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
　　
　　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曾国藩自我反省道：“留馆以后，本要用功，而每天贪图安逸，旷废时日，不觉已过了四十余天。”浑浑噩噩，无所事事，这正是曾国藩入翰林院之初的真实生活写照。一个真正的京城名利客，天天推杯换盏，日日歌舞升平，心里装的满是名利，嘴上谈的全是功名，“却笑文章成底用，千篇不值一盘飧”。
　　
　　自从点了翰林，曾国藩便得了一种叫“好名利”的软骨病，和当时其他的大多数官员一样，光凭一个翰林院学士的身份，便自觉已成“人上人”，该在乡下受万民景仰了。居乡期间，曾国藩虽然尚无实职实权，却官威十足，沾染了官场恶俗，干涉官司，武断乡曲，仗势欺人。本家曾永兴见到他，居然手足无措，吓得说不出话来，曾国藩翰林的官派、威仪可见一斑。道光十九年（1839）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良二原有一块地租佃给彭简贤，后因佃资涨幅，双方失和，朱良二单方面撕毁协议，转租给易朝宗，并强占彭简贤的后期租佃资金，彭简贤自然不服。有和事佬出面，让朱良二出三千吊钱，赔偿彭简贤的损失，双方达成退租协议。彭简贤家境贫寒，失租后无所依凭，去朱良二处苦苦哀求，朱良二不胜其烦。这时，曾国藩的新科翰林身份发挥了作用，他协助朱良二将彭简贤扭送至永丰县衙，强行将其拘禁。永丰县令见新翰林出面，不加深究，草草结案。但新翰林的身份也不是一张万能牌，做不到局局都有胜算。同年五月，耒阳石湾曾姓人请曾国藩到其寓所挂匾。但由于寓所早已租赁与伍姓人开店，伍姓人不肯，遂发生殴斗，并将匾打碎。曾国藩觉得颜面尽失，立马写信给耒阳的宋县令，歪曲事实，说伍姓强悍，想霸占寓所。宋县令性格耿直，见曾家仗势欺人，早已看不惯，对曾国藩的要求置之不理。新进翰林勃然大怒，再次给宋县令修书一封，想不到宋县令坚持原议。
　　
　　有了名，自然借名谋利。在经济上，曾国藩想一口气把前几年的窘境一股脑打个翻身仗，真正做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道光十八年（1838）四月，衡阳松陂的曾家祠堂看不惯他趾高气扬的样子，不但没有给曾国藩送贺礼，还要求他去扫墓。曾国藩见对方无视他堂堂翰林学士的身份，竟敢对他指手画脚，情理不顺，于是盛气凌人指责对方，弄得曾氏
　　
　　族人大多敬畏他。曾国藩在地方上官风十足，当地绅士、秀才等稍有身份的人纷纷追随在曾国藩身边，鞍前马后，款待有加。在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款待甚丰、馈赠甚腆”、“丰赠”的字样。十月初四日，曾国藩回到家里，准备回京，又有本家曾谦六送来白银二百两，衡阳县令沈明府又转送来白银若干两。这样一来，曾国藩再次前往北京的费用已经凑足。
　　
　　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二，曾国藩携妻儿弟弟前往京城，这次京师之旅，一去就是十二年。京师等待他的除了无可限量的前途，还有适应这种光明前途的思想洗礼。当时的北京既是中国的商业中心，也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借用现在一句话说：“在北京你既不要跟别人比钱多，也不要跟别人比官大。”草根出身的曾国藩自然缺了在湘乡时那种众星拱月的
　　
　　优越感，难免彷徨不安，无所适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写的《寄怀刘孟容》诗，将北京的辉煌与自己的穷困作了鲜明的对比，京城“大马疾如飞，高车如电掣”，而自己却身居陋巷，家徒四壁，无异于京城穷乞。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古人认为为官之道有三，其首为应酬，“应酬者，宦途进步之所系，得失存亡之所关，不得不以全力赴之”。曾国藩起初也想往这一路发展。
　　
　　曾国藩在这个时期的应酬可谓是五花八门，简直可以概括为“多、滥”。曾国藩最初住在北京时，交游不广，上无依恃，下无友朋，于是打算通过应酬结交朋友，寻找机会。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打点送礼，白天陪玩，中午陪喝，晚上陪谈，有时还通过“交流”、“慰问”、“看望”等方式啸聚，不醉不归。必要和不必要的应酬、随心所欲的应酬，多不胜数，结果造成曾国藩的应酬任务十分“繁重、艰巨”。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初一，曾国藩先是到杜兰溪家，又去了陈竹伯、陈源兖处，后又至吴蔼人处，几人合计，决定公请黄矩卿老师吃饭。中饭吃后，又走访梅霖生、曾梅岩。回到家后，休息片刻准备看书写字，结果陈源兖等人又来，谈至夜半。初三日，陈源兖又来邀曾国藩步行至湖南馆、湘潭馆。饭后又去宝庆馆，二更才归。初四日，唐鉴与曹西垣来邀曾国藩前往湖广馆，后又公请苏臬台，深夜才归，十分困乏，倒头便睡。当然，由于这个月应酬太多，据日记所载，当月从初一到二十三日，共计应酬七十五次，平均每天超过三次。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共二十九天，一共应酬了一百零九次，平均每天近四次。这便是他生活的常态。不可否认，为了工作或是扩大交际圈，应酬都是必需和必要的，应酬得当，各方面关系融洽，联系渠道畅通；应酬失当，则关系僵，渠道塞，脸难看，事难办，之后再作补救，花的成本可能会更大，可太多太滥，便会让人不堪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