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切勿在刀尖上试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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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语录
有所畏而不敢言者,是人臣贪位之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
者,后世苟且之学也。
咸丰元年(1851)四月,曾国藩给年轻的咸丰帝上了一道奏折,这道颇有见地的奏折在湖南士人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为曾国藩赢得了广泛声誉。但年底,曾国藩在写给罗泽南的一封信中,对四月份的那份奏折却懊恼不已,认为是自己学道未深,言语过直,导致咸丰皇帝大发雷霆,差点要了自己的命。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实授礼部侍郎之前,有近十年时间生活在翰林院。翰林院的工作很轻松,终日只是读读书,修身养性。曾国藩在翰林院的人缘很好,没事的时候就替一帮老前辈整理抄写文书,翰林院的人也愿意照拂他,提点他一些道理,比如说,起草公文的一般格式,根据皇帝或各部官员意思修改文书上的措辞之类的。他在中进士、入
翰林院以后的读书与交流,大大拓展了他的学术眼界与礼学知识,读得最多的是《周礼》、《仪礼》、凌廷堪《复礼论》、秦蕙田《五礼通考》等礼学著作。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久,曾国藩在翰林院读的书全派上了用场。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驾崩,这位生性节约的皇帝在死后还立了个特别的遗嘱,一是“无庸郊配”,即在帝王祭天地时,无须以祖宗配祭;二是“无庸庙袝”,即自己死后,无须与祖先合享祭祀。新即位的咸丰皇帝年仅二十一岁,政治经验不足,这下犯难了。遵从遗嘱,则有违礼制,违背遗嘱,又不合孝道。左右为难之际,为了广开言
路,以示明君之范,咸丰帝便对是否应对道光皇帝行“郊配”、“庙袝”之礼鼓励群臣上折献计。群臣响应,一时间众说纷纭,有的反对,有的赞成,但均不能说服咸丰帝。只有曾国藩所奏的意见令咸丰帝满意。曾国藩在奏折中明确指出,道光皇帝的遗嘱万难遵从,并提出不敢从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的五条理由,意思是说,道光皇帝为了大清朝呕心沥血、鞠躬尽
瘁,现在死了,而不能享受祭祀,于理不合;道光帝的遗嘱有违祖宗制定的礼制,违背礼制又是大不孝,于孝道不合,建议郊配、庙祔。这是曾国藩步入仕途后的第一道奏疏,得到了咸丰帝的赞赏。曾国藩受到的鼓舞颇大,此后积极参议朝廷大事,连续上奏议事,且一发不可收拾。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儿子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才可
建言?皇上刚刚即位,满朝文武便不敢上耿直之言,将来皇帝养成恶直好谀的坏习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不如趁此机会,杜绝皇帝的骄矜恶习,培养他的明君风范。”正是抱着这种心态,一道过分耿直的奏折差点要了他的命。
咸丰帝是清朝倒数第四位皇帝,也是一个比较命苦的皇帝,英法的军舰不时陈兵沿海;洪秀全又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举起了义旗,且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北方的捻军也不甘寂寞,不时点燃星星之火,让咸丰帝如鲠在喉。军队战斗力衰弱,吏治腐败,国库空虚,白银不断外流,人才匮乏,这些都是摆在年轻皇帝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为了把江山坐稳,咸丰
皇帝继位之初,也有过励精图治、振兴祖业的政治抱负,他几次下诏求言,试图剔除积弊,重振朝纲。受此激励,朝野振奋,奏折雪片般飞往紫禁城。
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自然不甘落后,他棱角分明,不随俗流,想效仿西汉成帝时谏臣朱云的作风。朱云为人狂直,多次上书抨击朝廷大臣。一次朱云在朝廷上攻击丞相张禹为,汉成帝想杀他,他死死抱住殿槛,结果殿槛被折断。后经大臣们力劝,朱云才获赦。意气风发的曾国藩也想挺身谏言,创造一番丰功伟绩,他写信给父亲,说自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准
备放手一搏。他仿照乾隆初年孙文定的《三习一弊疏》写了一道奏折,《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就这样递到了咸丰皇帝的手上。在这道奏折中,曾国藩直逆龙鳞,称朝廷如果要转移风气,首先在于培养有用人才,而培养有用人才,全在你皇帝一个人的态度上,并直言不讳地指陈咸丰帝需改进的毛病至少有三条:
首先,说咸丰帝缺乏大局观,处事谨小慎微,拘于小节,忽视大局,尤其是对国家大计关注不够。他还将咸丰帝在处事时的不当一一罗列:如广林、福济、麟魁接驾时仅仅因为叩头礼仪不当,你便小题大做,加以责罚;广西一事,你却对功勋卓著、威望有加的姚莹仅以按察使差遣委任,他怎能尽全力、谋全局;严正基办理后勤供需有方,你却不提拔他,造成
他地位不高,牵掣太多,不好做事。所以咸丰皇帝你要豁达远观,不要苛求细节。
其次,咸丰皇帝虽然勤政好学,能效法古代圣贤,广开言路,但却徒尚文饰,不求实际,批阅奏章时不求仔细,多用“无庸议”三字敷衍了事。自去年开言路以来,收到奏折数不胜数,难道没有几个上乘之计吗?倭仁的《应诏陈言疏》就是一道好奏折,你却把他发配到万里之外的叶尔羌去了,这些说明你缺乏求言的诚意,只用虚文来掩饰。你看重的那些奏折都是用小楷写的,字写得好,但这些人都是工于小楷、却不求实学的人,以字来衡量人才,怎么能求得真正的人才呢?
