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明就是在国图认识的小孙，孙振国。

卫明在电子阅览室又取了张候机单，前边有60人候机，估计得大半个小时才能轮到自己。他走出阅览室，先到饮水机那儿喝了五六纸杯免费纯净水，打着饱嗝儿，慢悠悠地到玻璃楼梯那块儿溜达。

玻璃楼梯口有一片宽敞地儿，卫明看到，几个穿着肮脏运动鞋的年轻人躺在地板上呼噜呼噜睡大觉。卫明迟疑了一下，还是坐在玻璃台阶上，懒洋洋地想心事。

一名小伙子走过来，他看看玻璃楼梯，在卫明身边坐下。卫明闻到一股浓浓的垃圾桶里的那种气味儿。他扭脸看看小伙子。他看上去也就二十五六岁，瘦得像一只小猴子，戴着一副眼镜，镜片上蒙着一层类似油污的灰尘。卫明尤其注意到，小伙子的头发在他尖尖的脑壳上聚成一个更高的尖尖，应该有十天半月不洗头了。他的脸蛋瘦削，尖尖的下巴颏和尖尖的发型倒是挺般配，像一个酸枣核儿。他微咧着嘴，几粒细碎的黄黄的小牙很突兀。卫明一下子就想到了戏台上《十五贯》里的娄阿鼠。

“我看到您刚才也在围观打架？”小伙子在手机上点了几下，扭脸问卫明。

卫明扭脸看看他，皱着眉头，说：“嗯。你也围观了？”

“民主杀死了苏格拉底！民主是个好东西。可是，当前的中国不需要民主，需要儒家威权政治。狗汉奸太多，奴才太多。明明是扰乱公共秩序，竟然还有人帮他说话，典型的多数人暴政。就连保安都没处理他。”

卫明暗暗吃惊，这个小流浪汉说得头头是道，他竟然知道是民主杀死了苏格拉底。

“不是民主杀死了苏格拉底，是群氓暴政杀死了苏格拉底。民主和群氓暴政不一样，民主是democracy，群氓暴政是mob lynch多数人的私刑。”卫明说。

“您说的不对。我问您，democracy和mob lynch有什么区别？还不都是大家伙儿说了算？还不都是大家伙儿说让谁死谁就得死？”

“不一样！democracy是程式化的有确定原则的大家伙儿表达，mob lynch是无序的无确定原则的大家伙儿表达。程式化的有确定原则的democracy不会被偏执的冲动湮灭，也不会被别有用心的强势煽惑利用，无序的缺乏确定原则的mob lynch尽管有时也被人类天然的正义和理性原则左右着，但大多数时候它只能沦为激情的破坏力量，更容易被邪恶的强势煽惑利用。”

小伙子起身，站到卫明对面，“一听您就是有思想的人。我尽管不完全赞同您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您发言的权利。贵姓？”

卫明没起身，笑着说：“免贵，卫，汪精卫的卫。您呢？”

“免贵，孙，孙悟空的孙，孙振国。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那您是个毛粉喽？”卫明笑着问。

“对，我就是一名坚定的毛粉，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毛粉被嘲笑为封建遗老遗少的今天，我更不隐瞒自己的身份。不过，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我更是一名人类纯粹理性和正义原则最最坚定的追求者和捍卫者。”

小孙的唾沫溅到卫明脸上几滴，卫明掏出纸巾，擦了擦脸颊。小伙子急忙说：“不好意思啊，说起这些我就慷慨激昂。但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名英国绅士。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绅士风度。对了，老哥，您应该是一名自由知识分子喽？”

卫明脸上一热，站起身，“我可能都算不得知识分子，我只是一名本科生。本科生能算知识分子呀？”卫明笑着说最后一句话。

“您这个年龄的本科生当然应该算作知识分子。现在别说本科生，就是硕士博士都只能算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技工。您那个学校毕业的？”

“哦，”卫明迟疑一下，“华师，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政治系。”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专业在全国应该数第三，校名是邓小平亲笔题写的，繁体，华字还少了一横。”

“哦？你也是华师校友？”

“不是，我中专毕业，四川一所中专。可思想往往出自民间，智者往往学历不高，所谓知政失者在乡野，知屋漏者在宇下。”

