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多少时间不去乌有之乡和国图了？足有两年的时间了吧？我越来越接地气儿了，总是去那些地方的人，应该说，没份像样的职业却整天泡讲座泡图书馆的人，都是晕乎乎腾云驾雾的人，马克思除外。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啪叽”摔到地上，等醒过来，黄瓜菜都凉了。马克思例外不例外？据说马克思有两个女儿都是被饿死的，他也除不了外。我也不大喜欢唱歌了，我开始喜欢唱戏，唱老家的地方戏，这也说明我活得越来越踏实了，不再被青涩的多愁善感浸泡着。

小孙这会儿还在不在北京？

其实，卫明在乌有之乡结识的朋友中，小孙倒不是和他联系最多的。小孙和卫明两人在一起吃过几次饭，结伴去乌有之乡、国图、清华、北大、中国政法大学等地方听了几次讲座，后来，就很少联系了，到了现在，卫明换了两次手机，连小孙的电话都找不到了，小孙也没主动和卫明联系过。和卫明联系最多的，是另一个人，五十多岁的老文哥。

老文过去在一家国防企业工作，他说是弄了个提前退休，整天好像也没多少事情，喜欢到乌有之乡做义工，也就是在那儿帮忙布置布置会场、打扫打扫卫生啥的，乌有之乡总有一批这样的义工，男女老少都有。卫明去了几次乌有之乡，认识了几个人，其中就有老文。

乌有之乡的听众读者们都喜欢打嘴仗，不喜欢打嘴仗的人不到这儿来，人家钻女人堆，钻钱眼和官帽子。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喜欢打嘴仗。有些人老是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驯顺文化，卫明觉得，仅仅这样一些大俗话，就足以证明，中国人黄种人和西方人白种人一样，蛋白质和脑细胞差不了多少。

不过，卫明觉得和有些人争执得头晕，不是一般晕，是晕头转向，血压好像都一下子升高到一百九了。有一次，一名中年教师和卫明聊着聊着就较上劲了，什么话题卫明倒记不清楚了，他只是记得，自己很生气，非常很生气，气得说不出话来。他觉得对方不可理喻。没想到，倒是那人首先怒气冲冲地说了，“你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眼瞅着是只白猫，你却非要说成黑猫。你这就是被极右观点洗了脑的症状，陷入了一种认识误区的偏执。”

卫明真想和他打一架，语言的暴力有时候只能用肢体的暴力还击。他看到，那人也紧紧地握着拳头，嘴唇气得发白。

老文从不会这样，他也喜欢和人争执，卫明也和他争执过。激烈冲突的时候，老文不会怒不可遏，他总是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些问题的确很难从理论上说清楚，还是看现实结果吧。”

卫明倒不认为存在理论上说不清的道理，说不清，只能是双方自家还没闹清楚，只能是理论储备不足。他倒是赞同以结果论真伪美丑，理论是灰色的，现实之树常青。这话恐怕就是先哲们争执不出个观点鼻眼儿又明白自身理论思维的局限才找了这么个看似藐视理论的理由。

卫明在网上投了四十多份简历，累了，也没兴趣了，就躺在床上边抽烟边瞎想。他又想起了乌有之乡，想起了国图，想起了各种讲座。本来，他去这些地方除了想了解一些流行思潮，也巴望着能够多认识些人，说不定谁就能给自己介绍份事情干。有一阵子，他还真就碰到了一个机会。

乌有之乡的一个主要组织者徐煜另立门户，在中央党校附近组建了一个大讲堂，润之大讲堂，时不时举办讲座，主业是党政干部培训。凑巧的是，徐煜也是银行买断者，和卫明还是同一家银行，山西分行的。

卫明登门拜访徐煜，拐弯抹角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理由，“我本来在朝阳区做编辑，一个月五千来块钱，不过，我不愿意和那帮靠盗版混饭吃的封建资本主义暴发户在一起混，我还是想投奔你这块儿纯净的革命圣地。有革命激情才能干好工作，工资多少倒是次要的。”

徐煜说：“五千块钱能干什么呀？我这边的副总年薪十万靠上，中层八万左右。不过，都已经招够了。”

