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通敌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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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查维诺纳计划的一条旧线索时，联邦调查局怀疑，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中一直隐藏着一名克格勃特工。调查局只知道，这个特工是一名高级外交官，代号是“霍默”。
10年来，英国与美国在情报方面早已密不可分，但胡佛始终对这种合作关系感到十分不快。他鄙视美国的亲英分子，对英国情报部门的技术专家不屑一顾。胡佛尤其对英国人在霍默调查案中的沉默态度感到不满。
1951年4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春风和煦，金•菲尔比在华盛顿的家中高朋满座，英国和美国的高级情报官员齐聚一堂。来宾包括中情局的詹姆斯•安吉尔顿和比尔•哈维；联邦调查局的鲍勃•兰菲尔和米基•拉德；英国情报机关的罗伯特•麦肯齐和杰夫•帕特森；以及菲尔比邋里邋遢的房客、一个名叫盖伊•伯吉斯的外交官。晚餐虽然不尽如人意，但烈酒却饮之不尽。二战结束后，这群老兵就是攥着酒杯来到50年代的。安吉尔顿是中情局的顶尖人才，他喜欢在午餐时一边与菲尔比喝酒，一边讨论美英两国在铁幕后的突袭计划。安吉尔顿预言，菲尔比将成为英国对外情报的下一任负责人。
这次聚会最终不欢而散。因为伯吉斯酩酊大醉，举止失态，与这群美国人和他们的妻子厮打成了一团。联邦调查局的米基•拉德的心中顿时疑窦丛生，菲尔比身为英国情报界高官，为什么会容忍伯吉斯这样的家伙在自己的家中无法无天？
几个星期后，即1951年5月25日，大西洋两岸的报纸纷纷报道，伯吉斯和英国外交部美国办事处的负责人唐纳德•麦克莱恩一起消失在铁幕之后。从1944年到1945年，麦克莱恩一直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
毫无疑问，他就是霍默。
在霍默飞往莫斯科后，英国外交部部长珀西•西利托男爵带着有关菲尔比、麦克莱恩和伯吉斯的卷宗，匆匆赶往华盛顿。西利托向胡佛和联邦调查局出示了这些档案材料。这3个英国人有着20多年的交情，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就读期间他们就已经成为好友。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三人分别成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者。这些档案中记录的秘密早已人尽皆知：伯吉斯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同性恋者，麦克莱恩尚未承认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菲尔比的妻子是一个奥地利共产党员和苏联间谍，这三人全都嗜酒如命。他们的上级虽然对此有所耳闻，但仍然对他们进行庇护和升迁。现在，麦克莱恩和伯吉斯已经到了莫斯科，菲尔比被召回了伦敦。胡佛认为，菲尔比显然是一个苏联间谍，莫斯科正是通过他打入了中情局和五角大楼的最高层。对于这种看法，西利托委婉地表示反对。他很不愿意承认，像菲尔比这样一个教养良好的高级官员竟然会沦为卖国贼。
在对这3名英国间谍30年代在剑桥大学的生活进行回顾后，胡佛开始将共产主义与同性恋混为一谈。
对胡佛来说，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似乎不言而喻。无论是同性恋者还是共产党员，都会被美国政府部门以及其他大多数机构解雇。两者同样过着不为人知、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同属于秘密的地下群体。他们通过暗号进行联络。就像自己的同僚一样，胡佛认为，这两种人都极易落入外国间谍机构的桃色陷阱①或者受到敲诈勒索。
联邦调查局开始高度关注这一新的威胁。“当时就连苏联人也知道，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果是同性恋，就会丢掉自己的饭碗”，联邦调查局华盛顿现场办公室负责苏联间谍活动的特工约翰•T.康韦说道。康韦对一名国务院官员展开了调查。他怀疑这名官员在一家同性恋酒吧与一个年轻英俊的金发克格勃特工见面。“原来他根本不是在执行任务，”康韦说，“一天晚上，我们在进行监视的时候发现，他带着一个年轻男孩回到自己的公寓，整夜都没有离开。第二天，我们找到这个男孩，录下了他的口供，于是那位官员丢掉了自己的工作。”
1951年6月20日，霍默案发生还不到4个星期，胡佛升级了联邦调查局的“性行为不当者计划”。调查局的特工对各大学校和各地警局发出警告，意欲将同性恋者从美国的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和执法机构中驱逐出去。联邦调查局关于美国同性恋的档案骤增至30万页，这些档案直到25年以后才被销毁。60年后，也就是2011年，美国才允许同性恋者公开在军中服役。
随后，胡佛再次升级了1951年春夏在全国范围内秘密启动的“责任计划”。根据法律规定，只有行政部门的官员才能阅读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档案。事实上，这一界限早就被胡佛打破——他将有关资料透露给了与自己相交甚笃的国会议员。这项计划开始为州长、市长以及各地领导人提供情报，从而对当地的颠覆势力发动攻击。由联邦调查局地方办事处的特工作为胡佛与政治官员的中间人，责任计划成了清洗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数以千计左翼分子的工具。直到4年以后，为了增加自己的曝光度，一名州级教育委员才揭露了这个秘密。截至此时，“责任计划”和“性行为不当者计划”已经导致全国各地不计其数的教师遭到解雇。
