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第一次去台湾是2011年9月，公事间有些空隙，友人问我们想去哪里，脱口：“筠园”。

四十分钟捷运（地铁）到淡水，坐上开往金山乡公所的长途汽车，破旧的大巴摇摇晃晃地开出去，前后的阿婆阿公在一个个荒凉小站消失。不知不觉，大海涌现在路边，阴天，海水灰蓝，浪奔起大块的白，黑色防波堤肃立其中，勾勒点线，犹如一幅黑白画卷。对于阿婆阿公，这是看惯的景象，或打盹或聊天，只有我凝视这一路的黑白线条，它一直不变，我一直不厌。有一个叫“草里”的小站，红砖盖的三面小亭，横一条蓝色塑料长凳供人歇脚，亭后就是海水。车站空无一人，海水兀自动荡，这候车室美到奢侈。

大巴天荒地老地开了一个多小时，经过基隆，到达金山。金山的金包里老街都是各色台湾小吃、红花百草膏、凤梨干、干贝酱，有一家庙口小吃店生意火爆，客人点米粉小菜，自己端到隔壁，吃完自行结账，我们研究半天，会不会有人吃完跑单。我弄明白台湾电影里经常出现的“庙口小吃”，顾名思义就是开在庙门口的小吃档。庙是一条街最繁华地段，能在这里生存下去，都是久经考验。果然，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米粉。

穿过滚滚红尘的老街，叫出租车，上金宝山。

“去哪里？”司机师傅懒洋洋问。

“去看邓丽君。”师傅坐挺了背。

“筠园”背山面海，秀丽静谧。黑色大理石墓石，黑墓碑，墓碑上她枕着自己右手，仿佛沉睡。墓石上摆满鲜花。踩上去就会响的黑白琴键下，循环放她的歌曲，空谷回音，荡气回肠。我们去的那天一直是日文版。为什么不是中文版？呆一下午，来的大半是日本人，一车游客，拿着相机黑压压地走过来。心想要糟。谁想，既没有导游拿高音喇叭喊“这里这里”，也没有此起彼伏的“快来快来”，他们安静地轮流站在墓前拍照，默默离去，毫不惊扰。真是令人尊敬的民族。

同去的乐评人邱大立说：墓地后面是枫树，我们捡几片枫叶回去。又说：我们在这里多呆一会儿，反正也不赶时间。离去时他发现了墓志铭，我们逐字读一遍。他抚摸着墓志铭后的小树：这树长得真结实（其实就是普通灌木丛）。又说：树上结的小果子真好看。我提议帮他和邓姐姐合影，他小心翼翼地将头靠在她的一侧香肩，害羞又肃穆。同块墓志铭，后来也被民谣歌手小河万晓利逐字逐句读过，那是半年后，同样害羞肃穆地合影，同样小心翼翼毕恭毕敬，这两个来自邯郸的歌手蹲在地上读得如此专注，犹如孤儿凝视远方的孤儿院。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精神荒漠中，邓丽君柔情的歌声滋润了无数大陆少年的心房。是性启蒙，也是人性的启蒙。原来歌，还可以这样唱，原来，人并不都是杀气腾腾，还可这般柔情，纯真善美；就像复旦中文系教授严锋少时读禁书《牛虻》，狱中的牛虻突然抓住主教手臂，低声说：“把手给我……快……只要一会儿……”，尽管茫茫然不知这个革命者要反动派的手干什么，他还是被触动了。柔弱的人性，通过歌声、透过禁书，雾气般打湿覆盖在少年心灵上、由革命词汇组成的硬壳。