卫明说：“我不当副总，也不当中层，我当个一般员工就行。”

徐煜说：“那怎么行？”想了想，说，“这样吧，咱们一起搞培训，你专攻咱们那个银行系统。你这么大岁数了，当个普通员工挣份工资，啥时候熬出头？”

卫明给徐煜说过，自己曾经在二级分行做过行长秘书，其实，他是瞎编，他在支行办公室当然也给行长写东西，可一个小小的支行行长哪有什么专职秘书？卫明充其量算是文秘。再说了，他和行长关系也一般，甚至连一般都算不上，和行长关系好，他兴许也就不会买断了。徐煜，你应该知道买断的人在行里混得啥样吧？

卫明吞吞吐吐一阵子，干脆红着脸直说了，“徐总，拉业务当然可以，我也想拉业务，那才是干大事挣大钱。可没个底薪，下月的房租都成问题。”

徐煜低头想想，说：“乌有之乡那边正好也需要一个培训主管，带着一帮做义工的小姑娘小伙子联系各地红色资本家搞红色旅游。你去他们那儿看看吧？”

卫明说：“我去乌有之乡听过几次讲座，和那边的领导却没搭上线，连面都没见过。”

徐煜说：“我帮你联系一下。”

徐煜当场拨打了乌有之乡老总的电话，“我这里有一个人，叫—”卫明急忙在一张纸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哦，叫什么卫明，去你那儿听过几次讲座，对你那里很崇拜。你不是正要招一个培训主管，让他去试试吧？”

卫明能听见对方说话，“我这里培训主管本来也是要义工，管一顿午餐。你推荐的，我可以发点儿底薪，一月一千。”

徐煜放了电话，卫明又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几句，悻悻地走了。没戏！“什么什么卫明”，一千块钱，去你妈的吧！这些“红色革命者”都是啥玩意儿？就这样对待革命同志？就这样对待你们的崇拜者？忽悠小姑娘小伙子给你们白干活儿吧，老子这个老江湖不上你们的当！

就是从那次之后，卫明再也没去过乌有之乡，徐煜让他去他那儿听课，他去了一次就没了第二次。他也听徐煜说过，有一阵子，乌有之乡眼看就要揭不开锅了，就邀请了一帮全国各地的“红色资本家”到北京来，本来想募点儿捐化点儿缘，结果，一帮有钱人吃吃喝喝一通，抹抹嘴儿，一个比一个溜得快，一分钱都没留下。徐煜笑着骂：“妈的，这些假革命者，混进革命队伍里的投机分子。”

卫明感到不可思议，红色革命队伍里也像社会上那样势利？也像极右圈子那样不纯洁？他开始怀疑革命，更怀疑革命队伍，好长一段时间，他甚至开始怀疑理想信仰。理想信仰都是他妈的骗人的鬼把戏！理想信仰都是精神异常表现极端表现。卫明，俗一点吧，俗了才正常。

卫明也恍然大悟：革命者也得先填饱肚子再闹革命呀。肚子都吃不饱，哪有力气闹革命？革命者为啥要打土豪分田地？没饭吃呗！

这些道理如此简单，我怎么直到现在才醒过来神儿？

足有一年的时间，卫明经常反思革命，反思理想信仰。在他就要看破红尘的时候，一天喝多了，他照例去山上散步。走着走着，一声响雷，下起了瓢泼大雨。卫明疾步往回跑。跑到半路，雨越下越大，他只好躲在一块伸出来的岩石下避雨。又一个闪电炸响，卫明在岩壁上看到几行字。闪电下去，又看不见了。卫明就打开手机，照着那几行字，

卫明突然明白，这是上帝在启示我！人类不是不需要信仰，相反，没有信仰，人类就像婴儿没有大人的手扯着，就像老人丢失了拐杖，等着摔跤吧！不要怀疑信仰，你感到被骗了，只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信仰，你遇见的那些信仰不是正信的信仰，你遇到的那些信仰者只是一些投机商。

