆无忌惮地溢出应有的疆界，摧毁和破坏不同的文明，那么结局就只能是一场灾难。在完美的未来世界(假若她真的存在的话)的综合之中，缺失了不同的文化基因，也只能塑造出一个畸形。
　　
　　事实上，文学之路与生存之路在今天变得如此地一致，这就是独立思考，全面激活生命的勇敢。我们已经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不能在无头无脑的竞相模仿中快意地死亡。
　　
　　当代西方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之路不可一味效法。发达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难以挽回地毁坏了环境；而它的文化正在刺激而不是扼制了消费主义。总之人类没有在西方主流意识的指引下变得更安全和更愉快。所以东方只能寻求和采纳西方最鲜活、最有力、充满了生机的部分。这说到底不是个自尊问题，而是个生存问题。
　　
　　不同文明的融合，即是首先让现实、进而让历史倾听不同的声音。面对滚滚的现代化西方化潮流，不妨稍稍回到中庸之道：先是博学，尔后审问，再是慎思，进而明辨，最后笃行——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诸多关于共同发展的许诺不对了。穷乡僻地和八亿农民，触目惊心的命运，无可回避的现实，这一切正无情地碰碎了一个神话。我们被逼进了一种怪圈，在发展与否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的窘境。我们还完全没有过这样困难的选择，于是这种选择更加需要中庸的精神：介乎莽撞与胆怯之间的正是勇敢。原来世纪之交考验的是一个民族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