在第一次与杜鲁门任命的中情局局长、四星将军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见面时，胡佛就提到了同性恋的问题。在二战期间，史密斯曾经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在其他人的眼中，他就像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译者注）的打手和将军温暖笑容背后的一把尖刀。他曾经受杜鲁门总统的委派出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与斯大林针锋相对。史密斯将军脾气暴躁，不能容忍任何缺点。他和胡佛有很多共同之处，因此两人一拍即合。
他们在五月花酒店的一个私人套房里举行了非正式午宴。在互致寒暄以后，胡佛提出了中情局的同性恋问题。“对于这一现象的广泛程度，史密斯将军似乎感到十分惊讶，”胡佛写道，“他询问在全国具有这种倾向的人口占多大比例。”胡佛表示，他会向对方送去联邦调查局对阿尔弗雷德•S.金赛《人类男性性行为》一书的摘要。根据这份报告，约有1/10的男性具有同性恋倾向，这个比例显然远比一般人认为的多。
胡佛和史密斯将军感到忧心忡忡。他们认为，苏联间谍已经打入了中情局内部。在过去两年里，中央情报局开展的每一项行动都功亏一篑。中情局曾经在国外招募了数以百计的特工，并将他们空降到铁幕之后，但这些特工绝大多数都被俘虏或杀害。中情局在海外的反共斗争毫无收获。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也未能破获任何共产党间谍的案件。这些失败有部分要归咎于菲尔比的变节，但显然不是全部。只要美国情报机构的高层仍然存在苏联人的眼线，斯大林就能够继续对美国在国内外开展的秘密行动进行破坏。
胡佛决定改变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在苏联问题上的合作方式。他派遣调查局的萨姆•巴比克入驻中情局总部，而史密斯将军委任吉姆•安吉尔顿来到联邦调查局。巴比克出生于蒙大拿州，祖籍南斯拉夫，在二战期间及战争结束后曾经扮作邓白氏公司代表，在里约热内卢为联邦调查局担任卧底。安吉尔顿来自爱达荷州，毕业于耶鲁大学，二战期间曾在意大利为美国开展间谍活动。在随后的20年中，他们两人一直充当着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联络人。
不久后，安吉尔顿升任中情局反情报部负责人，其职责是识别苏联间谍。他对过去几十年里的间谍案件进行了专门研究，试图破解苏联人的骗术。功夫不负有心人，安吉尔顿从这些案件中发现了一些其他人很难察觉的行动模式，对于思维正常的普通人来说，这些蛛丝马迹根本就看不见。
安吉尔顿的擢升对胡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对联邦调查局透露的坦率程度令人吃惊，要想了解中情局的内幕，安吉尔顿显然是胡佛的最佳人选。“他不仅十分合作，而且自愿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巴比克在报告中写道，“他对调查局坦诚相见，丝毫没有中情局斗篷和匕首式的作派，正
是这一事实让他成了调查局联络官的不二人选。”
1952年7月2日，安吉尔顿告诉联邦调查局，中情局在欧洲的政治阵线和宣传组织“大都已经被苏联间谍渗透”。他说，克格勃一定在中情局从德国和英国的东欧和白俄难民中招募的数以千计特工中安插了间谍。中情局在欧洲开展的行动离不开政治流亡者，但是“这些流亡者却利用组织谋取一己之私”，安吉尔顿称。他还透露，中情局的秘密行动指挥官弗兰克•威斯纳已经暗中花掉了数亿美元，却还申请再次增加2800万美元的预算，用于扩张自己的海外帝国。胡佛用蓝色钢笔写道：“这种铺张浪费和毫无成效的做法大行其道，居然没有任何人过问，对此我感到十分震惊。”
事实上，这件事情不是没有人过问。美国的国家安全取决于1952年的总统大选。胡佛想要确保艾森豪威尔将军当选美国总统，并由尼克松担任副总统。7月11日，共和党确定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7月24日，民主党推举伊利诺伊州州长阿德莱•史蒂文森参加总统竞选。这时，胡佛已经拿到了一份有关史蒂文森的报告。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米基•拉德从性行为不当者计划中挖出了这些档案。“根据您的要求，兹附上关于史蒂文森州长的备忘录。有消息称，他是一个知名的同性恋者。”
就在阿德莱获得总统提名之际，一份有关这位民主党候选人长达19页的记录被转到联邦调查局负责联络国会和媒体的官员卢•尼克尔斯手中。这份记录汇集了许多恶意的流言蜚语，其中包括来自纽约警察局某个侦探的报告。该侦探声称，史蒂文森化名为“艾德琳”，是伊利诺伊州最著名的同性恋者。胡佛授意尼克尔斯，一定要保证让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共和党竞选委员会和一大批记者得知上述内容。
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不仅赢得了总统大选，而且获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从而结束了20年来民主党独霸华盛顿的局面。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把这段时间称作“通敌的20年”。20年前，胡佛执掌的机构不仅规模较小、权力有限，仅有353名特工和每年300万美元的预算。现在，他率领的这支反共大军已经有6451名特工和8206名后勤人员，年预算额高达9000万美元。
在总统选举大获全胜几天以后，艾克向胡佛作出承诺，他希望在自己的任职期间，胡佛能够一直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从今以后，白宫将给予胡佛全力支持。在华盛顿，也许有人比胡佛更位高权重，但比他更令人恐惧的却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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