你自己呢？是不是投机者？卫明被自己这个疑问吓了一跳。你还骂人家投机，你到乌有之乡干啥去了？你不也想投机？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卫明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儿精神分裂了。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卫明开始怀疑有人监听自己。

有一次，老文哥给卫明打电话，没什么具体事儿，就是说说阶级斗争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乌有之乡的人们把改革开放说成“改开”，一个省略词，圈内的人仅仅根据这个词汇就能一耳朵听出说话人身上的颜色。卫明经常琢磨这个词儿，琢磨着琢磨着，他就觉得有点儿荒诞，还有点惶恐。

“资本主义现在不就复辟了吗？毛主席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警惕这个问题，多次忧心忡忡，担心他死后资本主义和南霸天会卷土重来反攻倒算。主席尸骨未寒，他的预言就不幸而被言中。”

卫明在某些方面很敬佩毛泽东，不过，他还算不上合格的毛粉。

“老文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不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我们作为毛粉，不能僵化保守，更不能想着回归和倒退。”

老文打断他的话，“老弟，你这就是被大学里的教材洗脑了，你上大学的时候正是改开初期，灌输给你们的就是这套所谓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那正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构建理论支撑。你没动脑筋呀！主席临终前说，不是和平过渡，就是血雨腥风，到底会怎样，只有天知道。话音刚落地，田安闷光场上就血流成河；又过了没多久，柳丝事件，又一次血流成河。”

这时，手机里“咔哒”一声，接着，滋滋啦啦，然后，串线那样的空洞。

“怎么回事，老文哥？串线了？”

老文大声说：“让他们监听去吧，我早就知道他们监听着我！多么无耻的行径！我们红色革命者是坚定地拥护党的领导的，可他们竟然还要监听我们！中国究竟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中国究竟是谁的天下？”

卫明纳闷，“老文哥，就咱这样的小老百姓，还是小老百姓里边混得很一般的人，值得人家监听呀？”

“这更暴露了他们的无耻，也暴露了他们的无能和恐惧。”

“真的被监听着？手机出毛病了吧？反正我的手机最近一段老是滋滋啦啦的。”卫明感觉有点荒诞。

“别不相信，也不用害怕。这就是被监听着的状态，我们单位原来就生产监听设备，我懂。”

老文哥说过，他之前在国防科工委下属一家企业工作，不过，卫明没问过他们生产啥产品，原来是生产神秘武器的。

卫明心里有点发怯，嘴上却说：“老文哥，我害怕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再说了，即便我的思想观念也是很正统的，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在大学学的就是政治学，我们华中师大政治学在全国高校名列前茅，小孙孙振国都知道。我不是拍马屁，更不是怕被谁监听，我是真心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康庄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也是毛泽东思想在当前中国的继承发展。”他又加了一句，“我真的不是拍马屁，我是从心底里拥护。回归和倒退死路一条，全盘西化是歪路邪路两条。”最后一句，卫明觉得有点不够庄重，又纠正，“全盘西化是歪路邪路，回归和倒退是死路，我，”

老文哥气呼呼地再次打断卫明，“行了行了，这套陈词滥调谁都会背，我儿子考研考公务员，整天背，背得滚瓜烂熟。他们多么无耻呀，把一个个本来应该能够独立思考的大学生洗成这个样子，这才是奴性，这才是愚民教育！”

卫明呵呵笑了两声。

那次以后，老文哥再也没有给卫明打过电话，卫明也没敢和老文哥主动联系。只是逢年过节，两人相互发条短信，不是卫明先给老文哥发，就是老文哥先给卫明发。卫明想着，这样的人际关系就不错，道不同不相与谋，但道不同，不耽误做朋友；朋友也做不成，别闹成敌人就好。

也正是从那次以后，卫明开始怀疑自己的手机被监听了。不过，听老文哥的口气，他似乎早就知道，也满不在乎。倒也是，老文哥是北京土著，北京生北京长，还在央企工作了一辈子，啥没见过？卫明因此也没把什么监听放在心上。

