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营结束后，胡德夫老师带我们上山。是宜兰山中的泰雅族不老部落，最后一段路需换乘部落开下来的吉普车，颠簸晃过干涸河床和山路。毕竟是山上，交通不便。我暗想。

七八年前，四十五岁的台北景观设计师潘今晟厌倦了都市生活，想做一件有挑战的事情。他妻子是泰雅族姑娘，在宜兰山中继承有田地。他们回到山上，游说相邻地块的六户原住民，试图重建一个泰雅人部落，真正在里面生活、生产，找回传统的族人精神，取得现代与传统的平衡。

村落在半山，这里那里有些三角小木房，并不起眼。建筑尽可能就地取材，落地窗帘是不同色块的蛇皮编织袋缝制，垒院墙的是山中碎石和树杈，堆叠产生层次丰富的美感。公共用餐处在一个敞开茅草棚，座椅是大木墩，长桌是更为粗犷的原木巨桌。我们参观时，村民在看不见的地方干活，午饭时，所有人都来了，生旺篝火烤山猪肉。山猪会来吃小米，所以村民也打山猪吃，这是一个公平的食物链。猪肉用小米腌，放在陶瓮里，压填结实不留空气，小米持续发酵，肉始终保持在将腐未腐，生吃鲜嫩柔软。也可烤来吃。小米酒是淡黄色，好喝，很多人据说都是清醒上山，醒来时已在山下。食物虽粗犷，酒器、餐具却精致，WiLang说是按照法餐的程序，一道道上菜，饭前和饭后的小米酒也会提供不同口感。

如今叫WiLang的潘今晟是不老部落的长老之一，当初的七个家庭，每个家庭都有一位长老，重要事情共同决定，一起吃饭，一起劳动，部落成员按工作拿工资，男人打猎、种香菇小米，女人按泰雅工艺织布，每天接待游客不超过三十人，每客两千多元台币，提供以自然农法种植的有机食材。观光收入在部落总收入中占三分之一，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原来并非交通不便，上山的最后一段路是故意不通，避免无预约游客突然而至。

酒过半巡，有人抄起吉他，歌声又起。这里十几岁的男孩也打赤脚，敏捷行过嶙峋山路，以培养追猎山猪的能力。无人怯场，一双双眼睛又黑又亮。这也是为何要控制每日预约游客人数，人再多，就没有这样家人的氛围。据说有次，受山中气氛感染，一个男生当场求婚成功。

饭后被带去午休。同样不起眼的木头平房，里面设施却是星级酒店，屏风矮墙后有石砌浴池，晒了一下午，水正温热。旁边是落地窗，泡澡时可以与青山对望。盘坐在门口木头平台上，正对宜兰丛山，骤然急雨行过，山峦如染，一道彩虹自山巅升起，没入云中。

比之更原生态的达鲁玛克部落，不老部落是另一种尝试，在部落生活已被破坏之处，以现代理念修复，生态耕种、有机食物、预约观光、法式程序原住民料理，无不是都市营销概念。看似不起眼的山村，在地下也铺有排水及电力设施—不老部落，有一个现代化的硬件；但其核心是“部落精神”，比如控制游客比例，拒绝变成一个彻底的旅游景点；坚持部落的生活方式：打猎、种小米。流传无数代的生活方式如一条大河，传统风俗的灵魂如水草，只有在此河水中方能保鲜。打猎、种地，看似辛苦笨拙，却塑造了“不老部落”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灵魂，就像达鲁玛克的祷告山神，你能感到，这些地方是有灵魂的，这，是他们的力量来源，持续生存之道。

他们展示的是，现代与传统对接的另一种可能。并不是古老的就是落后的，式微的就是过时的，古老传统经过现代人的发掘，同样可以焕发魅力，这需要“现代”克服自己的傲慢，“传统”展示自己的包容。

