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进行了改革，耶鲁则选择了革命。当时的耶鲁校长是小金曼 • 布 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他认识到，如果精英阶层想继续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想继续领导这个国家，那么他们必须能够更好地接纳处于上升 期的社会团体，这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当时社会的众多变化是 由不得这三驾马车忽视的。 布鲁斯特于 1963 年开始担任耶鲁大学校长，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在短短两年之内就把学术潜能提到录取标准之首 ；推翻了“全能手”的录 取思路，取而代之的是“某方面有建树的特长生”；减弱了对体育健将和校 友子女的偏向 ；整体取消了个人外表特征的考虑（最后一条的改变也导致 新一届学生身高平均下降了 1.2 厘米）；学校结束了与对口学校的亲密关系，不再限制犹太学生数量，并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了全额助学金；少数族裔学 生的平等政策也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出炉。1969 年，耶鲁从单纯男校转变成了一所男女混校。

布鲁斯特校长动作太大，一口气摧毁了原来固有的系统，以至于耶鲁 的校友迫使他取消或者扭转一些新政策，特别是要保持对运动健将和校友子女的特殊考虑。但是大时代在改变，时机成熟了，任何反对声音都只是 沧海一粟。1965 年，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婴儿潮开始进入大学，这更成为美国大学招生录取的转折点 ：美国从原有的贵族制进入了崭新的 任人唯贤、精英领导制 ；从阶层、“人品”、人脉转向了考试和成绩。

这就是我们现今大学录取机制的由来，你可能会发现，今天的录取与 之前的差异并不大。布鲁斯特校长和其他大学成功地为大众打开了精英学府的大门，但是他们并没有废除原来固有的大部分标准，比如对体育健将 和校友子女的偏好。新系统不过是在旧制度上增加了一些新的砝码而已。 也就是说，今天的申请者除了要满足原有的条件，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让我们稍微品味一下如今顶尖大学给所有学生制定的门槛。虽然我们 并不要求每个学生都是体育健将，有能力参加最高级别的竞技，但是我们要求所有学生都具有运动员精神，并且是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在过去，这 种学生，一般是通过参加一些只有在大学预备高中才有的体育项目，如击剑， 划船等，才能既具备技能又拥有优雅气质。我们又要求学生有一定高度的艺术造诣，作为一种自我修养的表现。要做到这些，其背后是需要时间成 本和家庭文化支出的，而在当时，这属于上层家庭的追求。我们还要求学 生们具有个人魅力（用老一辈的话来讲就是能够社交，行走于不同的俱乐部），因此我们需要学生参加面试并提供推荐信。我们又要求他们展现“服 务”精神，而这种“服务”无非就是现代版本的贵族式恩典，是一种对低 端人群的施舍。最后，我们需要“ 领导者”。如果学生仅仅是学生会一名成员，那是不够的，他必须曾经主持过学生会，或者是话剧社社长，或者棒球队队长。不管怎样，你给人的印象就如同一位“储君”，是未来的领导者，这与百年前私立学校绅士培养方式如出一辙。

