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走下舷梯时，周恩来握手相迎，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相握 ——二十五年没有往来了。”1这一握还跨越了许多不愉快：中国长期饱受外国欺凌而忍受屈辱；美国人记忆犹新，在朝鲜半岛上被中国军队打得节节败退；以及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肇建以来，双方历经数十寒暑的恐惧和猜忌。这一握也弥补了昔日留下的遗憾。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以解决朝鲜战争及法国在中南半岛军事失利的善后问题，会场上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s）当众从伸出手来的周恩来身旁疾行而过。中国人从未忘却这意外的插曲——事实上，他们记忆鲜明，并且把它当作传说中置放在上海租界公园入口处那块标语“狗与中国人不准进入”的翻版。对中国人而言，这一握不只是为了弥补过往所受的羞辱，它的真正意义在于中国已能与世界第一强权平起平坐、并驾齐驱。自从尼克松中国行一事确定以来，双方即为尼克松在中国的第一个动作发愁。美方担心尼克松会忘了与周恩来握手，中方则是担心尼克松可能再次展现杜勒斯的傲慢 态度。

中国人把屈辱和苦难牢记在心。早在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数十年前，时值中国饱受列强的剥削和侵略，这是强权加诸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耻辱。早在尼克松抵达中国的两百年前，那时美国尚未立国，而北京已是意气风发的泱泱大国的首都。乾隆皇帝在位时期，即1736至1795年间，清军长趋直入拓展西疆，使中国领土面积增加一倍。乾隆皇帝还在紫禁城内大兴土木，打造林园宫殿，并在紧邻的城墙外修葺美轮美奂的圆明园。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雅好艺术，醉心诸子百家。中国艺术珍品的工艺水平，譬如鬼斧神工的瓷器，已达到登峰造极的新境界。于是当大英帝国派遣马戛尔尼勋爵率领使节团前往中国，请求以平等的地位进行自由贸易，以平等的地位在北京派驻外交使节时，乾隆皇帝却待之以蛮夷之邦的朝贡团，将大英帝国送给他的祝寿贺礼视为贡品。此后数十寒暑，中国在其古老文明的羽翼之下屹立不变。但这时外面的世界，特别是欧洲诸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纷纷迈向工业革命。西方世界的科学、工业和技术领先群伦，其制造的工业产品，尤其是船舰和火炮，更是中国难以望其项背的。

迄至1860年，圆明园遭列强军队洗劫一空，毁于大火，沦为废墟一片。清朝末年，年轻的皇帝沦为傀儡，大权握在残暴无知的慈禧太后手中。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已然千疮百孔。内有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外有不知餍足、索求无度的列强环视，他们贪得无厌、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重重束缚中国日薄崦嵫的末代朝廷。中国的领土与主权遭豆剖瓜分。外国商人依恃其领事、法律和军队的强力干预和保护，在中国土地上广设商业据点。刚刚弭平内战分裂的美国在远东地区还未成为要角，但其商人、传教士也纷纷在中国抢占据点。随着传教士而来的是新式学堂、印刷出版社的林立，以及可能最具杀伤力的新观念，从而一步步地瓦解了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基石。

中国有志之士奋起抗争，迎接这内外交迫的严峻挑战。清廷如何才能起死回生？中国如何学习外国科技，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传统根深蒂固，要进行变革谈何容易，况且中国的统治政权根本无意尝试。于是中国的苦难依旧继续：法国于1884年在福建马尾海战中挫败一支中国舰队，巩固了他们在中南半岛的势力范围；1894年至1895年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溃中国舰队，控制朝鲜半岛并占领台湾；1898年，义和团兴起，华北陷于兵燹之灾，从而又给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口实。

周恩来1898年诞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该地位于贸易大港上海的北方。周恩来两岁时，列强的联军挥师北京。中国又签署另一纸丧权辱国的条约，容许列强军队在中国永久驻扎，以保护其国人。中国的爱国志士不确定在列强的瓜剖下，中国还剩多少日子。随着俄国人和法国人的势力分别自北边、西疆以及南方压境，中国的前景岌岌可危。英国势力抵达长江三角洲，德国人又在山东开辟他们的势力范围。其中最为危殆者，或许要数日本占领台湾岛，并虎视眈眈觊觎朝鲜半岛，甚至有意染指满洲地区。周恩来即是生长在这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中国传统秩序究竟有何积弊陋习，竟让中国落得奄奄一息？如何拯救中国？是用西方科学还是西方民主政治，还是必须双管齐下？

周家亦是这凋零中的传统世界的一部分。周家是书香门第，是治理中国的官僚阶层。他们研读伟大的中国经典，特别是儒家典籍，期望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在文官体系中平步青云。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淮安府山阳县知事）是位出色的读书人和父母官，他的几位叔叔也都有功名在身。但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只是个地方上的胥吏，经常赋闲在家。在这个大家庭里，起初抚养周恩来的是他的本家，后来便过继给早逝的叔父（周贻淦）做嗣子。影响周恩来最深的似乎是叔父的寡妻陈氏。周恩来日后都称陈氏为母亲。“没有她的照顾，我根本不可能开拓追寻知识之路。”1907年，周恩来九岁，他的生母因病过世，他的父亲为妻子的病散尽家产。周恩来为此受命拿家里的宝贝到当铺去典押。2周恩来日后对这“家道中落的家”百般摒弃，认为它只是一味墨守传统遗风，而无视周遭世界的风云变幻。话虽如此，但周恩来还是保有传统的行事风格，秉持对传统中国艺术哲理的雅好。周恩来接受的教育新旧参半。1910年，周恩来北行出关，来到满洲，投靠他的伯父（贻赓）。周恩来将自己的坚毅以及令人敬畏的工作能力，归功于北方的冷冽气候和粗粝榖食。周恩来位于沈阳的新居（外国人几世纪以来所称的“奉天”），地处中国与外国铁路干线的辐辏。自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五年内，日本开始在沈阳取代了俄国的势力。积弱不振的中国，只能眼睁睁旁观他人争抢自己的领土。寄居沈阳时，青年周恩来的民族情绪沸腾，他阅读激进派刊物，以及知名改革主义之士的著作。据说当老师问及学生读书的目的时，周恩来回答：“为中华之崛起。”3日薄西山的清政府终究还是在1911年土崩瓦解，中国迈入共和。中国一度远景可期，可望解决内部腐败和外来胁迫的双重劫难。或许是想到中国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新政府可望让治者与被治者众人同心，缔造一个强盛的新中国，周恩来剪掉象征故步自封的发辫，以示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