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林郭勒盟博物馆忽必烈登基大典景观

忽必烈登基。云南大理城外苍山龙泉峰下，有一条著名的三月街，这里耸立着一块巨大石碑，在苍烟落照中显得异常伟岸，这就是有名的“元世祖平云南碑”。

中国西南边疆省份云南，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自西汉起就已纳入中国版图。唐代中叶，以乌蛮为主体的南诏政权在当地兴起，统治延续达一个半世纪。后晋天福二年（937年），白蛮贵族段思平始建大理国，到蒙古兴起时，大理政权统治云南已近三个世纪。

蒙哥汗即位后，开始实行对南宋的战略大包抄，试图从西南地区寻找南宋防线的突破口。1252年，他把这一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此次攻伐大理，大军据说有十万之众。临行前，谋臣姚枢特别向忽必烈讲起北宋名将曹彬攻取南唐不枉杀一人的故事。第二天清晨上路，忽必烈在马上兴奋地向姚枢喊道：“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南征大军走的路线是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异常艰险，很多时候只能徒步前进。1253年年底，经长途跋涉，南征大军终于抵达大理城。大理城攻克前，忽必烈曾派三名使者进城招降，但都被杀害。攻克大理后，在侍从姚枢、刘秉忠、张文谦等人的劝说下，忽必烈破天荒地没有采取屠城这一蒙古传统的报复手段，而是命姚枢将携带的布帛割裂为旗，上面书写禁止杀戮的命令，遍插城内大街小巷。忽必烈的怀柔政策，使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异常顺利，蒙古大军很快平定了云南各地。

蒙古对大理的征服，使南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但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在分离数百年后，云南地区又被重新统一于中央王朝。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建云南行省，以回回政治家赛典赤为平章政事，进一步加强了云南与内地的联系。

忽必烈的威望与日俱增，逐渐引起兄长蒙哥汗的猜忌。

1257年，蒙哥汗派遣亲信大臣阿蓝答儿、刘太平等前往陕西、河南等地进行钩考，审计忽必烈的财政支出状况。忽必烈手下官员，除个别勋贵大臣外，几乎被一网打尽，忽必烈陷入非常艰难的困境。

在姚枢的劝说下，忽必烈决定屈服，亲自北上觐见蒙哥汗，兄弟二人终于冰释前嫌。不过，经此打击，忽必烈在中原地区设立的各个军政机构都被撤销，失去了总领漠南汉地事务的大权。

1259年，蒙哥汗决心彻底解决南宋，忽必烈重获起用，负责指挥东路军，攻打鄂州。当双方正在激战时，从四川传来消息：蒙哥汗在钓鱼城战死。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忽必烈在几经犹豫后，决定从鄂州战场抽身。在与南宋权臣贾似道议和后，忽必烈率大军急速北上，开始了对蒙古大汗宝座的角逐。

1260 年三月初，在部分蒙古宗王、中原汉地官僚士大夫的拥戴下，忽必烈于开平正式登上蒙古大汗的宝座，并首次采用汉族王朝的年号——中统纪元。

忽必烈的登基，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此前的四位蒙古大汗，政治中心都在以和林为中心的蒙古高原，中原汉地只是蒙古帝国的边疆省份。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这种格局开始颠倒过来，中原地区成为蒙古政权统治的核心地带，这不可避免地使蒙古政权的性质发生改变。也正是这个原因，史学界一般把0 年作为元朝的开始，虽然元朝作为国号正式出现，是十一年之后的事。

诸王之乱。忽必烈的即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几乎就在他即位的同时，弟弟阿里不哥也在哈剌和林附近被拥戴为蒙古大汗。作为幼子，阿里不哥是拖雷夫妇遗产的合法继承者，掌握着父母留下的大部分蒙古部众与军队。蒙哥出征南宋时，阿里不哥奉命留守和林，牢牢控制了蒙古政权的政治中心。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得到蒙哥诸子及蒙古汗廷大臣的普遍拥护，以蒙哥合法继承者的面目出现。

相反，忽必烈数年前就曾因与蒙哥发生冲突而赋闲，只是因蒙古对南宋战事吃紧才重获起用。他拒绝奔赴漠北参加选举蒙古大汗的忽里台，在开平另起炉灶，偏离了蒙古本土选举大汗的政治传统，这对维护他正统大汗的形象是非常不利的。

