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难在此简单地概括出中国文学的传统。但我们可以大致作个研究，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我们主要是寻找其精神的重心，虽然也必须涉及表达的形式。大约十年前作家提出的“寻根”，就包括了对传统的考查。
　　
　　中国先秦文学的诗经，诸子散文，楚辞，至为绚丽，是后来难以超越的高峰。一般而言它们执拗地入世，追求理想，倔犟，具有低层性，对物质主义保持距离，并时常呈现出警觉和进攻姿态。
　　
　　至秦汉，司马迁及王充等文学家基本承续了先秦之风。王充曾有过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倡议。其间虽有驳杂和分流，但自先秦以来，基本上有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
　　
　　今天，我们为之目眩的文学之珠仿佛仍然触手可及：《诗经》，《楚辞》，《论语》，《庄子》，《史记》，唐诗宋词；我们久久仰望的璀璨之星依旧排列如仪：屈原，孔子，庄周，李白，杜甫，司马迁；可更为真实的情形是，这一切已显得十分遥远，正在无可挽回地淡去。文学的宇宙同样在膨胀，其他星系正在脱离我们而去。对于过去，我们真的是既熟悉又陌生。
　　
　　如果有谁愿意掀开帷幕一角，仍会惊讶这几千年来的伟大瞬间，凝视浑身披挂鲜花香草的屈原，在秋风中站立的杜甫，言说北溟的庄周，以及辨理说难的稷下先生——其中有一个叫田巴的人竟能“辩于稷下，日服千人”。是这样的一些人和情景。他们的全部行为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对应自己的时代和世界质疑驳难。这里是那种源于生命的悲悯和忧伤，是大欢欣和大热情。比起孔子一生的木车颠簸，永恒的《论语》也不过是一册微薄的纪念。
　　
　　回视中国当代文学，发现她正在背离这条道路。作家想象力萎缩，情感冷漠，却又能习惯性地嘲讽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急于融进时下的世界潮流。好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必然要做一个精神上的跟从者，好像也只有如此才好理解，才能够被谅解。
　　
　　其实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作家大可不必在强势面前表现出精神贫贱的媚顺。
　　
　　冷静下来可以看到，文学领域很少有哪个时期出现这样的情形，即自觉地、不约而同地与一种潮流、一种时尚，比如商品和技术时代的同调相应。作家引用自己的艺术，并且消除了道德与伦理的禁忌，对物益时势给予合作。他们开始觉得诗以言志为耻，认为嘲弄的时代来到了，彻底清算保守主义和道德家的时代来到了。可悲的是，其中的一部分还以为自己至少是在继承“五四”之风。“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道理虽然依旧，但“破”的时代已经延续了太久。他们忘记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