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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了由公关处和情报官员组成的听证会。他们的任务便是决定我将受到军事法庭的指控。
　　
　　到达听证会场时，我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是我的制服和他们的制服之间的类似之处极少。我害怕这会成为把骆驼压趴下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极其详细、颇为激动地表白自己的无辜，但我说得越激动，我的英语便越走样。他们在我的清白无辜的半道上突然打断我，自个儿辩论起来。我能清清楚楚地听懂他们的话。他们已经到了达成某种一致意见的边缘，这时门开了，公关处的长官走了进来，身后跟着我那位毕晓普中尉。
　　
　　毕晓普发言，他很狡黠向他们保证说，我既分不清A和2，也分不清诺登轰炸瞄准器和C口粮①罐头，整个案件明显是小妖精②捣鼓出来的。在这个初级战斗阶 段，我的伏案工作的评判员们没法反驳开飞机的毕晓普们。我受到了申斥，被免予起诉——得到了任命。接下来毕晓普和我下酒馆。
　　
　　“顺便问问，”他问我：“你的裁缝的地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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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伏伊饭店里，《柯里尔》杂志办事处和酒吧里的人全都注目于我的军装。他们最后达成共识，认为它的款式是美国式的，颜色是英国殖民地式的。我决定庆祝一下。
　　
　　我履行诺言，邀请帕特，那位红头发的秘书，去共进晚餐，我们喝了香槟。喝完第二瓶，帕特已经记不起我是谁；喝完第三瓶，她连自己的姓名住址也忘了。我知道，如果我不把她送回家，这一回来了结事件的就不是主教，而是牧师了①。
　　
　　我们上了出租车，帕特失去了知觉。我想弄醒她，可她昏睡如泥。我只剩下一英镑钞票，眼睛看着出租车的计价器，心中越来越急。我又摇了摇帕特。等我抬起 头来，出租车的计价器已经转到了一英镑十便士。我摸索着自己的口袋，然后又去摸帕特的。在她的钱包里，我找到了两英镑，还有一张自带瓶装酒酒会的会员卡， 卡上面有她的姓名住址。我让出租车停在海德公园里的九曲湖旁，将帕特的脑袋在水里浸了两下，然后把她送回了家。
　　
　　我醉得厉害，快乐非常，坐怀不乱，很自豪，下定决心不再酗酒和赌博，不再和红头发的姑娘们牵扯。
　　
　　我要切实敲定。我磕磕撞撞地走到办公桌前，给战地记者卡帕写了个条子：“不酗酒。不赌博。不沾轰炸瞄准器。不泡妞。”我把那张纸放进军装上衣口袋里，美滋滋地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早晨，我头痛欲裂。我记起发生过什么事，是在发现那张纸以后：我断定，不惹上麻烦的最好办法是避开它；我拿定主意去乡下亚德利家作客，直到我离开伦敦去北非为止。我在办公桌上留了个电话号码，然后搭火车去梅登黑德。
　　
　　一到亚德利家，我就知道自己安全了。我将在壁炉旁读神秘小说，和亚德利先生辩论战争和俄国问题，晚上九点钟就上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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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我穿着这么一身漂亮的军装，他们很高兴，并且暗示我：吃点东西、喝上一杯黑咖啡后，人也许会更精神。我们围着桌子坐下了：亚德利一家，一位在他们 家暂住的客人，还有我。客人——是个姑娘——坐在我旁边，但我这时对女人没兴趣，对于苍白的金发碧眼且有些肥胖的女子，当然也就没兴趣了。用过咖啡后，我 解释说，因为庆贺我光荣穿上军装的关系，那天我处于一种不寻常的状态中；只要一张大椅子，一本好书，我就很快乐了。
　　
