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对今天的大学录取感到陌生，甚至对 今天名校学生也会有种陌生感，今天的名校生仿佛与自己当年上大学时很不一样——他们简直就是超人，或者是超能力的“机械战警”。观其原因， 那是因为 20 世纪 60 年代以公平为主题的录取革命运动代替了原有的上层社会那种依赖于人脉的游戏规则，只是如今这个游戏的时间和空间战线拉 得更长了。

在 1981 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身边进入顶尖名校的同龄人通常上 3 门 AP 课，参加 3 项课外活动。如今的水平通常是 7 或 8 门 AP 课， 9 或 10 项 课外活动。在 2008 年，我作为耶鲁大学的一名教员有机会轮值一天参加招生办录取工作，观察并学习招生办的工作流程。学生的课外活动列表在招 生办里被称为“个人炫富”名单。如果你的课外活动只有五六项的话，招 生官从一开始就会注意到，这样的申请简直就是出师不利。《纽约时报》专 栏作家罗斯 • 多纳特在他的书《特权》中谈及，一位学生有 12 项课外活动，多纳特称其为“典型的全能冠军型哈佛履历”。而我指导的一位耶鲁学生就 考了 11 门 AP 课程。 建立这么一套评判标准并非招生办的责任，他们无非是执行来自高层的指令而已。在招生办工作的一天，招生办团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招生官不仅仅要在漫长的冬季整理上万份申请材料，他们各自还需要非常 熟悉自己负责的地区。那天我所在的小组负责审阅宾夕法尼亚州的东部区域，实际上就是费城周边的乡村。一位大概 30 岁出头年轻的招生官，对该 地区的特点有着惊人的熟悉程度。他通过无数次的现场招生咨询，对每所 高中了如指掌，并与辖区高中里的升学指导员、当地的校友以及第三方协助资源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我当时参与招生办工作时已是春季，因此提前申请环节已经结束。所 有的申请者，根据他们档案里的各种指标（如 SAT 考试成绩、GPA、成绩 排名、教师推荐信、有专长的运动员、校友子女、多元性等），每位学生会得到一个综合性评分，从 1 分到 4 分。1 分代表最具有竞争力的人群，他们将会没有任何悬念被录取。

在那天午餐休息时间，我想看一个 1 分水准的申请，招生办给我展示 了一位英特尔科学奖得主的申请。除了 1 分的人群之外，3 分和 4 分占了 剩余申请者的 3/4，而这群人被录取的希望渺茫，除非是国家级运动员或者是最高级别的捐赠家庭。后者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会被录取的。我们花 时间最多的是 2 分的人群。在 6 个小时的招生委员会讨论过程中，我们排除掉 100~125 个申请，平均速度是每三四分钟一个学生。该区域总共有 40 个名额，我们的任务是从 2 分的人群里选出最合适的 10~15 名学生。这位年轻的招生官为每一个申请做了陈述，他的语速之快以及语言的 专业性，如狂风暴雨般打在我的身上，而我只能是临场招架，边做边学。

“Top checks”代表推荐信的质量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优秀的； “Good rig”代表学生在高中修的课程达到了让人基本满意的程度； “Ed level 1”说明家长的教育水平低于大学，这从侧面反映了申请者成长和生活的现实艰难程度 ； “Lacrosse #3”意味着这位学生在大学体育教练青睐的学生中排第三； “MUSD”代表这是一位拥有最高音乐造诣的学生，将来很有可能走职业路线 ； “T1” 指的是第一封推荐信； “E1” 指的是第一篇学生自荐信； “TX” 指的是额外的推荐信；“SR”指的是学校的升学指导老师。 我们的讨论过程就是先听陈述，然后发问，再参考一两封推荐信，最 后投票决定。我们这组委员会一共 5 人，3 位是招生办的，还有一位代表 大学院长办公室，最后一位是我。而我一般都参考那几位招生办的专业人士意见。开此类会议往往很消耗能量，因此会议桌上有一大堆美味可口的 垃圾食品来陪伴我们，补充能量。招生办主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演员本 • 斯坦（Ben Stein），他似乎有两种超能力：一是仅依赖于脆玉米薯片就能长时间工作 ；二是对申请者材料有着独特的见解。

面对这么多卓越的申请者，我们寻找的是有特殊品质的学生。个人品 质（Personal Quality），英文缩写“PQ”，要通过咀嚼推荐信或者学生的自荐信去体会。虽然高分和漂亮的履历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学生只有这两点， 往往会被拒绝。而拒绝的原因大概会有“缺乏让人眼前一亮的闪光点”，“不 是一位团队建设者”或者“与大众雷同”。

