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临终前干的好事
　　
　　在对走私、海盗的强力镇压的过程中，许多有识之士明白了问题的所在，在隆庆年间海禁政策终于有了松动。其实，早在这之前的1564年，一份奏章上面的观点就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注意：自倭寇犯我东南沿海之后，臣等虽奋力剿灭但成效不彰。其原因就在于，海边居住的百姓不出海就没办法生存，海外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国的丝绵帛锦等产品几乎无以立国。我们守卫边疆越严，他们对中国产品的渴望就越甚。私下交易由此便产生了，如果私下交易不能实现，那么就只好抢了。古人曾说，扫除坏的东西就如同掩埋鼠穴，需要留一个，如果都堵死了，那么处处都会被咬坏。
　　
　　嘉靖皇帝放下奏章之后，思考良久。他知道谭纶说的确实有道理，处处防等于处处没有防。然而，他却不敢主张开放禁海。嘉靖皇帝知道自己的名声不好，24年前一群宫女差点儿要了自己的命，而如今全天下的百姓几乎都在盼着自己死。即使这项政策是正确的，在他手中开始恐怕仍然会引来众人的不满。因此，倒不如留给自己的继承者让他来解决，以博取万世好名。
　　
　　三年后，这位虽然极有政治手腕却无治国才能的嘉靖皇帝死了，民间欢呼雀跃。继位的隆庆皇帝也就是后来的穆宗皇帝朱载垕登上了历史舞台，尽管他在位仅仅六年，却博得了后世的好感，他的一系列治国新政，被后人称为“隆庆新政”。在福建官员的建议下，隆庆决定在月港设立海澄县，施行“开放海禁”政策。他不仅让海疆获得了安宁，在他的支持下，“隆庆议和”后的北部边疆也获得了安宁。
　　
　　在嘉靖年间，明帝国的走私经济形成了四大基地：澳门、福建海沧、浙江双屿、福建月港。
　　
　　之所以选择月港，那是因为1557年包括倭寇在内的各方走私者以及海盗势力曾经大闹月港，月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走私基地。没有办法，福建巡抚谭纶只好招抚这些海盗，并在月港设海防同知，将靖海馆变更为海防馆。到了1576年月港开放海禁之后，月港的收入大增。
　　
　　月港开放实际上是将走私变成合法，它有三大好处：防止给国家尊严带来伤害；将走私流失的税收予以收回，充实国库；防止内陆商品大批流向国外。
　　
　　凡是想出海的商人，必须首先要在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开具证明信，即“保结”，主要内容是这个人是商人，是好人，要去进行海外贸易；然后向所在地省市政府（道府）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由海防机构发给船引，即通行证。当然，这也是官方的纸面上的操作程序，实际上，只要有牙商（中介商人）、洋行（专门经营海外贸易的机构）出面作保，就可以申请到船引。船引需要填写限定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向往处所、回销限期（也就是多长时间内必须回来）等内容。船引需要海防官、府道备案，回国后双方还要对照查验是否按照船引行事。
　　
　　紧随其后就要缴纳营业税，即当时被称做“引税”。起初规定一张船引纳银3两，之后上升到6两。
　　
　　政府还对出海船只数量进行限制，起初每年船引总计50张，1575年增加到100张。
　　
　　对外贸对象国也进行了限制。规定除日本以外，可以前往东、西洋，以婆罗国（今天的文莱）为界，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
　　
　　月港开放只针对漳州、泉州两地的商民，其他地区的海外贸易仍然被禁止。即使明朝政府如此限制对外贸易，小小的月港在税收方面却突飞猛进。
　　
　　月港开放，名曰开放，实质上仍然是禁海，福建巡抚许孚远曾一语道破其中的天机：“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简单地说，就是将无法控制和消灭的走私转化为可以控制的公开政策。此政策使走私贸易在几十年间得到了控制。然而，因为月港开放只针对漳州、泉州两地的商民，大部分人仍无海外贸易的权利，海盗、走私问题也就不能完全解决。最终到了明代末年，明朝的政权竟要靠海盗来保卫。海盗问题自古就存在，但明代后期则日趋复杂化。之前的海盗主要是中国人，元代才出现了倭寇问题，而明代末期随着欧洲强国的相继东来使这一问题复杂化。面对复杂的问题，明政府还是抱着“花钱买太平”的政策，希望用贸易来制衡全新的敌人。其结果就是造成邦交国大量减少，中国首次将海外贸易主导权让给了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