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团河农场二大队的就业人员中，有一个高鼻子蓝眼珠的大个子洋人，年龄大约30多岁。虽然我和他不是一个中队的人，也不住在同一个宿舍院儿里，但每次召开全大队的会，我都能够看见他。起初还以为他是个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刑满释放以后，也被强制就业了。后来听说他的姓名叫“林校书”，不由得更加奇怪起来，因为这不仅完全是中国人的姓氏，而且“校书”一词，还是我国古代对妓女的尊称。是谁跟这个不了解中国历史的洋人开这样大的玩笑，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可笑的名字？
　　
　　“文革”开始以后不久，团河农场奉命把场地让出来交给公检法系统办“五七干校”，团河农场从此分崩离析：一大队的犯人和三大队的少年职工去了哪里不得而知，二大队包括右派中队则转场到了天津市北面宁河县境内的“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其实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工作处所属的一个劳改大队，所有人员包括干部职工在内一律重新编队。于是我有幸与这个男性的“校书”编在同一个中队管理稻田，后来又编在同一个组里管葡萄园和苹果园，天天一起采摘整枝，闲来无事，不免聊聊彼此的际遇，对他的历史才逐渐有所了解。
　　
　　原来他是一个混血儿：中国政府坚持说他是中国人，而美国政府则认定他是美国人。他的真实姓名也不叫林校书，而是叫DanielKelly，汉译应该是“丹尼尔•凯莱”。
　　
　　解放前，他父亲是北京协和医院的美籍大夫，娶的却是个中国女护士，生了三个孩子，丹尼尔•凯莱最小。他生不逢时，刚刚出生不久，就全家被日本鬼子关进了设在山东某处的集中营，罪名仅仅因为他父亲是个不肯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美国人。好不容易等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了北京。这期间，他哥哥和姐姐都回美国上学去了。他因为年纪还小，留在父母身边，没回美国。解放后，他父亲还在协和医院任职，但不久就去世了，于是留下了孤儿寡母，更是留下了一大堆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国籍问题。他母亲虽然很早以前就嫁给了美国人，但当时并没有办理改变国籍的手续，所以解放后登记户口的时候，依旧填的是中国人。如今他父亲一死，尽管他从名字到外表整个儿都是“外国货”，但是根据新中国“儿女的户口从母而不从父”的硬性规定，他母亲不得不给他报了中国户口，不然连口粮都没着落。
　　
　　他从来没有上过中国的小学，基本上不会说汉语。后来为了适应环境的需要，上了华侨补习学校，算是学会了简单的汉语和汉字。这期间，他的哥哥、姐姐接连来信要他到美国去读书，他母亲也想到美国去与儿女团聚。可是当时中美还没有建交，他们向中国政府递交了母子同时出国的申请，但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和目的，有关部门只批准其中“一个人”可以出国：或者他走，或者他母亲走，总之必须留下一个人，以免走的人一去不回头。这当然不是他们的初衷。这时候，华侨补校中有个从东南亚来的同学叫林校书的，年龄与丹尼尔相仿，正在办理手续，准备回国去。临走之前，把自己过期作废了的护照送给丹尼尔，告诉他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警戒很松懈，基本上没人守卫，只要大着胆子往前闯，没准儿就能闯过去。如果万一被巡逻兵碰上了，就用他的护照抵挡一阵，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