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和同事们来到有“无敌海景”之称的香港岛最南端赤柱，实地考察拟议中将移交中方的英军校级军官宿舍营地。回来的路上，我提议拐到附近东湾头路的圣士提反书院（St.Stephen'sCollege）[19]去看一看，这所全港面积最大的历史名校曾经发生过一起鲜为人知的惨痛血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曾改设成一座英军伤病医院。1941年12月，一向自诩为香港“保护神”的英国港督和英军司令指挥英军仅与侵华日军交战半个月，就从新界、九龙节节败退到港岛，竟又为了保命，扯着白旗跨海去向占领了九龙的日军投降。就在日寇的铁蹄踏上香港岛的圣诞节这天，一帮日本军人开进伤病医院，根本无视国际战时法和《日内瓦公约》，用灭绝人性的手段开肠、破肚、肢解、挖眼、割鼻耳舌，把170名手无寸铁的伤病员和医生、护士全部活活地杀死，7名女护士无一幸免被奸淫，有的还被压在死尸堆上轮奸，奸后再处死，令人发指的残暴程度一点也不逊于南京大屠杀。当时我正在读香港明窗出版社出版的资深报人谢永光先生写的《战时日军在香港暴行》，这是一本史料翔实、记述了斑斑血泪的好书，里面详细摘引了惨案发生全过程都在医院现场的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战后在东京战犯法庭上作的证词。谢先生写道，关于二战时期香港沦陷的这段3年8个月的历史，“由于它是一份不光彩的记录，英日双方都不愿意触及它，很少人关注到这个问题，有关这方面的著述更是一片空白”。
　　
　　我带同事们来到如今桃红李白、书声琅琅的惨案旧地，其实是为了凭吊、反思。严格地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对香港的管治有3年8个月中断，是它的国家代表扯着白旗把“皇冠上的明珠”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日本随即向香港派出本国军人总督，把这块“征服的领土”正式纳入了大日本帝国的版图。
　　
　　军事用地固然重要，驻守在军事用地上的人的钢铁意志更加重要。我忽然萌生一个念头，等香港回归之后，要把谢先生的这本书推荐给特区政府教育部门和解放军驻港部队，历史不能掩饰，不能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