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刘晏已是二十五岁的青年，可谓满腹经纶，胸怀壮志。这一年，唐玄宗下诏：内外官伯叔兄弟子侄中能任刺史、县令者，有关部门可推荐。同时强调：“自今以后，三省侍郎阙，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阙，先求曾任县令者。”是年秋天，河北、河南一带二十四州发生水灾，玄宗派御史中丞张倚到东都洛阳和河北赈灾。刘晏跃跃欲试，准备离开京城长安去当“外官”。
　　
　　此时刘晏在秘书省供职已经十六年了。十六年饱读诗书，其眼界之开阔，心性之高，像一只笼中飞鸟，早已按捺不住自己的翅膀，想到更为广阔之地历练一番。刘晏很清楚，治国安邦，上靠宰相辅佐，下赖州县吏治。刺史是“治人之本”，县令是“亲民要职”。他能够理解唐玄宗“诸刺史县令，与朕共治，情寄尤切”的急迫心情。虽说有皇帝不断强调“外官”的重要性，但相对于京城的安逸，更多的人特别是有些权势的贵族子弟，更不愿意去那些边远之地吃苦。出任外官的，则往往是处于政治边缘没有势力或犯了错误被惩罚贬斥才被委以刺史县令。社会上形成一种现象：一旦被任命京官，则欢呼雀跃，欣喜不已；反之被放之外官，则一眼沮丧，如丧考妣。唐玄宗也看出了这一点弊端，也曾三番五次敕令内外官交流。选拔有才识的京官出任都督、刺史，同时调任政绩卓著的都督、刺史到京城做官，使之“出入尝均，永为常式”。让宏才通识的京官去任外官，推动地方政权的治理；选调体察民情的外官充任京官，改善中央辅政更切合实际。一下一上，一出一进，京官外官互相交流，无疑对提高官员素质，推动“开元之治”有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