第四次台湾行，是受《读库》委托采写台湾农业。印象深刻的是，台湾农民虽然也风吹日晒面色黝黑，但并无自卑羞怯之色。这样说可能很蠢，农民难道就该自卑羞怯？可是我所见的农民，尤其是出现在城市里的农人，总有仓皇自卑之色，沉默寡言。在台中乡下，我列席产销班会议，一个乡村的微型社会结构呈现眼前，它内部有利益合作、人情往来、技术学习，是血缘结构之外的另一种补充。我请教其中一人姓氏，该长者微微一欠身，“小姓姓黄”，举止间的优雅矜持难以言喻。看似粗犷的书记，记录班级活动，竟是一手端丽隽拔书法。七十岁菜农刘胜雄还在大学上农业培训班，跟教授学习，学着接受田里长草的新理念，“台湾农民都很聪明的，看一眼别人怎么做，就会了。”他眨眨眼，又俏皮又自傲。

自傲，这是台湾农人给我的最深印象，不管贫穷富裕，他们都有一种怡然自傲之色。它从何而来，是他们比大陆农民更富裕吗，不见得，大陆农人许多在城市打工，收入可能比他们还高。我试着分辨其成分，隐约是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混合的自我认同。生活中按部就班的规则多，遇到事情，你知道自己可以从哪里得到什么样的支持，比如台风过后的灾损补助，有规则可依，生活和行为的边界划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最后，不富裕但殷实的生活也支撑了农人的自傲。我在几位农人家中吃过饭，印象最深的是稻农王连华家，午饭有五个菜：一条煎鱼、炒小白菜、炒空心菜、蒜苗炒肉片、一小桶冬瓜排骨汤。主食米饭。男主人和客人先吃。算上还没吃饭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只能算不清贫。他们房间，四壁仅以水泥涂刷，通往三哥家的过道干脆裸露着红砖，印证了这种并不富裕的印象。但也有崭新的衣物烘干机、大屏幕液晶电视、电脑，王连华的三星智能手机。除了大卡车和各种农机，尚有两个代步工具：一辆小皮卡，王连华用；妻子出行，骑摩托车。他们的生活，乍一看不算富裕，但内里并不匮乏。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词能准确地形容这种状态：殷实。

想起第一次台湾行，我们去台南美浓镇拜访歌手林生祥。在美浓的一日三餐，都是健康清淡；因文化生态丰富，美浓也有外来艺术家定居，但沿路所遇，大多穿着朴素，艺术家和农民的区别并不明显，如北上广大城市的时尚打扮更加少有。美浓的生活，不能说是富裕的，农业的衰落仍在延续，出于贫穷绝望而染上毒瘾的问题这里也有。包括多次获得国际音乐大奖的林生祥的家也并不豪华，放CD的搁物板是用水泥砖垒成，放至大陆农村也不算出挑。

令人感到这种生活可贵的是许多细节：生祥岳父家开有一家名为“湖美茵”的民宿，庭院里种有大树，靠山的水塘中，养鱼养鹅，下的蛋变成我们的晚餐。每天上午，太太带女儿到这边玩，因为院子大，小孩跑得开。冰箱上贴着磁贴，提醒父母每天要吃的维生素种类。这让同行者感慨大陆歌手挣钱机会也不少，可总感觉兵荒马乱的，怎么就过不上这种生活。

如今我知道这种生活就是朴素而殷实。并非林生祥是歌手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而是因为他回到了乡下。

美浓人口约四万，以烟草、耕种为主业。从巴士站出来，看到美浓的第一眼，没有高楼，窄街旧屋，若不是招牌上的繁体字，和内地八十年代的县城并无不同。痴爱台湾音乐的邱大立，打听多次举办演出的“双峰公园”，路人一指：喏，就是那个小草坪了。—因为反水库运动、及因此诞生的经典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已变成当代音乐史上“圣地”的美浓，原来如此不起眼。第一眼印象，是微微失望的。后来我发现，对台湾的印象，就在这“微微失望—肃然起敬”之间不断反转循环。

此地曾以养猪为主要收入来源。摇滚青年林生祥回到乡下，一段时间内，台北朋友相互问生祥在干吗，“在帮妈妈养猪。”那段时间，大概是林生祥的低谷期。在台北，他只是无数摇滚青年之一，彼时故乡掀起反对官方筑水库运动，他也想出一份力，为父老乡亲义演，电吉他响起，老乡一哄而散。后来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了。汲取传统音乐，回归民族乐器，以客家语发声，他和词作者钟永丰合作的反映美浓反水库运动的《我等就来唱山歌》等专辑成为经典。

