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西北，左宗棠发现西北三省新疆、陕西、甘肃老百姓太穷了。甘肃地区的“及笄之女且无襦裤，犹如昔时”、“老弱妇女多不蔽体”。身为草根的左宗棠看后非常伤心，亲自动笔，在同治十年写下《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布告，大力推广蚕桑棉植业，保证百姓穿衣问题。
　　
　　为此，他批评地方官“教而不先之以富，则执衣食不足之民绳之以法，为上者亦大不仁”。并提出，国家如果想安定必须首先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之后广开富民之源，这样老百姓才会安康。由于西北地区贫困已久，许多地方官对此颇为不屑，并说西北不利于养桑。左宗棠则从历史角度向他们说明，早在《诗经》中就有《豳风》讴歌女桑，怎么能说西北不利于养桑呢？
　　
　　陕西关中地区很适合种棉桑。当然，左宗棠也承认，西北地区的气候植桑肯定不如东南。但是，这要分地区，有的地区适合那就要种。“地育万物，草木亦既繁生，断无处处不宜之理。”后来，左宗棠找到了志同道合者，那就是陕西巡抚谭钟麟。1873年谭巡抚写了《蚕桑辑要》一书，左宗棠认真读后非常高兴。
　　
　　二人经过详谈，决定首先要去除陕西地方官员的懒惰思想。地方官员们常以风土不宜为说辞，消极怠工，宁可让老百姓做“冻鬼”也不愿意开展工作。所以，必须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同时告诉他们，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而非显而易见的政绩工程，必须持之以恒，五年后就可显现好处，半途而废万万不可。
　　
　　为了带动地方官，左宗棠亲自种桑树并且告诉好朋友、手下等人全都没事儿的时候去种桑树。桑树只要有块儿地方就能种，它对土地要求并不严格，在屋旁、院内、沟渠都可。在他的带动下，地方官员们开始主动起来，为此，还发生了一件趣事。紫荆关转运分局的翟良份为了使当地州县可以多种桑树，竟然擅自截留桑秧留给当地。左宗棠知道后又气又高兴，为此，口头批评之后称他为好人。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还惦记着陕甘地区种桑树的情况，派人点查情况，统计结果为种植桑树80.6万多株。经过农业专家检验，其质量不比浙江差。为此，左宗棠决定在新疆地区也如法炮制。明代，西北地区的桑棉其实很发达，但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当地的种桑养蚕丝织技术几近失传。为此，左宗棠急调浙江人才入西北教授技术。浙江祝应焘带领湖州六十多名工匠，带着桑树种子、蚕种、各类工具西来，并在此开办了蚕织局务。
　　
　　那么，左宗棠和后任的湘藉官员们的成绩如何呢？我们不妨看看宣统三年的一份调查。
　　
　　1.    阗州。桑树100万株；每年销往英俄二国茧27万斤，值银七万余两；丝约8万斤，值银1.25万两；和田、洛浦、于阗、莎车属之皮山共有织户1200家，所织夏夷绸，岁3万余匹，供本地回人使用。
　　
　　2.    莎车年产茧3万斤。
　　
　　3.    叶城年产茧10余万斤，丝1.3万多斤。
　　
　　4.    皮山尤富，前六年（光绪三十二年）茧额不足7万斤，第二年增加三倍，第三年增加五倍以上。百姓争相种桑养蚕。据不完全统计，清未新疆年产丝由过去30万斤增至70万斤。英俄商人贩茧出境者，每年达到150万斤左右。
　　
　　而这还仅仅是新疆的统计数字。
　　
　　陕甘地区在明代同样是产棉区，但是到了同治年间，甘肃仅有高台县等少数地区还种棉花。为此，左宗棠从军费中购买了棉种数十万斤，免费发往各地。1878年在皋兰县学署设置纺织局，教授妇女纺线织布。
　　
　　徐学功镇守的绥来，经过军屯，每年可以收获稻谷四五十万斤。参赞大臣锡纶驻扎的北山边隘和巴尔鲁克山可以收粮万石。
　　
　　左宗棠在西北五省的屯田业绩非常良好，结果引来了清廷的注意。
　　
　　以前新疆的年纳米粟在和平时期仅14.3万石。但1878年重新开始征税当年就有25.3万石，1878年26.2万石，1880年34.7万石。
　　
　　除了以上之外，左氏对于畜牧业也非常重视。1876年左宗棠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拨出6826两银子购买种羊发给皋兰等地牧民。在河西地区大规模推广养羊政策，并要求三年内还回向政府借贷的本金。其后为了扶持灾民，他又拨款2万两、衣被1万套帮助百姓过冬。在西安又拨银2000两，一半发给兵丁，一半发给当地贫民买羊放牧。
　　
　　稳定之后自然就要发展，通过上述举措，陕甘地区的大部分百姓得以生存，这也为日后的发展夯实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