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顺利出版，凝结了很多人的心血，他们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经历、资料。感谢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深研究员约翰·泰勒（John E. Taylor），他可以说是美国档案学界国宝级专家。他在众多场合给我提供了长期而可贵的帮助。同样十分感激来自于档案馆的米尔顿·古斯塔夫森（Milton gustafson）和米亚·沃勒（Mia waller）研究员。

我要特别感谢罗伯特·J.汉雅克——国家安全局安全事务中心的密码专家，他帮我找到并破译了数百封密电。

前日军战俘约翰·奥尔德里奇（John Aldrich）、弗兰克·比格洛（Frank Bigelow）、杰克·爱德华兹（Jack Edwards）、哈罗德·菲尼尔（Harid Feiner）、特伦斯·科克（Ference Kirk）、爱德华·杰克福特（Edward Jackfert）、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查尔斯·普鲁特（Charles Pruitt）、罗伯特·伦弗洛（Robert Renfro）、梅尔文·鲁特（Melvin Routt）、奥托·施瓦茨（Otto Schwarz）、乔扬（J.O.Young）等前辈向我提供了大量资料、照片和素材，在此谨致谢意。我必须向另外数百名前日军战俘表达谢意，他们也将他们的战俘经历对我倾囊相授。

本书最大的发现在于盟国方面秘密设立的战俘救济金。我获悉此重要消息要感谢瑞士国家银行的文森特·柯瑞托（Vincen Crettol）、伯尔尼（Bern），瑞士历史学家米歇尔·柯杜瑞（Michele Coduri），日本东京三菱银行的三宅朝太郎（Asataro Miyake），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档案专家罗斯玛丽·拉赞贝（Rosemary Lazenby），国际红十字会日内瓦总部的档案专家马丁·莫格尔（Martin Morger）、约瑟夫·波克维克（Jozef Palkovic），国际红十字会纽约办公室的布鲁诺·齐默尔曼（Bruno Zimmermann）、帕特里克·赞德（Patrick Zahnd），还有杰瑞·N.伍德沃思（Jay N.Woodworth）。

这里我还要感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我分享他们的经历，并给我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中肯建议的朋友们，他们包括已经退役的约翰·K.辛洛（John K.Singlaub）少将、杰弗里·琼斯（Geoffrey Jones）以及美国战略情报太平洋办事处附属404办公室的朋友。

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惠特尼·巴格诺尔（Whitney Bagnall），她帮助我获取东京战犯审判笔录。

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博物馆口述史部的负责人理查德·A .朗（Richard A.long）先生和朱迪·派奇（Judith Petsch）女士，也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感谢他们。

我也深深地感谢弗雷德里克·H.泰勒（Frederick H.Taylor），他复制了他父亲L.亨利·泰勒（L.Henry Taylor）冒着生命危险拍摄、在日军严密搜查之下得以保存的照片，并提供给我。纽约谢尔特艾兰镇的股票期权研究所的专家珍妮·兰德尔（Jeanne Randall）也给我提出了很多专业意见，并为本书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她对于本书的如期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感谢太平洋战争史学者布鲁斯·李（Bruce Lee）为这本书撰写了精彩的序言。

最后，我还要感谢本书的文字编辑托尼·霍尔（Tony Hall），他是一个深具洞察力、用词严谨的好编辑。我也要对本书的责编雷·安·贝瑞（Leigh Ann Berry）表示感谢，谢谢她的出色指导，谢谢她的耐心，谢谢她出色的编辑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