如今，因污染环境，当局回购养猪场，引导美浓人转型。岳父家的“湖美茵”前身即是养猪场，荒废一段时间后改为民宿。林生祥的几张专辑，都是在美浓的天然环境中录就。《我等就来唱山歌》是在作家钟永丰家的烟楼上，控制台上飞着苍蝇。《大地书房》、《种树》是在“湖美茵”，乐手累了，就出来坐在视野开阔的池塘边，对着青山抽烟。他的乐器是月琴，他以客家话唱，唱的都是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与挣扎，他合作的乐手来自日本，专辑母带是在德国慕尼黑混音，多次获国际音乐大奖。他本人的人生轨迹越来越回归、缩小到仅有四万人口的美浓镇，但他的音乐却由此获得了根植于土地带来的力量，走向更开阔的世界。犹如内地八十年代县城的美浓是林生祥面对世界的底气，这里虽小，但发生的事情并不小，正是农业社会在现代社会里的凋零与自救。

我问他，会不会闷？大陆的乡村如今多是老人妇女儿童。美浓也有过类似的趋势，年轻人返乡会被视为“在外面混不下去”的失败者。不过，当初反对筑水库运动聚集起的人，在运动胜利后仍保持联络，结伴返乡，组建“美浓爱乡促进会”，因为有一批这样的人回来，美浓成为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比如，始自1995年，以客家古礼举行，至今已二十届的“黄蝶祭”，当初是因反水库而起，如今变成美浓客家文化生态的一部分；比如，台湾农村或城市边缘地带男青年娶妻困难，只好迎娶外籍如越南印尼等地女性。生活差异、语言不通、妻子的精神压力，乃至后代教育都变成社会问题。1995年，美浓开办“外籍新娘识字班”，教说本地话，融入当地生活，之后，该班联合其他地区组成“中华民国南洋台湾姐妹会”，为台湾地区的外籍配偶提供服务。林生祥也为此创作《外籍新娘识字班之歌》……在台湾举办的村落社区改造网络调查中，因丰富的客家文化和自然生活方式，美浓获票选第一。

印象中，歌手或者说艺术家，都有狷狂遁世一面，但我见到的林生祥的角色更为入世而复杂。我们到美浓的当天，他在当地有小型演出，面向“美浓爱乡促进会”联系的台北游客。仍是日常宽松衣衫，唱一会儿，聊聊创作背景，大多与美浓的生活相关。看得出来，他早已习惯这样的场合。大陆歌手“唱出来”后，都更愿意进剧场、体育场，在专业的演出环境唱给专程而来的听众，所以，我稍稍有点吃惊：就像没把八座金曲奖奖杯放心上，林生祥似乎也放下了一个专业歌手的虚荣和骄傲。只有在夜晚独处时，和大陆歌手以乐器“手谈”，对方弹月琴，他抄起吉他应和，坐在窗前，脊背微弓，嘴边叼一支烟，吉他意外的汹涌有力，我想起他说自己习惯晚睡。许多夜晚也许都是这样，有人，就弹给朋友听。没人，就弹给自己，弹给窗外美浓清寒的山水听。只有那一瞬他露出了锋芒，像一个剑客，夜夜磨着一把剑，锋芒来自孤独。

老实说，美浓的山水并不出奇，我去过张家界藏区内蒙古，内地的大山大川更美。美浓举办“黄蝶祭”的双峰山不高，一会儿就能爬完。令人感慨的是，作为旅游资源并不出奇的双峰山，可以把“黄蝶祭”做到第二十年，在岛内外声名远扬。而一路上山，树上挂的植物标识、环保提醒都让人感到它的被人呵护。回想我去过的内地的大山，奇观、壮丽、都不缺，缺的是这种被呵护、被珍视的感觉。

