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 第5章牧马人 - 爱在疼痛时：被改造者的情事1957-1976

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婚恋家庭 > 爱在疼痛时：被改造者的情事1957-1976 > 第 5 章牧马人

第2节第二章

　　三余庄七中队猪圈有个喂猪的老头儿，姓韩，家住德胜门外，他老婆是延庆县农村人。他见新上任的统计员年轻英俊，为人厚道，一打听，原先还是在大学里教书的，就惦着让老婆在延庆农村给他找个对象。于是这个“月老”就主动地找到了张永贤，半年中不下三四次跟张永贤说起这件事儿。说那个姑娘今年还只有18 岁，怎么漂亮、怎么贤惠之类。那一年，张永贤28岁，两人相差十岁，差距不算太大。但是他也很犹豫。不是年龄问题，而是劳改农场不是成家立业的地方。他根本就没考虑过要在这样的场合结婚。可又架不住韩老头儿一个劲儿地相劝，张永贤终于被他说动了，答应先见个面，时间定在1964年的国庆节。
　　
　　到了国庆那一天，姑娘已经到了德胜门外韩老头儿家，张永贤却临时有事情去不了。
　　
　　什么公务如此重要，连相亲这样重大的事情都顾不上？
　　
　　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而是与教养人员利益有关的小事儿。
　　
　　那时候，团河农场承接了一宗“买卖”，要在农场的南面开挖一个人工湖，把挖出来的泥土堆成假山，再建起一些房屋来，以供人们度假用。任务就落到了三余庄这些右派们的肩上。挖土方可是个重活儿，不论是挖土的，抬土的，每天都要出几身大汗，光靠早晨那一个窝头一碗粥，根本顶不住。因此凡是北京有家的，纷纷要求家里送吃的，最好是肉食，最多的是炒面。北京没家的，就偷偷儿写信回家要家里寄。其实，这些人都不是为了“贪图享受”，而的确是肚子饿，干不动活儿。按说，教养人员从自己家里拿吃的来，为农场干活儿，是一件“大公无私”的事情，应该鼓励，至少不应该反对。但是当时的劳改农场最怕传出“劳改队里吃不饱”的 “谣言”，因此特地规定：不论是接见送来的还是邮包寄来的，食物一律不得超过一公斤。我值班的时候，采取的是“瞒上不瞒下”政策，让队长检查的，的确只有一公斤左右，剩下的，都塞在我的铺底下，等晚上再叫人家悄悄儿拿走。曾经有过一个姓林的劳改释放人员当值班员，采取的是“铁面无私”政策，接见的日子，凡是家属送来的食物，愣是用秤称过，多出一公斤的一律退回！在队长面前，他固然赚了个“好”，在教养人员的心中，可也赚了不少的骂！

　　
　　在南苑街上，有一家小饭馆儿。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们透露的消息，得知三余庄有这么一批“饿鬼”，常年患有“胃亏食”症，于是每逢三余庄休息日，就派两个姑娘用三轮车拉来油饼、火烧、猪头肉之类，在七中队门口叫卖。开头只限于手头有几个零钱的人光顾，后来有人到队部去苦苦哀求，总算说软了队长的铁石心肠(关键还是吃饱了好多干活儿)，允许手上没有现金的人，采用统一记账的方法，也能吃到油饼。但是一次只允许买两个，多了不许。
　　
　　统一记账，任务就落到了中队统计员的身上：谁买了油饼，要开列名单，从各人的存折中提出钱来，汇总后交给卖油饼的姑娘。原先主持这一工作的统计员姓苏，上海人。这个人劳改出身，对教养人员的饿肚子，有些“饱汉不知饿汉饥”，执行队部的指示很坚决：队长指示每人一次只许买两个油饼，他就多一个也不许。因为他说话有些女声女气的，大家都叫他“苏三”，以此发泄对他的不满。
　　
　　自从张永贤接任统计员以后，他是亲自尝过“饿鬼道”中的滋味的，知道饿着肚子做土方，饿得眼前金星乱迸有多么难受，因此采取的也是“瞒上不瞒下”政策，只要买油饼的时候队长不在旁边盯着，就网开一面，只要不过于出格，油饼、火烧、猪头肉之类尽可能敞开了买，以满足“饿鬼”们的需求。