对，给老文哥打个电话！

卫明躺在床上，兴冲冲地翻查电话本，老文哥的电话还真就没丢。他拨打过去。

“卫明啊，好些年不听你的音信儿了。”老文哥还是那种沉重和善却口齿清晰的语气。

“老文哥，最近还好吧？没多少年吧？也就两三年。”

“哦，差不多。这两年怎么不见你到乌有之乡去了？”

“咳，整天为吃饱肚子瞎忙活，焦头烂额，都没时间呀！”卫明说出这句话，自己就有点不好意思。他不喜欢说谎。

“卫明，老弟，正因为吃不饱肚子才更要多关注路线问题和理论是非。像你这样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毕业生，连肚子都混不饱，可见封建资本主义是多么的残忍。对于这样的豺狼，不但每个有正义感的革命者为了道义应该挺身而出，那些普通的善良的民众也不应该忍气吞声，要勇敢斗争！对待阶级敌人就要秋风扫落叶。”

“呵呵。”卫明笑了笑，“老文哥，你还是经常去苏州街呀？”

“不去那边了，乌有之乡搬家了，搬到了万泉庄。那边我常去，不过，最近一两年，我去的最多的是门头沟。徐煜在门头沟搞了一个讲堂。”

“徐煜搬到门头沟了？中央党校那边的摊子呢？”卫明有点吃惊。

“在那边开公司的都是封建资本主义暴发户竞争对手，把租金抬得老高，徐煜可能吃不消了，就把讲堂搬到了门头沟一个农家院里。抽空过去看看，山里边，周围都是大山，风景挺好。”

“唉，有正义感的健康力量怎么都这样？连一个稳定的安身之处都找不到。你看看人家极右势力讲堂，不是在大学里，就是自己有地盘，金碧辉煌，人山人海，还以青年人和高层次的人为主。看看咱们，都是些七老八十的退休干部下岗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去几个年轻人们吧，也都是衣衫不整的盲流。该反思反思了！”

“卫明，老弟，”老文哥提高了声音，“两三年过去了，你的思想越来越右倾了。谁是高层次人士？那些道貌岸然披着一张张光鲜人皮的教授博导学者名人就高级？衣衫不整的盲流就低级？你这是看不起人民群众，看不起你自己！无知者最有知，有知者最无知；愚昧者最聪明，聪明者最愚昧。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主席咋就这样教导过我们。”

卫明有点尴尬，笑着说：“老文哥，我是发发牢骚，并非贬低自己人，更不敢贬低人民群众。你等着吧，哪一天健康正义的力量到田安闷广场，我卫明保证不会落在后边。”

电话里“咔哒”一声。监听设备自动运转了，妈的！滋滋啦啦，串线一样的脑壳空洞。

“老弟，监听设备自动运转了，你害怕不害怕？害怕就挂了，不害怕，咱就继续聊，反正我被监听了五六年了，早就不在乎了。他们弄一帮外地来的乡巴佬搞这玩意儿，他妈的吓唬谁呢？”老文哥很少带脏字，他说话声音不高，尽管措辞往往比较犀利，但卫明总觉得老文哥是个斯斯文文的北京人。

“说实话，老文哥，我也被监听两年多了，好像就是从去了乌有之乡就开始被监听了。没事儿，咱又没做啥犯法的事儿，咱又没说啥犯法的话。”

“老弟，你可能还不大清楚，现在，我们党早已被国外资本买办势力、党内腐化变节分子操控了，党内健康正义力量却处于劣势。同时，也应该看到，新一届高层领导集体正在绝地反击，更可喜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已经被现实掴醒，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已经不再被极右势力控制的媒体优势所煽惑，他们正在逐步团结在党内正义进步的健康力量周围。老弟，相信吧，正义必胜！人民必胜！”

“嗯，老文哥，说得好！兄弟举双手赞成！”卫明说的是真话， “不过，老文哥，兄弟我整天为一日三餐，哦，一日两餐奔波，这两年越来越看不清形势了，也不想掺和什么政治，想法把肚子喂饱再说吧。但是，我还是要说明，我对从胡以来大力倡导的社会公平正义的执政理念坚决拥护，对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更加拥护，我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理论和道路是最适合当前中国国情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继承发展的最新成果。全盘西化是歪路邪路，回归和倒退是死路。我还真不是拍马屁，我是发自内心的拥护，从信念上拥护。”