　　我坐进了大椅子，打开了好书，睡着了。十分钟后，我被留声机的响亮的嚓嚓声吵醒。那位圆乎乎的小个子暂住客人在播放帝诺·罗西①。我用挖苦的语气告诉 她我讨厌帝诺·罗西时，注意到她其实并不很胖。她穿着家常长裤和毛线衫，我想，她的体型也许还相当不错。还有，她的头发也并非真的是金色，而是透着金色的 粉红色。我迅速地紧闭起眼睛。她把帝诺·罗西的歌再调高一点，我睁开眼睛时，她逆光站着。她的侧面相当优美，像个英国人，她似乎有一双灰绿色的狭长的眼 睛。我站起身来，跑到露台上去睡。
　　
　　我再次醒来时，客厅的壁炉里炉火正旺，留声机里放着一支伦巴舞曲。那位暂住客人此时穿着一身紧身黑衣。
　　
　　“我名叫伊莱恩，”她告诉我说。我琢磨着，这一回我要是闭上眼睛，日子肯定不会好过。还好我的舞跳得很差劲，我还能坚守自己的有益决定。她说，她希望 我不喜欢帝诺·罗西但喜欢伦巴；我告诉了她我的舞技的真相。为了证明我的诚实，我主动提出和她跳一回。她说我的伦巴并不太坏，用不了多久就会有长进。我回 答说，十年以来，没人能让我有半分长进。她说，她有个崭新的主意。我恐怕自己也有了一个。
　　
　　亚德利一家已经下了楼，问我那本书如何，喜不喜欢。我只好承认，我把时间都浪费在学跳伦巴上了。尤其是，我补充道，北非没人跳伦巴，而我就快要上路去北非了。
　　
　　粉红色头发的姑娘评论说，如果我连跳舞也没有学会就要去赴死，那真是太可惜了，亚德利一家表示赞同。
　　
　　我们为北非喝了一瓶香槟，我的伦巴明显有了长进，我开始叫那姑娘粉红妮子。她似乎并不怎么介意，但不再放留声机了，而是拿起我的书，开始读起来。我却跑回到留声机跟前，开始放帝诺·罗西。
　　
　　亚德利一家笑了起来，认为他们最好上床去睡觉。粉红妮子从书上抬起目光，看着我说道：“我觉得你纯粹是傻瓜。”
　　
　　我回敬道：“我觉得你纯粹在耍人。”她告诉我我这句英语说得很差劲，我告诉她她的嘴唇的味道像草莓。
　　
　　“英国草莓不多，”她说：“但是这少数却以很棒而闻名。总之，我不是在捉弄人。”
　　
　　这时我已经知道她不是在捉弄人。我感到幸福，因为她的存在，因为我发现了她。
　　
　　电话响了，是找我的。电话来自萨伏伊饭店，说他们两小时以来一直在设法联系上我，美军公关处一位克里斯·斯科特上尉每五分钟打一次电话。我放下听筒，请求粉红妮子开车送我去车站。
　　
　　在车里我告诉她，我为即将去北非而感到多么高兴；我是个吉普赛人，一个新闻记者，此外还是个敌侨；我告诉她我既非常难过又非常高兴，因为她太可爱了。她一声不吭，只是在到达车站后让我下车，然后再见也不说一声，便飞快地驱车离去。
　　
　　克里斯·斯科特，一位挺不错的年轻上尉，说他很抱歉半夜里把我叫去，因为明天到一点也不迟。我告诉他，从某个角度说，我很高兴，他的电话来得正及时，因为我要的只是去北非。我跟他讲了粉红妮子的事。
　　
　　他拿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提议为我的幸免喝一杯。我告诉他，那酒的味道着实比草莓好。他直截了当地说，他喜欢草莓，我即将去北非，而他却很可能留在伦敦。我告诉他，我只知道该称呼她粉红妮子，我忘了问她的全名，也没有问她的电话号码。
　　
　　克里斯说那真是太糟了，而我发现，我不仅后悔自己不知道她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而且即使知道，也不会说出来。
　　
　　第二天早晨我给亚德利一家打了电话，对他们说谢谢和再见。我用淡淡的口吻询问伊莱恩是否在电话旁边，可亚德利先生说，她已经动身去城里了。他没有主动提供更多信息，我也没有再问。
　　
　　这一天白天我非常忙。美军给我下了命令：英国方面给了我出境许可证。他们告诉我，如果我有朝一日还想再回来，就得换一张新的签证，很不幸，即便我穿上了美军军装，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我还是个匈牙利公民。
　　
　　我将在格拉斯哥①上船，我去那儿要乘的那班火车，将于当天晚上7:30从尤斯顿车站开出。我来得太早了，断定自己有权为自己饯个行，便去找了个酒吧。 非常拥挤。唯一有空的地方是一张一位姑娘独坐的桌子。她不胖；她不是金发碧眼；她有粉红色的头发。她抬起眼睛看着我说道：“我料到会早到的。”她没有告诉 我她是怎样查到我乘哪一班火车的。我问酒吧侍女有没有香槟。她有一瓶很棒的。我们干了杯，粉红妮子开始唱一首乡野味的法国歌， 《'J'attendrai》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