　　
　　国庆期间，正是“油饼姑娘”来卖油饼的日子。张永贤如果不在，势必由队长亲自“主持工作”。那么一来，“每人每次两个”的规定，势必坚决执行，节后的一个星期，必然又要“眼冒金星”了。
　　
　　就为了这件事情，张永贤国庆节期间没有休息，10月3日赶到德胜门外，那个延庆姑娘见他老也不来，差点儿就要走了。
　　
　　一见面，那姑娘果然长得不错，脸皮白白的，眼睛大大的，辫子长长的，身材也很苗条匀称。既然是“相亲”，反正就是玩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怕路途遥远，一起到颐和园去玩儿个痛快。
　　
　　姑娘姓阎，延庆县紧北边的阎庄子村人，家里父母双全，贫农成份，有个哥哥是乡村小学的教员，还是党员。她自己小学毕业，是共青团员。
　　
　　一听她家的政治情况，张永贤就觉得两人的身份有些悬殊，无法结合。如果女方是地主或富农的女儿，倒是“门当户对”了。于是他尽自己所能，给她解释什么叫做“右派分子”：简单地说，右派分子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从性质上说，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阎姑娘不信，反问：你不是已经摘了帽子了吗？只要摘了帽子，就说明你不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了。张永贤只好再给她解释为什么摘了帽子的右派分子依旧是右派分子。但是说来说去，怎么也无法使她明白他们俩是两个政治体系中的人，是不能结合的。阎姑娘最后竟说出了这样的话：要是就因为我是个团员你不能娶我，那我就去退团。
　　
　　看起来，阎姑娘是真喜欢上这个一肚子学问的右派分子了。也许她十分明白：张永贤要不是一个右派分子，像她这样一个农村户口的小学毕业生，是说什么也不可能跟他谈婚论嫁的。
　　
　　张永贤被阎姑娘的朴素纯真感动了。这是一张真正的白纸，可以让张永贤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天的畅谈，婚事就这样基本上定下来了。
　　
　　11月7日,星期六。张永贤请假由西直门乘夜间火车去延庆阎家。实际上是上门去让女方相亲。这样的人才，当然老岳父一眼就看中了。
　　
　　1964年12月31日，阎姑娘来三余庄商谈结婚事宜。当时是冬季，张永贤打算先回重庆探亲，然后再举行婚礼。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一旦结婚，北京有了 “家”，按规定就没有探亲假了。第二，尽管这是二劳改的婚礼，但的确是老右们的第一桩“天赐良缘”，不但张永贤自己打算办得“稍许像样”些，就是我们大家也都有这个意思。
　　
　　接着就是带阎姑娘去购买结婚用的衣服。张永贤是个三级工，每月工资41块6角，比我多十来块，因此积蓄比我多，买几套毛衣毛裤、单衣单裤之类，还是能应付的。
　　
　　张永贤虽然是个大学老师，却是个十分“保守”的人物。尽管婚事已经定下来，老丈人也点头了，可以算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云照洋也把铺盖搬出去，把统计室让给他们。可张永贤却住在教养队王鹤峰的铺位上。王鹤峰表现良好，准许假日回家。但张永贤已经是“就业人员”，要住到教养队的大炕上去，还得专门找队长请示呢。

　　
　　1965年2月1日，张永贤乘火车经成都回重庆探亲。这一天是阴历除夕。因为春节期间一票难求，惟独除夕这一趟车颇为宽松。当时还没有襄渝线，去重庆必须途经成都。为此张永贤受托去了还在三余庄教养的杨路和李泰伦家，帮他们办事。在成都停留两天后才到重庆。等到张永贤返京回到三余庄，那里的“就业人员”包括张永贤在内，都已经调到了园林二中队。张永贤的铺盖行李，也已经被运到二中队了。
　　
　　几度奔波周折，他们终于约定9月初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