“呵呵，”老文哥轻轻笑了笑，“卫明，一个人多少年思想都没变化，只能说明，这个人有点俗，不善于思考。什么是中国特色？我们党究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党，还是一小撮买办资本家和腐化变节分子的党？就说监听这件事吧，谁监听的我们？谁有这个权力和能力？不监听阶级敌人，却整天监听人民群众和健康正义进步力量，这不就充分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从上到下的权力究竟在哪些人手里？什么是回归和倒退？中南海新华门门口至今还写着鲜红的大字：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呵呵，老文哥，我也很敬佩毛主席。我一直认为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努力建设一个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理想新社会，我们没必要给他套上任何主义模式，他既不是空想乌托邦，也不是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他是按照人类最朴素最纯粹的美好理想追求去建设。他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作为一名掌握了一个大国政权的绝对领袖，本可以放纵人性弱点奢华享受，本可以迎合他的同僚们的人性弱点封王封侯。然而，他没有，他舍弃一切荣华富贵，竭力抑制广大民众的人性弱点，竭力与自身的和同僚的人性弱点顽强斗争。他就像圣雄甘地。他们都是悲壮的，所有人类美好的追求，在人性泛滥的现实中注定只能是悲壮的。与伟大的毛泽东相比，其他人放纵人性丑陋刺激出的所谓发展，多么低劣卑俗，以至于酿成了今天这样灾难性的社会问题。他门只能是政客，恰恰在他们及其徒子徒孙身上，基于人性丑陋的专制主义的罪恶更加明显。更无耻者，他们公然为自己的罪恶披上社会正义的锦衣，他们竟然贼喊捉贼。”

这话卫明给不少人说过，在自己的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里也发过，有人点赞，也有人踩。老文哥安静地听着，不时地“嗯嗯”一声。卫明喘口气，老文哥正要插话，卫明接着说：“但是，正像全盘西化是歪路邪路一样，回归和倒退也只能是死路——哪有开历史倒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最最适合当前中国国情的的理论、道路和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热爱毛主席，就要热爱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成果，”

电话里一阵刺耳的尖叫声，卫明似乎还听到了一声口哨；接着，老电报那样悦耳的“滴答”声。突然，电话里一阵剧烈的滋滋啦啦，然后，静默了。

卫明把手机拿到眼前，一看，自动挂断了。屏幕闪烁一阵子，自动关机了。

卫明的汗一下子下来了！他怔怔地盯着手机，黑屏。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大多是在听音乐的时候，或者手机快要没电的时候，可刚才他的手机电池还满满的，他刚从充电器上拔下来。

他们不但监听着，还给我的手机安装了病毒，一旦监听到敏感度更高的词汇和句子，乃至思想观念，病毒立即自行发作，强行关掉你的手机，以防反动异己思想的传播蔓延。

卫明躺在床上，脑袋靠着床头。他点上一支烟，一边抽一边发怯。这次，他是真发怯了，刚才那一身尖利的啸叫，还有那声口哨，不正是警告？以前怀疑只是机器监听记录，现在看来，专门派人盯上了我！我搬到东沙屯荒郊野外这家公寓，登记了身份证，公寓老板小彭和老李说，没去派出所备案，按说，他们找不到我。不过，卫星定位这么发达，还愁找不到你？这边可是离秦城监狱咫尺之遥，谁谁谁不正在那里关着？他们会不会怀疑我是谁谁谁的余党？会不会怀疑我来这边是为了伺机劫狱？

卫明害怕了。问题很严重，非常严重！重新开机？电话还没打完，开机问问老文哥？看他啥反应？

卫明握着手机，一边抽烟一边琢磨。

算了，老实呆着吧。他们觉察到你没有进一步和危险分子联系，说不定会放过你。你要是再和老文哥联系，哪怕还是表白你的忠心和清白，总算是进一步联系了，总算是又多了一份不良记录。那样的话，他们会行动的！

卫明身上一阵冰冷：我是不是离开东沙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