卫明呵呵笑笑。

小孙中专毕业就来到了北京，三年了。三年里，他也几乎没上过班。不知道是面相因素，还是他有鲜明的政治观点，求职几次，他总是过不了面试关。这是小孙自己说的。“那些民企老板都是被极右势力洗了脑的浅薄恶俗之辈、封建资本主义势力，我鄙视他们，还真不愿意让那些暴发户盘剥我的剩余价值。我家是县城老户儿，爸妈都是中学教师，家里有二十多间门面房。我不在乎上班不上班，我到北京不是为了打工，是为了理想信念。”

看到卫明打量自己的穿着和发型，小孙面不改色，说：“我不是没钱，我家里的门面房一年租金二十多万，家里就我一个男孩。我是要在北京设身处地体验一下都市底层民众生活。今天一些研究底层社会生活的学者都是他妈的知识贵族，学术老爷，他们到贫民窟转一圈，就发表几十万字的底层研究，那不是他妈的放屁呀？放的屁都不臭。我就是要脱下学生装，脱下中产阶级的虚荣和脆弱，在底层的泥淖里好好打几年滚，这样才能诞生出伟大的思想。”

卫明连连点头。他当然不是被二十多岁的小孩子忽悠住了，不过，他心里的确欣赏这个小伙子，还有些惭愧。

卫明和小孙聊了半天，看看窗外的中关村大街，路灯已经亮了。卫明说：“走，小孙，咱们一起去吃饭。”

小孙爽快地说：“走呗，我请你，卫哥！”

事后，卫明一直琢磨不透小孙的二十间门面房到底真假。两人在国图北边中关村大街上一家不算低档的饭馆要了四个菜，小孙点的，喝了一瓶二锅头，花了一百多。买单时，卫明看出来了，小孙真心诚意想付账，他看到，小孙脏兮兮的真皮钱包里装了一沓百元钞票，卫明的现金和银行卡上的总钱数也没那么多。小孙把一张百元钞票扔给了收银员，卫明又把钞票要过来硬塞给了小孙，他不会让一个小孩子请自己这个大叔吃饭喝酒。

走出饭馆，小孙说：“卫哥，我有钱，真的有钱。我昨天晚上还找了个小姐呢，花了三百。”

卫明有点意外，看看小孙，笑着说：“小孙，革命者不但应该保持精神的纯洁，也要注意身体的纯洁呀？”

小孙呲着一嘴小黄牙哈哈笑笑，说：“唉，我也知道，可革命者也是人呀，也有七情六欲。再说了，我也是通过这个方式救助社会底层的性工作者，她们挣个钱也不容易，这两年北京扫黄扫得他们东躲西藏，都找不到客户了。”还老成持重地检讨，“革命者长期在社会底层挣扎，往往会染上流氓无产者的某些恶习。这一点，也让人痛心啊！”

卫明呵呵笑笑。他自己也经常这样反省、检讨。“小孙，你看过冯雪峰写的回忆录没有？他对此也有深刻的反省和检讨。”

“当然看过，他还会因为生病时让仆人给自己倒尿盆而羞愧自责。”

卫明哈哈笑笑，说：“不是那回事儿吧？哎，小孙，你怎么不找个女朋友？”

小孙抬高嗓门，声音尖细地喊道：“今天的女人都太俗了，俗不可耐，眼睛里只有物质。女人才是真正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正是因为她们总是用下半身思考，男人们才只会紧紧盯住女人的下半身。女人是祸水，惟女人与小人难养也。正是女人的堕落，诱惑得男人跟着堕落，整个社会才堕落。”

小孙是乌有之乡总部的常客。从小孙那里知道，乌有之乡总部本周末要举办讲座。卫明和小孙约定，周末在讲座现场不见不散。

分手时，已经夜里十点左右，卫明问小孙：“小孙，你住哪儿？”

小孙说：“革命者四海为家，卫哥，你不用担心我。你年龄这么大了，你才要多保重。”