面对阿里不哥的挑战，忽必烈首先争取到另一个弟弟旭烈兀的支持。此时，旭烈兀正主持蒙古第三次西征，前锋已逼近埃及。得知蒙哥去世后，他迅速撤军东归，途中遇到忽必烈的来使，承认他在阿姆河以西的权利。旭烈兀于是留在当地，建立起承认忽必烈宗主地位的伊利汗国。

蒙哥去世后留下的四川蒙古军将领，大多倾向拥护阿里不哥。为了斩断阿里不哥的右臂，忽必烈紧急派遣廉希宪等人赶赴陕西，设计杀死拥护阿里不哥的蒙古将领。驻守六盘山的蒙古军主帅浑都海被迫西撤，与阿里不哥南下接应的阿蓝答儿军会合。

中统元年（1260 年）九月，双方在甘州东删丹附近的耀碑谷发生激战，浑都海、阿蓝答儿战死，川陕地区被牢牢控制在忽必烈手中。

漠北地区是双方的主战场。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忽必烈几乎调动了他所有的精锐部队。战争进行得非常残酷，和林不仅得而复失，战火还一度烧到了大漠以南。中统二年（1261年）十一月，昔木土脑儿一战决定了阿里不哥失败的命运。此后，阿里不哥的处境每况愈下。四年后，走投无路的他被迫向忽必烈投降。

阿里不哥汗位之争，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造反或叛乱。中国有句古话，“成者为王败者寇”。阿里不哥归降时，忽必烈曾得意地问过他们之间到底谁对谁错，阿里不哥回答说：“从前我对，现在你对。”这也可算作他对那句中国古话所作的蒙古式阐释吧。

忽必烈没有想到的是，阿里不哥的投降，仅仅是噩梦的开始。海都，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的嫡孙，一直在关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阿里不哥投降后，他继之而起，扯起反对忽必烈的大旗。同阿里不哥相比，海都是一个更难对付的挑战者。他不仅复兴了衰落的窝阔台汗国，成功地控制了察合台汗国，甚至还将西面遥远的钦察汗国也联合到自己的旗帜下。

至元六年（1269年）春天，成吉思汗三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系代表在塔剌思草原举行忽里台大会，成立了共同反对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系领导下的元朝与伊利汗国的联盟。这次会议成为蒙古帝国最后走向分裂的标志。从此，忽必烈永无安宁之日，越来越多的蒙古宗王站出来向他发起挑战。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正当忽必烈为对付海都等西北诸王殚精竭虑的时候，东道诸王首领乃颜，领导成吉思汗三位弟弟的后裔，在东北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叛乱。年逾古稀的忽必烈，不得不亲自统率大军，前往平叛。虽然乃颜很快战败被杀，叛乱逐渐平息，但以海都为首的西北诸王之乱，直到忽必烈去世也没有得到解决。

蒙古黄金家族成员向忽必烈发起的挑战，并非仅仅是在争夺蒙古大汗的宝座，双方在意识形态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塔剌思大会后，西北诸王曾派使臣入朝质问忽必烈：“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尊用汉法，何故？”这些蒙古宗王认为他们才是成吉思汗《大札撒》的恪守者，而忽必烈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背离者。

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蒙古帝国分裂后，蒙古人建立的西北诸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相继走向伊斯兰化的道路。忽必烈开创的元王朝，也偏离游牧帝国的发展轨道，向中原汉族王朝靠拢。正如法国蒙古史学家勒内·格鲁塞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尽管忽必烈汗——成吉思汗的孙子——征服了中国，但他本人首先就已经被华夏文明所征服。”

不过，同北魏孝文帝激进的汉化改革不同，虽然汉族儒臣一直致力于把忽必烈塑造成传统的中国皇帝，可忽必烈的统治政策充满了折中主义色彩，在有条件地吸收汉文明的同时，又顽强地保持了游牧民族的多数传统，即所谓的“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其结果是，激进的汉人认定他的汉化程度远远不够，保守的蒙古人却认为他已走得太远。忽必烈的继承者们基本延续了他的这种摇摆政策。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建立历代帝王庙，把忽必烈与他亲自选定的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放在一起祭祀。虽然他很讨厌胡人，可也把忽必烈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君主之一。

李璮之乱。在与蒙古宗王的征战过程中，中原地区的社会稳定与人力、财力支持都是至关重要的。可就在中统三年（1262年）初，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大战方酣时，中原地区也发生了针对忽必烈的武装叛乱——李璮之乱。

