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
　　
　　相近之资，视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则习之而高矣，教者低则习之而低矣。以作字论，教者钟、王，则众习于钟、王矣；教者苏、米，则众习于苏、米矣。推而至于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视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长，而众人之习随之为转移。
　　
　　名校聚名师，名师出高徒。名校有优良的校风、优雅的环境，名师有高深的学问、科学的教育方法。学子们在这里学习，容易开阔眼界，认识到优秀的人，潜力能够得到挖掘，能力可以得到提高。所以，从古至今不乏“读名校，拜名师”后功成名就的美谈。宋代“程门立雪”的故事已家喻户晓，杨时为了拜当时著名学者程颐为师，恭恭敬敬地在风雪中挺立数
　　
　　个时辰，后来学得程门理学的真谛，东南学者推其为“程学正宗”。由于湘乡地处僻远，附近没有名师，道光二十四年（1844）二月，时在北京学有所成的曾国藩为弟弟推荐名校名师，要求六弟曾国华、九弟曾国荃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四弟、季弟师从汪觉庵读书。次年，曾国藩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又要求曾国华、曾国荃拜湖南著名学者罗泽南、陈本钦为师，并
　　
　　在京师延揽名师冯树堂为他们批改文章。在曾国藩看来，名校与名师可以让一个人走向成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曾国藩便是得名师、名校之利，从启蒙开始，一步步走出山村，走向城市，通往北京。
　　
　　曾国藩的读书生涯是从六岁开始的。祖父曾星冈花高价从长沙聘请了赫赫有名的老秀才陈雁门，在家中专辟了一个书屋，取名“锡麒斋”。曾国藩正式入学，取名子城，字伯涵。“城”谐“成”，意即“望子成才”。陈雁门曾培养过两个举人，名震三湘，在科举教育上颇有心得，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施方。他见曾国藩个性儒缓，且倔强好胜，每念一字，每教一书，循序渐进，稳打稳扎，只求熟能生巧，不求速战速决。陈雁门在“锡麒斋”执教五年里，曾国藩对《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增广贤文》、《神童诗》等能倒背如流，一字不落。
　　
　　五年后，陈雁门因年老体衰，加上被曾国藩的顽劣摔伤了腿，不得不归籍养病。曾麟书一时聘请不到名师，便亲自执教。他在家乡办了个私塾，取名“利见斋”，名字虽俗，却相当实在，且有门下弟子十多名。曾麟书无论出门还是在家，常常耳提面命，时时督促，不敢懈怠。他曾作过一副对联用以自嘲：“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
　　
　　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他用心总结自己科考路上的成败得失，结合子女们的个性，对症下药，颇有一番心得。曾麟书认为读书要有收获、有长进，首先贵在有恒，心志不专则业不精，心驰于外，则业荒于内，所以要一心读书，切莫分心外务。他还从失败的教育中总结到，要金榜题名，一定得读四书五经，不可不讲究作八股文或时文，否则
　　
　　就白费心力，徒劳无益。曾国藩颇得父亲的真传，并一生谨守。曾麟书知道曾国藩个性儒缓，他因势利导，督课非常耐心细致。从曾国藩五岁开始，曾麟书每天早晚督课，曾国藩反应比较迟缓，他便一而再，再而三地讲授，直到曾国藩彻底理解为止，而且不论何时何地，父子俩常以对联或背文章为乐。
　　
　　道光九年（1829），曾国藩在童子府试中大显身手，获得第七名，曾星冈父子大喜过望。曾麟书自知所学有限，有些力不从心，恐怕误了儿子的前程，决定在外地为他访求名师，冀求深造。他听说衡阳汪觉庵先生是声名远播的八股名师，于是，毅然将曾国藩送到汪觉庵在衡阳所开设的唐氏家塾去读书学文。汪觉庵学风严谨，授徒有方，每日面授《四书》、《五经》，还诵读详解八股范文，隔日试策经史。曾国藩便一改陈文委积、剿说相仍的旧习，文中谈理论策博雅通透，词工句琢，意蕴绵长，深得汪觉庵先生的喜爱。一年后，汪觉庵觉得他学有所成，应早跳出私塾窠臼，到书院深造。
　　
　　次年，曾麟书将他转往湘乡涟滨书院。涟滨书院始建于元朝，居涟水之滨而得名。书院山长刘元堂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德高望重，除讲制艺汉学外，还大讲公私义利之辩、为学进德之序，强调贵践履而黜空谈的教育理念，将涟滨书院培养成一个求实务真的学术前沿阵地。脱离沉闷狭隘的私塾，进入思想活跃丰富的书院，曾国藩的心胸眼界豁然开朗，他摒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