卫明心里暖洋洋的，小伙子不但有理想，还懂事。    

苏州街中段一栋大厦里有一个神秘地界儿。为啥说它神秘呢？中关村核心地带的大型写字楼租金高得吓人，从事暴利行当才敢在此安营扎寨。这家单位却仅仅经营一家书店，书也不是很多，还不是临街门面房，是在高高的八层或者更高的十八层。再一个，出入大厦的多是衣着体面的老板和员工，这个单位却总是召集着一帮衣着不够体面的人。它是那样神秘，以至于初次来到这里的人，乃至来了几次的人，尤其那些在北京城生活无着整天苦思冥想着怎么能搞碗饭吃的人，都会暗自纳闷：人家吃啥喝啥嘞？

卫明第一次来到这地界儿，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不过，他很快释然，虾有虾道，蟹有蟹路，乌龟长虫有乌龟长虫各自的活法儿。既然能在此立住脚，就说明人家有道行。

卫明走进乌有之乡会议室的时候，小孙已经到了。小孙还主动伸出手，卫明就和他握了握手。小孙把卫明介绍给他身边的几个人，卫明也和他们一一握手。

百十平方的会议室挤得满当当的。卫明撒眼瞅瞅，有一些人士仅凭衣着就比较敏感。小孙不用说了，有一个小伙子，衣着尽管有点另类，却干干净净。他留着一个奇怪的发型，一圈头发剃得光光的，头顶的一片短发中间还留了一道一指宽的缝。卫明看着眼熟，想了半天，有点像一名意大利足球明星，卫明却记不起明星叫啥。大多数人穿着朴素，甚至算得上寒酸，一眼就能看出是普通打工者，而且从事的是技术含量不高的职业。

还有一位，老年人，穿着挺体面，身材高大，面容威严，咋看咋正常，像是至少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老人家一进门，开口就声若洪钟，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还可着嗓门高唱《东方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老红歌，几个人跟着他唱。老者唱完，有人高声喝彩、鼓掌，高叫：“蒋老师，再来一个！”

蒋老师没有再来一曲，他开始背诵起《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A spectre is haunting Europe-- the spectre of communism. All the powers of old Europehave entered into a holy alliance to exorcise this spectre: Pope and Tsar, Metternich and Guizot, French Radicals and German police-spies.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蒋老师，再背一段，多背两段呗！”有听众喝彩。

蒋老师没有接着背诵。卫明冲小孙笑笑，悄声说：“估计他只会用英语背诵开头这一段。”小孙连连摇头，“不是不是，蒋老师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过去在中宣部工作。卫哥，你可不敢小看咱这一帮人，退休部级干部、大学教授、老红军、红二代，多着呢！”卫明笑笑。

蒋老师冲大伙儿拱拱手，然后，笑呵呵地和熟悉的听众打招呼、开玩笑。

“钱老师，身体还好吧？”

“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这不还活着吗？活着就是福气，活着就要和阶级敌人斗到底！”

“哈哈哈哈！老刁，你们那个事儿怎么样了？”蒋老师问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

“托朱总司令的福，问题解决了，每人发了一千块钱。”

“嗯，真是托了朱总司令的福啊！”蒋老师意味深长地说，他低下头，悄声问老刁：“老刁，今天朱政委来了吗？有机会，咱哥儿几个得想个法子感谢感谢人家，要不是人家，你们的事儿还真解决不了，区里那些走资派牛着呢，谁都不尿，不是朱政委，他们肯出血啊？！”

老刁点点头，压低声音说：“嗯！抽时间再说这事儿吧，今天来了不少新面孔。”说着，老刁还朝卫明这边看看。

老蒋顺着老刁的目光也向卫明这边看看，又看看周围，不做声了。

慕名而来的听众中，有几个相互认出来了。

“这不是大庄啊？在国图见过面，还记得吗？”

“哦，小明，你也来了？”

“心里闷得慌，来听听呗。”

“老邱，下次还去香山爬山。咱们一边走一边谈论国家大事国际大大事，那才叫爽呢！”

“好啊，老仝。多找几个人儿，人多热闹，到香山山顶的鬼笑石唱《东方红》。”

“老头儿，记得我吗？咱哥儿俩在白石桥的地洞里一起睡过一晚上。你们那个事儿怎么样了？”

“老哥呀！别提了，跑上跑下的，整天躲着北京人，躲着老家驻京办的人。找这个，让去找那个；找那个，让去找老家的。”