原有的顶尖大学招生录取无疑是依照顶层家庭背景而设计的，后来布 鲁斯特校长提倡对学术高标准的追求，这超出了顶层家庭所擅长的范围。如今我们有一系列的标准化衡量标准，如 SAT、AP、GPA、奖学金证书， 等等。现在我们的学生不仅要拥有原来的贵族阶层特质，而且还要展现出 现代贵族特征。难怪他们是如此的繁忙和惶恐啊！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招生录取游戏规则的唯一变化就是竞争趋于白热化 ：录取率降低，对申请者要求提高，学生压力增大。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枪声一响，每个人都成了主动或被动参赛者。到了 1968 年，哈 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录取率均已降至 20% 以下。到了 1974 年，美国举国上下的高中生都为 SAT 考试而痴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尼古拉斯 • 雷曼（Nicholas Lemann）在他的著作《大考验》（The Big Test）一书中分析了其中的前因后果。事实上，我自己的兄长就是当时的一位参赛者。20 世纪 70 年代大学申请者数量激增，导致学生压力剧增，当然，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数也相应增加。当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拥有大学学士学位时，名校俨然已成 为使自己鹤立鸡群的台阶。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富裕家庭通过各种方式占尽了优势：聘请 SAT 私人教师帮助提分，雇用自荐信导师（也就是代笔者），以校友捐助的名义影响录取结果等等。另一方面，大学鼓励，越多的 AP 课程越有竞争力。 如果学生想要在高中最后两年上更多的 AP 课，那么他最好从初中开始就 有所规划。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这代人已经完成了大学学业，大学开始更加主动地吸引新生。由于当时美国政府放松了对 航空业和电信业的管制，使得交通和通信成本降低，因此高校的市场推广 也走向了全美，而且家长也更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到更远的地方上大学。大学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提前录取机制作为高校尽早锁定优秀生源的有效 方法，在这个时候被运用得淋漓尽致。 如果高校之间、家庭之间的竞争还不够激烈的话，那么 1983 年《美国 新闻与世界报道》（American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布的前所未有的大 学排名真的把名校游戏炸开了锅。对高校来讲，录取数据一直以来代表了 名校的声誉和地位，如今竟出现第三方机构发布统一的数据，囊括所有大学，并为大学排名。

到了 1987 年，一群由大学校长组成的代表团集体与《美国新闻与世 界报道》交涉，要求对方停止排名行为，可惜为时已晚。整个围绕名校录取的产业已经爆发，从考试培训到咨询顾问，从家教到名校录取指南等 等。一本开创先河的名校录取书籍——《如何敲开常春藤盟校之门》（How to Get Into an Ivy League School）于 1985 年出版，作者汤姆 • 沃尔夫（Tom Wolfe）观察到，对追逐名校的痴狂症在 1988 年正式爆发。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任意选择一个时间点，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 之后的录取竞争比之前更残酷。美国的婴儿潮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大学入学新生数量一直在减少，直到 1997 年，局面才开始扭转。在接下来不到 10 年时间里，大学新生就已回到了婴儿潮入学时的水平。回顾过往的 20 多年时间，美国大学生源已走向全球化。大学变得更擅于做市场营销，明明知道有些学生根本不会被录取，但是大学还是鼓励所有学生都来申请，为的就是降低录取率和得到漂亮的招生录取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仅象征着学校的社会地位，而且更有实际意义。高校就如同商业机构，运营一所学 校需要经费，因此也时常需要贷款。金融机构对学校信贷的考量标准之一 就是录取数据。商业机构在乎的是自己的利润，学校在乎的当然就是录取数据了，而且这些数据需要逐年美化。

过去 20 多年让人有一种跨时代的感觉，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名校游 戏 2.0 版本”已经诞生。第一代名校生都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 而他们的父母本身要么读了公立大学要么根本没读过大学。名校对第一代人 来讲，是一种鲤鱼跳龙门的机会。但是第二代名校生，也就是 20 世纪 90 年 代的大学生，他们的父母本身都是名校毕业生，后来又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在这群家长眼中，名校对自己的孩子来讲是必需品，而不再是改变生活的一 次机会，并且在他们看来，精英式的生活方式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 自从 1992 年开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前 20 的文理学院中，有 17 所的录取率下降了超过 30% ；排名前 20 的综合性大学中，18 所录取率下降超过了 50%。范德堡大学的录取率从 65% 下降到 14%，芝加哥大 学录取率从 45% 下降到 13%，哥伦比亚大学从 32% 下降到 7%。2011 年 提前申请杜克大学的学生数量在 2010 年 14% 的涨幅基础上又增加了 23%。 2013 年，哈佛、斯坦福和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了超过了 31000 份申请，这些 申请争夺不到 2500 个席位，相较于 6 年前，增幅已经超过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