回到台北，朋友推荐去温州街永康街。永康街一带许多小咖啡馆、茶馆、书店，据说许多作家长期盘踞于此写作，比如唐诺及朱家姐妹。这附近都是老街旧屋，住房风格是日式，矮墙小楼，植物探出墙头，绿影扶疏。明白了台湾为什么出小清新，是这样的小门小户小花小草。找张铁志推荐的“青康藏”书店，一两个小时，找到发现没开门。旁边茶馆？也不开。真任性。不知是文化如此，还是因为房租成本不同，我看到的香港小店普遍比台湾小店勤奋。大陆饭馆一般只做两餐生意：中饭、晚饭。而许多香港茶餐厅是从早餐开始，洗刷炖炒直到深夜关门。台湾小店则较为随意，朋友推荐的“小隐”，门口黑板以流丽的书法写着：店小二外出，午餐暂停供应一个月。

香港的滚梯恨不得让人摔倒，即使这么快，年轻人还都从急行道“噔噔噔”地跑上去，一座奔跑的城市；第一次去台北，地铁滚梯旁严阵以待地刷着大字：抓紧扶手！高速喔！我心惊胆战地攥紧扶手，一个踉跄—太慢了，超乎所料地慢。

台湾，它满街的独特小书店，悠然的小饭馆小茶馆，就在这慢节奏下慢慢生存。我不知道哪个城市的居民更富裕，但台湾的生活节奏，更让人好整以暇，活得不那么面红耳赤。如果让我选，我更愿意在台湾久居。

大陆人初到台北街头会觉得陈旧，没有崭新的高楼群，街道并不宽阔，摩托车惊险穿梭于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台北朋友抱怨人车不分流，我说，北京的马路倒是宽，可是行人过马路并不方便。窄街道，旧建筑，说明有一个“小政权”，破土动工需要老百姓同意，它不能想怎样就怎样。陈旧市容的背后，是普通人的安居乐业。

第二次去台湾，是和大陆民谣歌手一同“走江湖”。台北演完首场，第二天带着宿醉，“走江湖”拔营开赴台东。送别时，歌手曾淑勤殷殷赠言：台东的酒很凶，大家多保重。

台东的演出地点在“铁花村”，此地原是台东市台铁的废弃宿舍及仓库，从村长丰政发拿着榔头进去敲敲打打开始，到“角头音乐”总监郑捷任设计音响效果，慢慢地，这里有了常态的音乐演出。环绕表演区又有“慢市集”，展售台东艺术作品、特色农产品。被马英九推荐之后，“没有去过铁花村，就不算来过台东”已成为地方名言。

为什么选中音乐作为“铁花村”的灵魂？

“走江湖”的台湾主办方是“野火乐集”，那一趟台湾行，野火歌手陈永龙是演出时的嘉宾、下台后的导游。在台北他甚少饮酒，虽然他是以酒风浩荡著称的原住民。只有回到故乡台东，他才会放松拼酒。台东演出前，他开车带我们参观他的南王部落。原住民的音乐基因在此弹丸之地爆发，国内早已熟悉的金曲奖常客陈建年、纪晓君与陈永龙都有着血缘关系，而永龙姐姐参与的“南王姊妹花”则是2009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得主。边开车边指点两侧民居，陈永龙微笑地：这条街，是金曲奖一条街。

台东是少数民族聚集地，有阿美族、卑南族、鲁凯族、布农族、排湾族、达悟族等民族，原住民能歌善舞，此地被称为“歌乡”。以前，爱唱歌的年轻人，如陈永龙，都必须北上台北才有演出机会，铁花村则给他们提供一个本地的舞台，让大家来唱歌。

有这样的底蕴，铁花村才能骄傲说出：“音乐是铁花村的根。”

铁花村的舞台在露天，两棵大树合围，2月份的天气，穿件厚外套就能在室外久坐。傍晚时，市集上灯光一盏接一盏亮起来，观众陆陆续续往里走。和大陆音乐节上市集不同，“慢市集”除了展售台东艺术家作品，还有许多当地农产品，凤梨香蕉枇杷的旁边，是南瓜番茄小油菜，洗得干干净净摆在这小清新的氛围中，看演出顺手买了明天的菜。这是有心的设计。“农产品最大的问题是销售”，帮台湾农产品找渠道，已成为农民、农会、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问题，市集是渠道之一。在市集里卖农产品不用交税。

