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大战
　　
　　公元1363年，元至正二十三年。鄱阳湖上，火光冲天、杀声阵阵，兵士的吼叫声震天动地，刀光剑影下燃烧的战船纷纷沉没。朱元璋站在战船上冷笑着透着骄傲，陈友谅则满脸愤怒透着无尽的伤感。当年，庞统献连环计，曹操八十万大军在赤壁灰飞烟灭。现如今，陈友谅领兵60万对敌朱元璋20万。万不想，巨大的战船被困在湖内，进退不能。火箭嗖嗖地飞，陈友谅的心则冰冷冰冷的。
　　
　　陈友谅抹了一把鼻涕和眼泪，对手下众将说道：“今我战败，日后恐不能再生。尔等勿念我，速速逃命吧。今日看来赵普胜说得是对的，是我过于疑心。尔等替我照顾好他的后人。”众将无不涕泪横流。陈友谅继续言道：“我等造船技术优良，楼橹可高十余丈，放眼天下，无人能够比肩，日后尔等兴盛也全倚赖于它，不可忘记！”
　　
　　众人点头，就在这时，忽然，一支冷箭射来，一代枭雄“哎呀”一声倒在了甲板上。
　　
　　1367年，朱元璋挥兵平江。东吴王张士诚率众死守城池。也许有人说，张士诚心无大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也是个英雄。张士诚手握残剑，手里提着一只肚子饿得瘪瘪的老鼠。“各位兄弟，张某起兵抗元十四载，不想今日竟死在朱元璋手中。平日张某胸无大志，只求让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安宁。今日粮已尽、草已无，战马皆为肚中之物，只能以老鼠充饥！各位，若有离我张士诚者，我绝不阻拦！”
　　
　　众人振臂高呼：“誓死捍卫吴王！”张士诚将长剑一挥，“今日起，一宅一家是为战场，人无分老弱是为战士。”一场惨烈的城市保卫战正式开始。不久后，张士诚被朱元璋捉住，有的说他自缢身亡，有的说被朱元璋用弓弦绞死，有的说被朱元璋命人乱棍打死，有的说城破自焚。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也就是明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登基之后开始北伐。四月占领开封，八月攻克元首都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逃往漠北。1371年平定四川，1381年攻占云南，1387年收复辽东。随着朱元璋的实力愈加强大，他的烦心事也越来越多。其中之一就是原属于陈友谅、张士诚管辖的地区仍有许多人在怀念他们。特别是张士诚，这位靠着十八条扁担起家的“东南王”虽然进取心不强，一心偏安东南，但确实对当地百姓非常和善，轻徭薄赋，死后每年的阴历七月三十日，江浙等地老百姓都借着为地藏菩萨烧香的名义来纪念他。
　　
　　因此，东南地区许多百姓对这位新的统治者依然比较反感。朱元璋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角度出发，对该地区百姓进行严密监控。江浙闽粤地区濒临大海，造船业极度发达，民间就可以建造宽三四丈的私人船只，而巨贾富翁们甚至可以建造规模能与陈友谅战船比肩的货船。
　　
　　当年陈友谅的战船长达十五丈，宽达两丈，高达三丈。几十年后的朱棣时期，中国的战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这些都是靠江浙地区高度发达的造船技术建造起来的。
　　
　　对于大海，朱元璋是陌生的。陌生自然会有三种表现：一是惧怕，不敢下海；二是疑惑，探究下海；三是蔑视，懒得下海。朱元璋就属于前两种情况。他为了防止江浙等地区百姓与“海外势力”勾结，便下了“禁海令”，由此，便有了著名的“片板不许下海”的命令。
　　
　　因为篇幅限制，朱元璋禁海以及对海外诸国持“软弱”态度的原因，我们不作详细阐述了，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防止陈友谅、张士诚、陈友定海上残余势力与倭寇、蒙元联合攻击明朝。据史料记载，这些残余势力东与倭寇联合，西南则与东南亚诸国的一些势力联合，直到永乐年间，这些残余的反明势力仍然大规模地存在。永乐皇帝还为此专门下旨：只要这些人回乡就可以赦免罪责。
　　
　　第二，不对官方禁海，希望垄断海外贸易利润，增加军费。
　　
　　第三，明初百废待兴，国家缺少粮食，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军需，朱元璋举全国之力兴办农业，对于非农业自然要予以限制。否则农业不兴将影响政权的稳定。
　　
　　第四，对于海外诸国心存蔑视。这是历代帝王的通病，天朝上国的思想延续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在他们眼中海外诸国都有求于中国。
　　
　　第五，倭寇骚扰。因为蒙古对日作战、室町幕府孱弱等原因，日本处于分裂状态，倭寇自元代开始就侵扰中国。为了防范倭寇而禁海。
　　
　　第六，根据隋唐伐高丽、元朝伐日本的前车之鉴，对于对外战争有着一种恐惧。因此，对海外诸国持怀柔政策。
　　
　　第七，明初商品经济不发达，每年不过20万两（当时是以粮食作为税收，1石粮折1两银）的税收，对于明政府来说没有大规模的海外贸易的冲动。然而，明初统治者忽略了这一点，即明初商税的不发达是战争所致并非商品经济实力不济。历史上宋代的商税收入达千万两，南宋甚至达到了数千万两的规模，元代也有五百万两左右。可见，朱元璋在这点上是糊涂的。
　　