是的，美浓的山水并不出奇，它只是正常的青山绿水，空气干净，河流清洁，有宽敞的院子供小朋友玩耍；台北的朋友说这很正常，只要愿意回到乡下，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但我的经验是，大陆的乡村正快速建起工厂，水和空气被污染，所谓青山绿水的田园梦更多只是存在于理想中。这样看似普通的青山绿水、鸡犬相闻的乡下生活，背后是一代人努力结果，是一批年轻人选择回故乡、建筑当地文化生态、不过度开发，停止污染的养猪业，是在当局威胁到青山绿水时，人们有能力也有渠道反抗并能取得胜利……美浓这貌似普通的平静生活之下，是不普通的现代政治结构、朴素有力的乡村建设理念。正如已故美浓精神领袖、作家钟铁民所写：“农村的发展不要再朝向大众化、都市化的路子去走，农村要享有高层次、精致的生活品质，就应该设法保持农村的清纯的景观，突显传统文化的特色。让农村永远是人们心灵中的归宿、感情中的故乡”。

在各种“社区建设”案例中，通常是一些外来者、城里人给农村提供理念和资金技术支持，这样的建设中，外来者如何能摆脱一种居高临下的设计感，如何能体会当地人的真正需求而不是将先进理念强加于后者，这当中需要的不是观念或能力上的高超，而是与当地融合，与当地人形成共生的能力，它通常需要这个外来者在当地居住几年以上，才能赢得最保守的农民的接纳，方能获得另一种视角—当地人的视角。只有从当地人的角度出发，所有的变革才是适合的、能够推广的、不会在城里人离开后变成一堆废弃设施。而美浓的意义在于本地人建设故乡，它显示出，“社区建设”“重造农村”这些看似精英化的运动，并不只属于外来的知识分子，而就在每一个热爱故土的人的手中。它需要团队协作，而不是单打独斗的英雄，最终，看似普通渺小的个人，将在这过程中成长。他们重塑了乡村，而土地和传统给予他们力量，就像猪农的儿子林生祥从美浓得到的那样。

作为一名中国人，在台湾旅行是一个愉快的经历。语言相通，面貌相仿，而遇者多彬彬有礼，其浓厚的人情味在乡间更有体会；台北的大陆各地美食，可能比北京还要密集，这边，写着来自云南腾冲的胡椒肉饼，那边的菜肉大馄饨，点明是宁波老店。大到省，小到一个县，饭馆的创建者都会写出自己的出处，在招牌上。一个出处就是一个长篇故事。这些美食，跟它们的主人一起，走了十万八千里。每每被街头漂亮的繁体毛笔字击中，总会原地迷惑一下，像是穿越进入大陆的另一个平行空间。是以，《读库》约写台湾农业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我想知道，在历史小径的分岔口的这一边，他们经历过什么。

必须强调，从一个大陆人的角度看台湾农民，也许会有一个因为是外来者而造成的参照体系的偏颇。如果我对一个台湾农民说你们真幸福，公部门好照顾农民喔，我怀疑我会被打—事实上，在采访社会运动家杨儒门时，因为我流露出对台湾农人的羡慕之情，杨儒门当场冷下脸来问我是不是拿官方钱了。一个在外人看来不错的福利体系，生活其中的人仍然要面对自己生活中的痛苦与损失，要为自己的权益激烈地抗争。并且，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痛苦与抗争，有了在我看来显得极端的“杨儒门们”，才有了对农政策的不断调整—幸福并非从天而降，而是靠民间力量合理争取而来。这是台湾给我最大的教育。出发前的“台湾农民很幸福，台湾公部门很照顾农民”的印象被改变—台湾当局并不比别的当政者更善良更正义，他们只是屈服于选票，以及媒体。

而相较面目模糊的台湾当局，台湾的乡村、台湾的农民与知识分子、台湾的社区建设给我更深的印象，他们组成一个个微小但具生命力的单元。台湾的传统东方之美，乡下的礼乐风景、历经现代化冲刷而民主的精神、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每个地方独特的美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旅游纪念品，最重要的，人们脸上友善的表情，这一切才是台湾的魅力所在。人才是台湾最美的景色。就像台湾的小清新之下，是历次社会运动打下的结实的民主基础，台湾的独特魅力也绝非轻飘飘的美，它的美来自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对于传统的挣扎保留，而不是被行政意志一刀切地推进一个崭新光滑的现代化。人们对此过程的辗转消化，像蚌壳里的沙粒，磨亮痛苦后的光芒。这些有异于欧洲或美国的小而美的细节，让台湾正是台湾。

何其有幸，我看过台湾最美的表情，听过它动听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