舞台下有椅子，也有人坐在后面草坪上，中间铺块布，摆上啤酒小吃。跟内地民谣演出比，观众不算多。不过这里不是台北，而是台湾人口密度最低的区域，台东县人口只有二十多万，且以农业人口为主，在现代社会，这意味着该地经济落后。事实上，和大陆的农村一样，台东县的年轻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纷纷外流到大城市，但近二三十年，台东市的人口开始回升，这和台湾这些年的社区建设、发扬“在地文化”运动密不可分。台下这些年轻人，也许本来只能是一个“台北漂”“高雄漂”，如今却可以坐在故乡的草坪，在下班后看一场演出，今天是大陆歌手，明天或许是欧洲民谣。将此舞台及观众放在农业衰退的大背景下，这些三三两两的年轻人、这个舞台就显得弥足珍贵。

演出前，“野火乐集”总监熊姐预告：台上唱完，当地部落会来唱歌酬答。“他们可以连唱几个小时”，有次她实在撑不住睡着了，一觉醒来还在唱。果然，第二晚演出结束，送歌的人到了。开场献唱的是“南王姊妹花”，弹吉他的是永龙的姐夫汪智博，一个奢侈的金曲奖阵容，她们刚刚出专辑《巴力瓦格斯》，在台湾交响乐团伴奏下，重唱卑南族音乐灵魂陆森宝的经典作品。生于1910 年的陆森宝有感于年轻族人不再唱卑南老歌，而写下大量卑南语歌曲，期望族人能回乡相聚，到会所跳舞，参加年祭，“当我一再一再地唱着那些来自部落的歌，不管我在何地，我都知道，那是我美丽的家”，他的歌成为卑南族的心之归依处。

不像汉族的害羞含蓄，无需准备，张口即歌，甩手便舞，村长和姊妹花们早已载歌载舞，神态豪迈，舞姿是传统的，有着明显的祭典的痕迹，原来卑南族的“大猎祭”“猴祭”“年祭”均有盛大歌舞活动，这一传统保留至今。

那天喝的似乎是小米酒？喝酒加唱歌，这注定是一个难舍难分的夜晚，有人劝酒，怎能不喝，连夜歌舞，怎能不醉。散场时，每个人走出来都哼着刚刚学会的花莲的“太巴塱之歌”。半年后，在淡江，“台湾文学营”演出结束后聚餐，酒过三巡，张玮玮唱起此歌，胡德夫老师微笑点头：一听就知道你去过台东！顿一顿，又说：这歌唱起来你们走得了吗？这是首一人领唱、众人应和的歌，唱和不休，声声不息，简直可以无休无止。好不容易结束了夜饮痛歌，智博送行，登上巴士对我们又高唱此曲，一车人合唱得热血沸腾。

我听不懂歌词，但听得懂歌声里的泥土的根系。这是他们的故乡，他们的部落，他们的语言。这歌声因此如被土地赐福，一咏三叹，丰厚壮美。

如果说铁花村送歌的人是专业歌者，第二天的达鲁玛克部落则让我们见识到什么叫“歌乡”。“达鲁玛克部落位于卑南乡的东兴村，也是台东县内唯一的鲁凯族生活区，生活在山上，号称山林之子”，不要被网上这样的介绍迷惑，认为自己会看到原始部落族群。事实上，部落通车，山下就有7-11便利店，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搬下山，各种生活设施都更方便。但他们仍然保持了许多传统习俗。进村时，我们被带至村口纪念碑下，长老举行祭山神仪式，准备简单的食物，指头蘸水酒洒向天空，逐一念出我们的名字，祈求山神驱走不吉之物，保佑大家平安，并叮嘱离开时记得念三遍自己名字，将灵魂带走。

