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广东交易所方面。居正诗云：“吾党中心政策行，必从经济树先声，金融交易粗成就，百万输将始出兵。”[1]1920年11月29日，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次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任命居正为总统府参议，兼理国民党本部事务。居正即利用外资，创办广东交易所及国民储蓄银行。曾拨借100万元，用为出兵广西的军饷。同年6月10日，蒋介石日记云：“接静江函，知粤交易所全数放弃，只留二万股与吾辈。本党作事如觉生者，诚令人齿冷，决无良好结果也。即复静江函并致觉生书。”这则日记所涉及的史实目前也还难以完全厘清，但广东交易所的股本既可以留出2万股给上海的张、蒋等人，则其间的关系可想而知。

陈果夫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招兵接洽机关，设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挂了陈希曾经纪人的牌子，表面是做生意，实在每天按时前去，暗中接见客人，秘密接洽招兵事情。”[2]据此可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还是国民党人的一个特殊的联络站。

八　交易所生活对蒋介石的影响

蒋介石虽然出身盐商家庭，但是，父亲早故，家道中落，以后又留学日本，投身革命，可以说，是交易所的活动，才使蒋介石和商业、商人阶层发生关系。

1920年1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赴开元会议交易所选举董事。商帮仍不能除把持与专制之恶习，大股份压迫小股份，大多数压迫小多数。舞私牟利，垄断其间。小商人中，虽有达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筹，以致中国实业，日趋衰落，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根据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章程，可设名誉议董15名，由有商业、工业学识，或有丰富之经验者担任，和理事共同组成评议会[3]。但实际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办时，只有名誉议董12人，为朱葆三、沈联芳、顾馨一、姚紫若、项惠卿、徐庆云、邵声涛、张纶卿、许松春、叶惠钧、贾玉山、宋德宜[4]。蒋的这则日记可能反映的就是名誉董事的选举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蒋对上海商帮中的把持、垄断、倾轧是极为不满的。

蒋介石对上海商人的不满和反感可以说贯彻他参与交易所活动的始终。如：

1921年6月12日日记云：“得焕廷、瑞霖各函，告知沪上商友操纵垄断，伎俩百出，不胜愤愤。交易所各理事之营私舞弊，至于此极，殊非意料所及。尔来公私交迫，几欲远避尘俗，高隐山林，独善其身，然而不可得也。”

1922年11月28日日记云：“中国商人，势利之重，过于官僚，其狡狯状态，见之疾首。”

1923年2月3日日记云：“下午又因奸商妒忌，激忿异常，殊非其道。”

1923年8月3日日记云：“下午，琢堂、洽卿来谈交易所事。商家之析利，心计险恶，令吾心甚难过。夜间又忽变卦，市侩诚可诛哉！”

上引各日日记，在在表现出蒋介石对“奸商”的强烈愤懑之情。“市侩诚可诛哉”一语，表现出他和叶琢堂、虞洽卿等人的关系已处于爆发的边缘。

交易所的活动也使蒋介石了解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困境。前文已经提到，1920年6月，蒋介石刚刚决定拿出5000银元，与陈果夫共同创办友爱公司，就赶上国际金融风潮，银价大落。《申报》探讨这一突变原因时曾称：“或谓系进口货多结汇水，或谓某国有意外金融风潮，或谓因西历六月底解款，或谓某国银矿有大批现银放出之故，总之大上大落，华商之对外营业，受其影响不鲜也。”[5]这一事件激发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日记云：“银价大落三日，贱六片士。金融机关，在外人之手，国人时受压榨，可叹也。”[6]

经营交易所的失利增强了蒋介石的社会改造思想。1920年12月，他自觉“矜张自肆，暴躁不堪，对于社会厌恶更甚”。日记云：“对于中国社会厌鄙已极，誓必有以改造之。”[7]这一思想，他不仅写在日记里，而且也对邵元冲等人宣扬，声言“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8]。这一时期，正是他在交易场上一再亏本的时候。

当然，交易所的活动也增强了蒋介石和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联系。1924年，蒋介石要陈果夫在上海为黄埔军校采办制服、皮带、枪带、刀鞘等物，为上海海关扣留。叶琢堂、王一亭、沈田莘、虞洽卿等出面斡旋[9]。1927年，北伐军进展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寄望于蒋，纷纷出资，支援他和左倾的武汉国民政府相抗，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

1923年9月，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派，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苏联，曾经向苏方提交过一份在库伦建立基地，从蒙古南部进攻北京的军事计划，但是，这份计划却从未公布过。毛思诚在编辑《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时，只在当年9月13日条下简单写了几句话：“公在宾馆拟代表团意见书。书凡八千二百余言，说明中俄国共两党互助关系。甲、绪论，乙、军事计划书，丙、宣传，丁、结论。”[10]1994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前苏共中央档案馆（现名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与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编辑《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时，没有找到这份文件，郭恒钰博士在写作《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书时，只能遗憾地说明，在俄共秘档中，未能查到这份“军事计划”[11]。其实，这份军事计划并不难找到。据笔者所知，至少现存两份，均为英文打字本。一份题为《中国革命之新前途》（New Prospec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标注时间为1923年9月，存于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221。不知什么原因，俄国人没有找到它。依笔者推想，可能前些年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一起移交给中共时，没有留下副本。另一份题为《孙逸仙代表团关于越飞5月1日东京电中所提建议的备忘录》（Memorandum of the Delegation of Dr. Sun Yat Sen with Relation to the Proposal Mentioned in the Telegram of A. A. Joffe Sent from Tokyo May1），标注时间为1923年10月3日，现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系毛思诚所藏。两本内容与文字均有不同。

备忘录以孙逸仙代表团的名义呈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副主席斯克良斯基、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同时呈送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备忘录涉及政治宣传和军事计划两大部分，现主要就该计划的军事部分略作介绍与分析。  

[1]　陈三井、居蜜编《居正先生全集》（上），第114页，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8。

[2]　《建军史之一页》，《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67页。

[3]　朱彤芳：《旧中国交易所介绍》，第159～160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4]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申谢》，《申报》1920年7月2日。

[5]　《两日来金融之大变动》，《申报》1920年6月10日。

[6]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0年6月10日。

[7]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0年12月11、31日。

[8]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7页。

[9]　《建军史之一页》，《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63页。

[10]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33～134页。

[11]　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1920～1925）》，第67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