　　在明朝二百多年的统治中，官方的海外贸易占GDP的比重一直都非常小。例如，官方统计的海外贸易税收在1574年是最多的，为2.9万两白银，而该年度财政总收入为400万两白银，所占比例不过0.7%。黄仁宇教授将明代的税赋划分为田赋、盐课和杂色收入，而杂色收入包括国际贸易税收（即“番舶抽分”）。
　　
　　1570—1590年，明朝的国际贸易税收仅为7万两白银，仅占杂色收入378万两白银的1．86％；如果将田赋、盐课等计算在内，则明代国际贸易税收的比重就会更低，仅为0.22％。
　　
　　第八，限制走私。因为从唐代开始，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走私现象就很严重。走私的主要商品就是盐，为了保证民众对盐的需求，朱元璋开始对盐业走私进行打击。还有一点请注意，张士诚、方国珍两人都是靠贩私盐起家的。
　　
　　在实行海禁的同时，朱元璋以及历代明帝王对于“朝贡贸易”极为支持。究其原因，一是为了彰显继承元朝的法理；二是为了掌控海外贸易。为了管理海外贸易，早在1367年12月，朱元璋便在江苏太仓的黄渡镇设立了市舶司。其后，因为陈友谅、张士诚的一些残余势力经常假冒商船袭扰朱元璋的军队，朱元璋也深感其地与南京过于接近不利于安全，所以在两年多以后的1370年2月便撤销了市舶司。
　　
　　因为，朱元璋很害怕他的那些虽然被击溃但没有被消灭的敌人出海逃遁，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便在洪武四年(1371年)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他修建了沿海地区的海防工事、搜民为兵，实施了严密的巡检制度和鼓励告发私人秘密出海的首告制度等，甚至连出海捕鱼也被禁止。
　　
　　与此同时，也禁止外国私商前来进行商贸活动，从而拉开了明朝二百多年海禁的序幕。其后，全盘吸收明朝治国政策的清朝继续如法炮制，终至19世纪下半叶开始，国家接连遭辱。尽管后来成祖朱棣在位时曾命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但那是官方为了彰显国威的一种“面子工程”，而对民间仍旧禁海。为此，朱棣还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然而，东南沿海的百姓要生存，人们对于海禁的抵触情绪非常大。而闽浙粤等省的地方政府，因为身处一线对于百姓疾苦也很了解。朱元璋制定禁海政策之后，其效果并非朱元璋想的那样好。
　　
　　朱棣即位之后，虽然没有废除海禁，但基本上和历代君王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皇帝如此，地方官员就更加如此了。因此，在永乐到正德之间，海禁政策执行力度并不强，民间走私越来越频繁，这在带动经济发展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走私毕竟使得国家财政流失。当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商税比重越来越大的时候，皇帝陛下的眼睛终于盯上了它。
　　
　　明初，对外政策有两大基石，一是对民间禁海，也就是禁止海外贸易。其实陆上民间与外国通商同样是禁止的。二是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对外贸易。
　　
　　盯上海外贸易商税的也是正德皇帝。这个家伙荒淫无度，眼中只有一个字“玩”，从而爆发了明代中期以前最大规模的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因为，正德皇帝好玩儿贪享乐，而内帑的钱在三宫六院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太监宫女等用度下显然不够，正德皇帝便开始打起了贸易税的主意，开始在主管朝贡贸易的市舶司征税，而且是正常的朝贡贸易中的商品和使臣带来的个人商品一并征税。
　　
　　正德打的旗号是“抽分”，抽分起源于洪武一朝。但洪武时期的抽分则不是税。按照规定：朝贡使臣携带的私物（其实就是走私）中的十分之六由政府购买，其余四分可以进行贸易。正德三年（1508年）政府行为的抽分开始，从而对朝贡使团带的私货开始征税，税率为20%。正德四年变为30%。其后正德十二年定制为20%。
　　
　　这其实就是鼓励民间发展海外贸易。明代对于朝贡使节夹带私货的规定很模糊，而且对人数规定也很模糊，所以，许多私人海外贸易商便加入朝贡使团的队伍，国家征税等于承认了他们的合法性。因此，正德的行为虽然使得朝贡贸易开始衰落，但民间走私行为也日渐减少。
　　
　　广东作为东南沿海的重要省份，其官员对于民间海外贸易的支持几乎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可以说，凡是支持禁海的大臣在广东都无法立足。在福建也是如此。当然，事无绝对，广东、福建官场也有支持海禁的官员。他们理由多是：奸民数千私带兵器勾引外夷危害地方。
　　
　　而且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广东等省对于海商的税收是由地方政府的机构布政司管辖，而不是由中央也就是皇帝亲自派太监掌管的市舶司管理。可以说，这时关闭了的民间贸易的闸门已经开启，中国历史的进程即将加速度前进。
　　
　　然而，这一大好形势的发展却因为一位邻居的残忍行为戛然而止，事情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