再则,咸丰帝你有骄矜之气,福威自专。在最近的两道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全由皇上亲自掌握。你认为一个人是人才,军机大臣跟着说是人才,然后委以重任,这是不妥的。应该这样做,当大臣们都认为这个人贤能,这个人才能重用。近来的禧恩、曹履泰等人贪黩、污鄙,造成朝廷议论纷纷,产生不良影响,但却没有人敢弹劾他们,这不是因他们和你关系
好吗?正因为你大权独揽,任用人只凭一人之喜好,造成广西事乱不能立即平息,反而愈演愈烈。所以皇帝你要储蓄刚正之士,培植他们的风骨,到有事时才堪大任。如不取这样的人,必然阿谀满朝,一旦有事则满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袖手旁观之辈,到时你的江山不保啊!
曾国藩这份奏疏洋洋洒洒数千言,痛陈咸丰皇帝的错误,而且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和对于时政的见解,他还将这份奏折寄往远在湖南的学者罗泽南,并一再叮嘱罗泽南不妨将奏疏抄写几份,分别寄给好友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朱尧阶、欧阳兆熊等人,以此向友人证明自己虽居于高位,但不是尸位素餐、不做实事的人。从传统士大夫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曾国
藩确实具有古大臣刚正不阿的风骨。湖南士人对此折赞赏有加,罗泽南称赞他的奏折是言人所不敢言,言人所不能言。一时间曾国藩在湖南的声望大增。
然而,这篇疏文直言不讳,处处击中要害,没有丝毫回旋余地,一般人都受不了,何况是听惯了阿谀奉承话的年轻皇帝呢?奏疏只看了不到一半,咸丰帝怒不可遏,从龙椅上一跃而起,这哪是提建议,分明是人身攻击。他愤怒地将奏疏摔在地上,并上前连跺几脚,立马宣称要治曾国藩的“诽谤”罪。诽谤君父,肯定是非死不可,曾国藩命悬一线!
朝堂之上顿时陷入一片死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亏有几位老臣还处变不惊,尚书祁隽藻马上为他请罪,再三劝解咸丰皇帝说:“古人云主圣臣直,曾国藩直谏正是因为您圣明,如果您治他的罪,不但成全了他,而且有伤您的身份。”曾国藩会试的房师季芝昌也为他求情,说:“曾国藩是我的门生,我与他很熟,这个人脾气直爽,不小心冒犯龙颜,但绝不
是有心的,他对皇上忠心耿耿。”咸丰皇帝也不愿背负阻塞言路、不听劝谏这个罪名,又有这么些人为他开脱,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宏大度,这才心情复杂地认定曾国藩“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意尚可取”,对其加以褒答。君臣之间也就没有留下芥蒂,此前默默无闻的曾国藩虽未得到重用,但自此引起咸丰皇帝的关注。
曾国藩上这道奏折之前,认为这是铮铮直言,在恪尽臣道,有理走遍天下。但事后他才知道差点闯了大祸,后怕不已,真正明白了“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曾国藩在家书中也后悔不已,向父亲明确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写如此激进的奏折,触犯圣颜,引起圣怒。之后,他也上过几道奏折,如《武闱复命折》、《平银价疏》等,不再锋芒毕露。一个月后,咸丰帝
任命曾国藩为兼署刑部左侍郎,曾国藩在谢恩折中委婉表示,上次冒犯龙颜,得到皇上的宽恕,本想学朱云,但只学到朱云的狂,没有学到朱云的廉正,前后思量,无脸面对,今后只有更加慎重,才能报答皇上的恩德。经此一事,曾国藩的锐气和棱角磨掉三分,收起了自己的锋芒,敬慎之心渐渐滋长。
曾国藩谋人谋事之道
对领导犯言直谏,一旦成功就能官运亨通,财运不断;如果失败了,轻则受到责罚,重则一辈子留下污点,难以翻身。犯言直谏仅凭勇气,那叫鲁莽;仅凭才高和经验,那叫自以为是。只有才智与谋略兼备,才能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提出中肯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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