蒙古进入中原后，因兵员不足，常常驱使汉人武装为其效力，因此在中原地区逐渐涌现出不少半独立的地方军阀，其中比较强大的有真定史氏、保定张氏、东平严氏、益都李氏、济南张氏等。这些地方实力派，往往子承父爵、兄终弟及，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当时被称为世侯。其中，山东益都李氏集团，脱胎于金末活跃于此地的红袄军，创始人为李全，李璮是这一集团的第三代领导者。

李璮与蒙古政权的关系，应当说是非常亲密的。他的岳父兼重要谋士王文统，是忽必烈中枢机构——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奠定了元初立国的规模。另有两位妻子来自黄金家族，是东道诸王首领塔察儿的妹妹。因辖区靠近南宋，李璮多次以抵抗南宋为由，拒绝服从蒙古的军事征调。当北方战事激烈进行时，李璮趁机发动叛乱，并很快占领了济南。

不过，李璮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他原先设想的各路诸侯群起响应的局面没有出现，南宋援军也没有及时赶来。相反，忽必烈却及时组织了庞大的讨逆军，将他死死围困在济南城内。

孤立无援的李璮，在最后一次企图突围失败后，自沉于大明湖。不过，他并没有淹死，而是被元军打捞上岸，凌迟处死。

李璮叛乱虽然很快被平定，但对忽必烈的震动却很大。以真定史天泽为首的汉人世侯为摆脱干系，纷纷请求解除兵权。忽必烈趁机下令废罢各地世侯，实行地方官三年一任的迁转法。多年来危害中央集权的地方割据势力终于被铲除了。

李璮之乱，使忽必烈对长期倚重的汉人产生严重的猜忌心理，深受信任的平章政事王文统被捕，与儿子一同被处死，与王文统有关的汉人官僚，忠诚度都受到怀疑。相反，回回势力则开始抬头，他们对忽必烈说：“回回人虽然贪财，但不像汉人那样敢于谋反。”忽必烈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色目人，对汉人则采取既使用又防范的政策。这种政策最后发展为有名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制度。

两次征日失败。南宋灭亡标志着中国大一统局面的重现，同时又成为忽必烈新的征程的开始。日本、安南、占城、缅国、爪哇，一个个被列为他的征服目标。

可惜的是，幸运之神不再眷顾忽必烈，他的好运就此发生逆转，上述征服行动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利，而尤其使他难以释怀的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征日的惨败。

蒙古兴起时，日本正处于镰仓幕府的统治之下。忽必烈即位，顺利解决高丽问题后，即将目光投向日本。

从至元三年至十年（1266—1273年），忽必烈先后五次派出使臣赴日招抚，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可均不得要领而回，于是引发了至元十一年（1274年）的第一次征日。此次征讨，大军虽于今九州福冈附近博多湾等处登陆，但因遭遇台风袭击，战船大部被毁，最后无功而返。

第一次征日并未使忽必烈灰心，此时他正密切关注南宋战事，于是继续派使臣前往日本招抚。这次幕府终于有了明确答复——将来使全部斩首。当消息传到大都时，忽必烈终于被激怒了，一个专门对付日本的机构——征东行省建立起来了。

至元十八年五六月间，两支庞大的远征军驶向日本：一支从合浦（今韩国马山）出发，由第一次征日主将忻都率领，共四万人，战船九百艘；一支从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由南宋降将范文虎等率领，共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可到八月初，台风再显神威，彻底摧毁了元军战舰。十四万大军生还者不足五分之一。前近代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远征就这样失败了。

这是忽必烈一生从未遭受的惨败，使其颜面尽失，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此后，忽必烈虽然又先后三次重组征东行省，但终其一生，再也不能派出一船一卒，因为庞大的征需已使百姓不堪重负，国家财政岌岌可危。

日本则因两次抗元均借助了台风之力，炮制出所谓“神风”之说，太平洋战争后期出现的“神风突击队”即源于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晓

元朝第二次征日失败，原因很多。就日本而言，有了第一次战争经验后，幕府早已在九州沿海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各地精锐武士云集于此，以逸待劳，严阵以待。相比之下，元朝则显得准备不足，比如，当元军请求忽必烈为远征军配备足够的战马、火器时，忽必烈竟以海战不需此类装备为由予以回绝。对征日统帅，忽必烈也未慎重考虑，以致将领之间战前矛盾重重，无法协调统一指挥，在鹰岛迟滞达一月之久，失去了最佳战机。更为致命的是，因军事征调期限很严，远征军不少战舰系没有龙骨、只适合内河航行的平底船改建而成，日本九州海下考古发现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以这样的战舰越海奔袭日本，会留下巨大隐患，在台风来袭时不堪一击。所以说，所谓的“神风”之威，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由元朝自身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