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条城市公理：优秀的新闻使困苦的人得到安慰，使舒服的人遭受折磨。

《不义之财》是非常优秀的调查性著作，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填补了美国二战史的一大空白。作者认真调查，字斟句酌，记录了太平洋战争中最令人压抑的故事：美国平民和战俘被日本强征到日本本土乃至整个远东地区充当奴隶劳工。

更糟的是，由于美国政府的禁令，这些奴隶劳工从未能亲自走上法庭，向日本公司寻求赔偿。美国国会没有为那些由于战争经历而受到伤害的公民寻求正义，相反，他们没有惩罚那些战争罪犯，也没有让709家日本大型企业进行赔偿。这些企业目前仍在运行。根据日本官方的记录，他们曾使用美国的平民和战俘作为奴隶劳工。

《不义之财》揭示国会的决定是如何导致日本财阀的名字得以从战犯名单中去除，并免于战后的起诉。没有一个日企高管曾经被追究责任。

讽刺的是，在欧洲，如雀巢公司在2000年投入了1460万美元，用以赔偿纳粹屠犹受害者。截至2000年，雀巢公司已向受害者支付了12.5亿美元的赔偿。这家总部位于瑞士的食品巨头宣布它进行赔偿是因为它的一些处于纳粹控制下的子公司可能在战争中使用犹太人充当奴隶劳工。与之相对，至今也没有任何一家日本企业，向被他们奴役的盟军战俘进行赔偿，一个子也没有。二战期间，这些日本工业巨头在他们的工厂里、船坞里殴打盟军战俘，并让他们忍饥挨饿。今天，这些公司却跻身世界最富有的公司行列，对美国消费者而言也是家喻户晓。

作者对比了在欧洲的美国战俘与在日本控制下的美国战俘的命运。她的发现同样令人咋舌。美国战俘只有1％的人死于纳粹之手，却有90％以上的人死在日本战俘营。

在写作《不义之财》的过程中，作者还发现了另一件丑闻：在战争过程中，日本银行如何在日本政府的指令下欺骗瑞士政府将盟国提供的巨额救济金据为己有。日本曾承诺瑞士政府，这些资金将被用于盟军战俘的救济。然而，他们并没有如承诺所言将资金用于人道主义目的，而是将这些钱充当了他们的战争军费。作者近年来对于这些事件的新闻报道已经占据了世界各地媒体的头条，而本书对于这一丑闻的披露是最完整的。相信由于本书的出版，这一丑闻将受到更多的关注，作者也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也许本书最有争议的部分是：日军如何处置手中的盟国平民和战俘。据赫尔姆斯女士的详细记录，1942年4月至1945年8月20日（日本天皇宣布在这个国家投降的五天后）之间，从东京的日军战争统计署发出的给战俘营指挥官的密电指令十分明确。没有平民和战俘被允许释放。东京电令的部分内容如下：“无论如何，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漏网，消灭他们，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这些指令——杀死日军手中的盟国平民和战俘——1946年9月19日转达到了麦克阿瑟（MacArthur）将军的工作人员手中，此时离即将到来的远东国际审判还有很长的时间。然而，它并没有被作为呈堂证供，仅仅是作为2015号证据被提交法庭。由于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从而让战争快速终结，挽救了20万盟军战俘和平民的生命。记者们看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视角部分地被原子弹轰炸歪曲了。

当时，美国公众并不知道，那个时候盟军已经破译了日本所有的外交和军事通信密码。新闻界也不知道，华盛顿方面已经了解了来自东京的对于所有的被囚平民和战俘的死亡威胁，他们并不了解杜鲁门总统用原子弹这种“快速和决定性”武器结束战争的用意。

此外，另一个美国公众不知道的事实是，战争结束后，新组建的日本政府，马上开始了新的宣传，旨在阻止将裕仁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将日本政府的宣传攻势与东京审判的目的联系起来不难发现，日本方面就是要隐藏其在整个远东地区所犯下的诸多暴行，尤其是对盟军战俘和平民的暴行。

就像我在自己的书《行军命令》中所写的那样，美国人在战争结束后依然不断地拦截日本外交电文。因此，美国政府——而不是美国公众——已经充分了解日本试图通过宣传核武器的威力来影响世界舆论走向，以此与美国和英国抗衡的企图。例如，1945年9月13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开始利用“原子弹爆炸”这一话题，发电给日本驻瑞典、瑞士和葡萄牙的使馆。电报中说：“日本领导人打算利用原子弹爆炸，来证明日本军队的投降不是因为战斗失利。原子弹爆炸抵消了日本对盟国战俘和平民犯下的无数暴行……由于美国最近一直在宣扬我们对战俘的虐待，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利用原子弹爆炸赢得宣传优势。”（美国SRS档案1791号，1945年9月15日。）

这一电文开始了日本战后巧妙的宣传攻势。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仍在使用。没有一个国家如日本一般，曾经花了这么多精力在20世纪80年代对华盛顿进行游说。正如一位日本问题专家写的那样：“由西方学者主持的大部分与日本相关的学术项目是由日本机构提供资金的。既然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资金都来源于日本，那么指望美国的专家们保持对日观点的客观性就是奢望了。当然，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专家学者们会表现出客观性，但这只是假象。”（卡里尔·冯·沃尔费伦，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纽约：卡诺波夫出版公司，1989年，12-13页）由于该书揭露得太深刻，日本政府禁止该书在日本发行。希望这本书不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不义之财》摆到我们面前的最终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的战俘被强迫作为奴隶劳动，以保持日本的战争机器运行。我们的战俘和平民劳工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拼命劳作、忍饥挨饿、无端被毒打等非人生活而从日本企业那里获得一毛钱，不管是他们应得的工资，还是战争赔偿。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这些暴行。由于我们的政府没有尽其责任保护他们的权利，向奴役他们的日本企业巨头索取工资和赔偿，他们的困境更加恶化。美国政府能够运用司法的力量迫使德国公司支付在二战中强征美国战俘劳工进行强制劳动的赔款，为什么不可以代表仍在世的被日本企业迫害的公民向日本企业索赔？

《不义之财》是一部很杰出的著作，它的出版将要求美国政府给出上述问题的答案，并采取行动。

布鲁斯·李（Bruce Lee），《行军命令：二战中不为人知的故事》《珍珠港：最后的审判》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