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随着世界的窗口日益打开，各种熏风长驱直入。成长在五四之后的几代人没有国学根柢，在激烈的吹摇下很容易被连根拔脱。整整几代人进入了精神游移期，他们已没有方位感，没有立足点。如果说五四以后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那也仅是只鳞片爪，根本谈不上什么根基。我们知道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是同样丰厚的，西方文明的资源也是同样复杂的。就是说，五四以后，在文化上我们两头都不着边际，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整整一代或两代人都所知甚少。这里真正是割裂的一代、断开的一代。
　　
　　我们既无力判断自己漫长的历史，也无力判断这短短的二十年。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标准，只能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同时又向往一切。盲从将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几十年里，精神的发展和演变缺乏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是在其他民族其他时期很难找到的一个现象。特别是这二十年来，我们有过多少莽撞的否定、没有根据的怀疑，以及莫名其妙的向往。我们完全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传统和标准，没有一个前进的轨迹，更没有一个过程。最起码有两代人，好像一下子就给推到荒漠里去了，精神的自我生存能力和更新能力都很差。
　　
　　所以我们只能彷徨。既然没有基础、没有方位、没有立场，那么我们还能到哪里去？
　　
　　由于在我们这儿仅仅是一二十年的商品经济的历史，处于转型期或者干脆说是简单的模仿期、混乱期，精神上必是一片混沌。我们不可能成长起一代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没有生长出与商品经济时期的社会生态相对应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功能就是批判，但是我们这儿没有他们成长所需要的时间和环境。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这儿还没有产生它的精神上的“抗体”。比如说“非典”，我们无法抵御，是因为我们体内还没有抗体。在商品经济运行中，精神的抗体还没有产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往往和商品社会采取一种简单的合作与协调姿态，无法也不可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时期形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由于对商品社会只是一种协调的依附的关系，市场就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某种权威，以至于他们非常害怕这个权威。这不仅是荒唐的，也是可悲的。过去是阶级斗争社会，知识分子最怕阶级斗争，一上纲上线，他们就慌了。因为不慌也不可能，把你赶到农场去就得了。现在的商品经济市场中，知识分子同样是没有丝毫的抵抗力。仅仅以图书市场为例，本来他们对于书籍是最有发言权和判断力的，可是一拿到市场上就没了主意。本来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平庸无聊，可只要是卖得好，有人立即就慌了，先是缄默，然后很快就跟上来，发出各种颂扬之辞。市场比起阶级斗争的威慑力，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