我们赶上小米播种日，是极简单的播种技术，在地上刨坑，后面一人跟着播种。遂一同劳动。因为这个举动，我们不再是游客，而是客人。之后被带到茶棚休息，烧火的大婶手边放着矿泉水瓶，里面是淡黄色的酒浆，喝水一样痛饮。我们也人手一瓶，这不是市面上的放太多糖的软饮料，而是有些度数的粮食酒浆。干活的人们，三三两两走过来，坐在石头上树枝上，呷口酒，放松下来，忽然山里就充满了高亢明亮的歌声。山林之子，是要这样的高亢才能穿透密林。《月光小夜曲》《南海姑娘》……称不上对歌，但我们也用自己城市里长出来的没有穿透力的嗓音努力应和。大婶喝光了几瓶酒，我们尽量在醉倒之前告别，走到半山，大婶又高声唱起《再会吧心上人》，歌声一路送我们下山。大家相互提醒叫三遍自己的名字，头插部落小伙摘来的红色扶桑花的巫婆，喃喃说如果喊金城武，他会不会附体。

回到有便利店的山下公路，回头，山腰的村民已被密林遮蔽。从山腰到山下，短短一截路就从传统走到了现代。这个部落在开发旅游，但并未因此就放弃外人进村祭山神的仪式。仪式虽简，但长老的认真让一干大陆来的无神论者也变得肃穆。最后，是共同劳动让他们接纳我们，继而拿出酒和音乐招待客人，这时，他们更像一个部落，而非旅游景点。

我羡慕他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行走的从容。

有人搬下山，也有人往山上搬。

第三次去台湾是去参加2012年7月“台湾文学营”的活动。对热爱文学的人来说，讲师阵容奢侈，走在淡江大学校园，一抬头就看到骆以军，旁边还走着一个张大春。

我去听了朱天心的讲座，主题叫“我的街猫朋友”。讲座开始，天心先报上自己的猫数：家里十八只，屋外头四十只。众人低呼，她说这算什么，她们组织里的爱心妈妈，最低都是两百只起步，听说她外面只有四十只猫，都觉得她好幸福。因为流浪猫数量巨增，收养饱和，爱心组织决定从源头入手，开展TNR—诱捕、绝育、放回。为了抓猫做手术，朱天心和朱天文，两位作家分工，姐姐天文是细心的处女座，负责守诱捕笼。没有诱捕笼时，出发前，天文都要把自己裹成木乃伊，仍不免被抓得伤痕累累。

对我，这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定期喂养数量庞大的流浪猫，甚至自己被抓伤，隐含着将流浪猫放至与人平等的地位，在大陆，这样很容易被讥笑为白莲花圣母心。是不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太严酷了，如果人还住在群租房里对付着活，也许就会觉得凭什么流浪猫可以活得滋润惬意？我们会不会觉得流浪猫的问题是小事，因为总有更残酷的、伤害公众权益的事情发生？

淡水曾有一次针对流浪猫的大规模的安乐死，天心等人赶去已抢救不及，怒找当地官员谈判，最后官员保证：淡水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官员居然会对平民认错，这对我也是匪夷所思。

也许流浪猫并非小事一桩，它折射出人们对生命的态度，以及各种社团在社会中是否都能得到发言权，后者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多元化、民间社团是否有生命力的标准。

十几岁时看天文天心的文字，如果说邓丽君启蒙了大陆一代民谣歌手，朱家姐妹则是我少年文学启蒙：原来在铿锵有力的革命叙事之外，中文还可以这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天最后，女作家朱天心还是谈回创作，她说：我喜欢的作家开发的都是人的疆域和边界，是不被注视的、受折磨的族群。这回到一个老问题：作家必须要关怀弱势吗？它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只有你关注到了这些，你的视野才是完整的。

所以，朱家姐妹厌恶政治，天文曾在《巫言》中写尽台湾选举时的光怪陆离，一地狼藉。她们也有意和当下保持距离，如今在自媒体上与读者“晨昏定省”似已是作家标配，唐诺与朱家姐妹不开自媒体，拒绝出书后以自媒体宣传新书。但她们以一只只流浪猫和社会保持关联，并在必要时以其反馈改变社会（淡水官员的认错）。

你可以说，这不过是台湾的小清新，但我认为它们绝不只是小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