小孙趴到卫明耳朵旁，低声说：“卫哥，这里边不少人也是国图的老读者，还有的是西山暴走客、天桥上相邻卖小商品的、天桥下一起睡过地铺的，不少人是老访民和城市三无人员。”

卫明闻到小孙嘴里一股浓浓的口臭，皱皱眉，笑着说：“小孙，这么小的声音做啥？咱俩不也是在国图碰见的？”

小孙呲着细碎的小黄牙笑了。         

讲座正式开始，会议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风度翩翩的男主持人走上讲台，向大家介绍：“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著名学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一丁老师。一丁老师很忙，但他听说大家都喜欢听他的演讲，就在百忙中专门抽出时间，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交流。一丁老师的演讲题目是：什么是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大家欢迎！”

整齐、热烈的一阵掌声。

温文尔雅的一丁老师微笑着走上讲台，立定，冲台下鞠个躬；坐下，打开笔记本电脑。

一丁老师以中国历史、党的历史为线索，上下左右，纵横辟阖，批讲社会公平与正义，批讲人生社会的大道理，家庭个人的小道理，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制度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潮，等等等等，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旁征博引，阐幽发微。尽管一些听众看上去好像并未听明白，卫明听得明明白白，他觉得一丁老师讲得有水平，但卫明觉得不解渴，这样的理论文章他读过很多。

看到卫明打了个哈欠，小孙又把嘴巴凑到卫明耳朵旁，悄声说：“卫哥，来到这地界儿的听众，明白不明白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在于参与。更重要的、大伙儿最关心的，是讲座结束后的互动。你等着吧。”     

一丁老师终于讲完了。互动开始！

进行了半个多小时，互动还没出现彩头，听众严肃地提问，一丁老师认真解答。卫明在手机上搜了一下，一丁老师是一位严肃学者，或者说，比较正统的学者。严肃学者正统学者的讲座往往不出彩，就是在网上也掀不起激烈的争论，更别说引发网民们的对骂。

正当听众为今天平淡乏味感觉有点儿无聊而纷纷交头接耳从而几乎听不见问答内容的时候，突然，台前一声愤怒的吼叫：“你高高在上，你整天缩在庙堂里，你根本就不知道社会底层的真实状况！”

卫明和众人一起，顿时来了精神头，循声望去。那名留着足球明星发型的年轻人站在台前，用手指指点着台上的一丁老师，口齿伶俐，慷慨激昂。

小孙悄声说：“他也是这里的老听众，二丁。”

卫明一愣，“主讲老师叫一丁，他叫二丁？这么巧？大名还是外号？”

小孙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大伙儿都喊他二丁，后海那边一家美发店的美发师兼老板，我去过他那儿，我的头就是他给理的。”

卫明看看小孙的发型，原来并非没打理，是特意留的这种发型。他笑着说：“挺有创意天分的一位美发师，应该是老板兼美发师，资产阶级呀？”

小孙也笑着点点头，“嗯！在北京买房了。”

老板兼美发师二丁愤怒地指点着台上的一丁研究员，大声质问：“请问一丁研究员，你了解农民吗？你了解农民工吗？你了解进京务工人员吗？你了解找不到工作四处流窜的大学生吗？你了解那些被城管追来追去的小商小贩吗？最后，你了解像我这样从浙江跑到北京理发的理发匠吗？”不等一丁老师回答，二丁抢先斩钉截铁地回答自己：“你不——了——解！”

“我不了解？”一丁老师显然也发火了。但即便发火，他的声音也不是很高，可能身份使然，也可能因为个头瘦弱、胸腔暴发力不足。他的火气表现在他的脸上和眼神里，卫明看得清楚，那是一种感觉对方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气愤。卫明自己与人争论的时候，也经常表现出这种神情和眼神。

“我不了解社会底层？”一丁老师站了起来，“告诉你，我的研究课题就是中国社会底层问题专项研究。我不了解！？你了解？那你说说，中国农民一年创造多少国民产值？中国农民工一年创造多少国民产值？在一线城市务工的外来人口有多少？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中，外来务工人员的贡献率是多少？其中农民工的贡献率是多少？还有，今年累计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有多少？其中，一类院校未就业毕业生累计有多少？二类院校未就业毕业生有多少？你说说看？”