其中有一位学生疯狂地参与课外活动，并提交了 8 封推荐信，最后众 人判他“猛过头了”。我在接受招生办培训时了解到，成功的申请者大概有两类：要么是“全能冠军”，要么是“偏才”。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得足够“偏”， 比如说学生的音乐打动了整个耶鲁大学的音乐系或者是获得某项全国大奖的理科生。

实际上，大部分学生还是要争取做“全能型”的申请者，这点与丁克 • 斯托弗（Dink Stover）在耶鲁的年代就大不相同了。布鲁斯特校长的革新确实让偏才型人才取代了当年老一套大学预备学校式人脉推动的录取方式， 而现在的大学提倡招募各路“神仙”：年轻的记者，极具潜力的天文学家， 未来的大使或者是语言天才。成功被录取的学生履历上的 10 项课外活动并非代表了 10 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其中 3、4、5 项体现了对某一个领域的专 注 ：数学、艺术或者学生会组织。你必须能够拿得出一两样绝活，同时你必须在其他方面也有卓越表现。

总的来说，你既要“全能”又要“偏才”。你可能早就对自己对科学和 数学不感兴趣心知肚明，但是你还是要修微积分，为的就是提高你的课程难度，并且你还要尽力取得优异的成绩，这样才能保证你的高中平均成绩 和在学校的排名。你有可能是一位对诗歌或者计算机编程有着执着热爱的 “异类”，但是你还是需要会吹一种乐器、参加体育活动并且最好是创建一 个俱乐部，还要马不停蹄地去赶场。

总而言之，你必须要顾及方方面面，取得全 A 的成绩，争取领导职位， 积累更多的课外活动，这样你就可以将自己打造成一位“超人”。

这种变味的大学录取机制以及它的制订者已经让人难以看清楚它们原 来的样子。这种名校残酷的录取标准和追逐名校的疯狂，已经不是由外在的力量所能驱使的了，比如经济全球化或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 名所能驱使的 ；其背后最大的驱动力就是为了疯狂竞赛而竞赛。个人履历 的竞赛，就如同两国之间的核武器竞赛。没有一个国家需要 20000 颗核弹，除非另外一个国家拥有 19000 颗核弹。没有人需要 11 项课外活动，除非另外一位学生参加了 10 项课外活动，那么其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唯一的答案就是超越他人。我们的孩子的发展就如同长颈鹿的头颈变得越来越长，变 得越来越畸形。这代人在 20 年后会成为怎样的人，这是可想而知的。

这种游戏规则已经不仅局限于最顶尖的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 和斯坦福） 或者 8 所常春藤盟校。借用安德鲁 • 海克（Andrew Hacker）和克劳迪娅 • 德雷福斯（Claudia Dreifus）在《高等教育》上所用的词汇，“12所黄金院校”包含了 8 所常春藤盟校，再加上斯坦福、杜克、威廉姆斯和 艾姆赫斯特。最极端的竞争、最靓丽的履历、最惨不忍睹的录取率，将永远在这几所大学里上演。

从我过去多年的全美旅行和交流中发现，这种疯狂在更大范围的大 学里广泛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可能没有八九项课外活动，但是他们起码也有六七项。我曾接触过来自密西西 比大学荣誉学院的学生，他们可能没有修过七八门 AP 课，但是他们也 完成了五六门。即使这些院校学生的抱负、天资、痴狂症以及家长的经济背景可能比顶级院校的稍逊色一些，但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与 前者大同小异。

每年被哈佛拒绝掉的 33000 名学生照样会进入到其他大学。到了 2012 年，65 所大学院校的录取率已低于 33%，再加上另外二三十所录取率差不多的学校和一些略高于这个录取线的学校（比如女子学校，本来申请的人 数就会少一些），那么大概总计有 100 所高校是属于精英梯队的。事实上，这也仅仅是个保守的估测。有一些不知名的区域性质的文理学院，也见证 了类似的问题。詹姆斯 • 法洛斯（James Fallows）估计，全美每年大概有 10%~15% 的高中毕业生卷入了为争取名校席位的竞赛中，也就是 40 万大军，这是个系统性问题。下一章节我将剖析这群人的成长历程——他们的 父母、他们的学校以及他们作为“优秀的绵羊”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