“你说的这些，除了今年累计未就业大学毕业生数额，其它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可我还是要说，你不了解社会底层；我也要说，我比你了解，因为，我就是社会底层人士！”

说到最后一句，二丁的语气几乎有些大义凛然了，就像老电影里被捕的地下党员回答中统军统的皮鞭。

卫明有点好笑，你怎么算是社会底层人士？你开着美发店，给女人做一个头发至少得三百，给男人理个平头也要二三十，你一年至少收入几十万，你算底层人士，那么，我算哪一层人士？想到自己，卫明皱皱眉头，心里突然有些烦躁。

一名听众上前劝架，对二丁说：“二丁先生，你一年收入几十万，恐怕比人家一丁老师收入还高，你怎么算是社会底层人士咧？”

卫明差一点笑出声。人群里也有一阵轻轻的哄笑。

二丁回头看看那人，脸上露出一丝自豪的笑意，然而，笑意一闪而过，二丁很快恢复了愤怒：“无论我收入多少，我就是社会底层人士。我是不是社会底层人士，我知道，你不知道，他一丁老师更不知道！他讲的那些就暴露出，他不了解社会底层，我比他了解。他不过就是个研究员，就是个职业学者，他的研究只是吃饭的手段，就像我理发是我吃饭的手段一样。仅此而已！”

一丁老师几乎有些怒不可遏了，他再次站起身，两只单眼皮小眼睛几乎要冒出火来，居高临下地盯着二丁一双江浙男人漂亮的双眼皮大眼睛，“你简直不可理喻，简直匪夷所思！我就是个学者，我就是个研究员，你还想让我当什么？当你的救世主？我救不了你，你没药可救！”

一丁老师显然是被气糊涂了，竟然语无伦次，甚至有点想骂二丁“不可救药”的嫌疑。

听众中间传来一阵轻轻的歌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开始，只有几个人轻轻哼唱；接着，一群人。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所有的听众一齐歌唱。 卫明和小孙也跟着哼起来。小孙说：“这是《国际歌》的完整版，以前咱们唱的那个是删节版，核心都被抽掉了。”

卫明一边哼哼，一边说：“恐怕不是故意抽掉核心，是照顾篇幅，歌曲嘛，歌词太长谁也记不住。”

“压迫的国家，空洞的法律，苛捐杂税榨穷苦；豪富们没有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受监视的‘平等’呻吟已久，平等需要新的法律，它说：‘平等，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国王用谎言来骗我们。除了搜刮别人的劳动，他们还做了些什么？在这帮人的保险柜里，放的是劳动者的成果。从剥削者的手里，劳动者只是讨回血债！”

到了最后，歌唱已经激愤成呐喊：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许多人眼中都喊着泪花，卫明眼前也有点模糊，他感觉到，一股股热血沸腾着涌上脑门，却没有高血压的那种憋闷。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歌声已经稀落下来，卫明又高唱一句，并挥舞着拳头喊道，“剥夺剥夺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几名听众扭脸看卫明，卫明没有不好意思。

小孙说：“卫哥，讲座进行到这个阶段其实是惯例，每次都是以歌唱结束。不过，并不是每次都唱《国际歌》，有时候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时候是《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都是红歌。”

卫明点点头，向周围看看，掏出纸巾，擦了擦眼睛。

二丁也擦了擦眼泪。也许是眼泪稀释了激动，他恢复了平静，对一丁老师说：“一丁老师，您别生气，无论您了解不了解底层社会，无论您服气不服气，无论您对我们是出于礼貌还是怜悯，您没有对我不屑着走开，没有对其他来自社会底层的听众不屑着走开，尤其您没有拒绝和我这个理发的争论，说明您还是尊重社会底层人士的，或者说同情。但我还是要说，尊重不是了解，同情不是了解，怜悯更不是了解。”

一丁老师喝了口水，看看二丁，似乎不像再搭理他，但还是说了话：“年轻人，听得出来你也是读过一些书的。我还是要告诉你，身处社会底层，你不见得就了解社会底层；身处其他社会阶层，不见得就不了解社会底层。好了，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此结束吧。谢谢各位的光临。”说完，和主持人一起走进了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