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风波之后

证券物品交易所发生买方违约事件后，处于停业状态。其间，从上海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借得20万元。3月18日，两所成立契约，营业合并，双方理事用合议制执行业务，资本共同运用，但两所仍各自单独存在，损益按资金比例分担。3月27日，重新开市，增加了几位“洋员”，意味着外国资本和外国势力的增加[1]。但是，证券部的本所股，仍然停版[2]。3月30日，虞洽卿、闻兰亭等宴请上海新闻界，感谢报刊在风波期间的善意支持，宣布与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共同营业的消息[3]。4月1日，证券物品交易所全面开市。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全球”合作，周骏彦不放心，向蒋介石报告说：

信用已失，营业一时能否复元，尚未可知。且与全球合并，难保无存心破坏者起而攻击，后事真难逆料。惟近闻静公云：现有人集款组织公司，拟将交所股票准与押款。此公司如果实现，将来或有生机。总之，且此次损失最大者为套利者。[4]

信中，周骏彦称，此次失利，系张静江决策错误：“彦屡闻静公言，套利甚稳，且云借款套利，亦属便宜。”它不仅打击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周骏彦在宁波开设的交易所也因之停业。可能蒋介石曾以蒋经国与蒋纬国的名义投资宁波交易所，因此周函称：“经、纬事，彦前谓无希望，亦以甬交做品不佳，难免发生危险。”函末，周骏彦称：

总之，吾辈非商人，经营新商业，究嫌其经验之少。然事已如此，后悔莫及。惟望后局诸公，煞费经营，或尚有转机，并望阁下尽心爱国，以国事为重，不必以此为念。

当时，蒋介石正在广西军中，周骏彦表示：“拟来桂愿随阁下之后，冀为国效劳。”他因套利欠债20万元，两次跳黄浦江自杀[5]。

当年4月，蒋介石返乡。6月15日，陈炯明兵变，孙中山避居永丰舰，蒋介石闻讯，从上海赶到广东，与孙在舰上相见。据魏伯桢回忆，蒋行前，要虞洽卿资助，“开始时虞说蒋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捣蛋，不能同意。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由交易所拿出六万元，但要蒋在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6]。同年8月，蒋随孙中山抵达上海，23日返乡。

陈炯明兵变后，许崇智率粤军转入福建。孙中山支持粤军，企图以武力推翻李厚基在福建的军阀统治，然后回师广东，讨伐陈炯明。为此，孙中山计划组织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为参谋长。9月18日，蒋介石于入闽之前致函张静江，叙述所欠债务。函云：

中秋节前，弟尚欠二千五百元之数，未知可为我代筹若干汇甬？在乡以去年用度太大，至今未了之事尚欠七千余元，在沪亏欠亦与此数相等，故今年以来不能稍资周转。舍儿经国在沪上学，竟于十五元衣服费亦被茂新拒绝不支，思之伤心。

函中所称“去年”，当指1921年。当年6月14日，蒋母病逝，医药丧葬，自然花费不小。交易所破产之后，蒋经国所需衣服费虽仅15元，但茂新号竟然拒付，可见其极端困难的状况。同函中，蒋介石提出，请张从交易所卖方所赔“代用品”中借出若干，以便还清私债，安心赴闽。函云：“此次物品讼款，如能为弟借出若干，不致久苦涸辙，徒呼庚癸，俾得稍资活动，以了此私债，将来如能如数还清最好，否则以弟个人亏空名义报销，想孙先生与汝为亦必见谅邀准也。”这一时期，蒋介石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他向张静江倾诉说：

贫富生死，率有定数，得此不足为富，无此不足为贫，况预备死者未必死，但求生者未必生，亦不必竞于此金钱，以贻平生之羞也。惟债留后人，于心不安；教育无费，终难辞责。此所忝在爱下，故敢不避公私，剖腹一谈。[7]

写完此函，蒋介石又很后悔，日记云：“沪行为金钱所苦迫，贪私之言，非我所应出，不胜悔恨，故不愿成行也。”[8]不过张静江接到此函后，立即向孙中山汇报，孙即命陈果夫汇寄2500元给蒋介石。张在复函中表示：“代用品之事极易办，来沪接洽可也。”[9]10月1日，蒋介石日记有与周骏彦“谈商业事”的记载，可能即与处理交易所善后事宜相关[10]。12日，蒋介石决定抛开各种个人考虑，献身革命。日记云：“家何为乎？子何为乎，非竭尽全力以攘除凶顽，誓不生还也。”

蒋介石于10月22日启程赴闽，就第二军参谋长之职。其后，曾数度往返于福建、上海、奉化之间。1923年3月3日，陈果夫到宁波，与蒋商谈“交易所起诉事”[11]。8月3日，叶琢堂、虞洽卿与蒋介石讨论交易所事务，发生严重分歧，方案反复变卦，经反复磋商，直到8月5日深夜，才得以最终定案，蒋介石日记云：“昨夜，交易所事未了，梦寐颠倒。天下事之难，莫难于共事不得其人也。直至后夜三时，其事方得解决。”同月16日，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此后，蒋介石不再过问交易所事务。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以蒋介石为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在上海的茂新、鼎新经纪人事务所相继歇业，同人纷纷南下，到黄埔军校找寻新的出路，只有陈果夫留在上海，清理遗留事项。1924年，由陈希曾出面，新创一家买卖棉纱号的经纪人事务所。1925年，陈希曾也南下黄埔，陈果夫只在春秋两季“各做一次生意”，用以“补助生活或应付特殊用途”。1930年，又做过两笔[12]。

七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国民党的关系

如前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初办由孙中山倡议并领衔申请，那么，1920年的重办是否仍和孙中山有关，它和国民党人的革命事业有无联系呢？

陈果夫回忆说：“在民国九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13]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时，孙中山虽远在广州，但寄来贺词：“倡盛实业，兴吾中华”[14]。1921年12月11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告以“孙先生之款已收到”。这里所说的“孙先生之款”，联系下文“孙先生待款甚急”等语，当系蒋介石通过陈果夫资助孙中山的款项。同函云：

叔款现在晋安者约五千四百余元，存侄处。金融公债二千，静江先生告我，孙先生待款甚急，侄乃以此款移交静公，并声明作为侄个人向晋安借款。静江先生亦说一月后归还。侄已向索回六百元，其余一千四百元待陆续归还后收入叔账。此事吾叔勿与静公说起，作为不知可也。[15]

据此可知，陈果夫还曾将蒋介石存在晋安钱庄的金融公债2000元移交张静江，以此解决孙中山的急需。当时，孙中山正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筹备北伐。张静江所称“孙先生待款甚急”，当指此事。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和国民党人在经济上的联系，目前尚难一一厘清。周祖培称：“当时国民党基金完全由张掌管，国民党有很多散在各地未到粤随同孙中山担任工作和职位的人，经孙中山批准，可到张处支领津贴和活动费。为了避免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付账用种种暗号，如火柴代军火，一角代一百元等。”[16]这说明，张静江经营交易所所得，用于公，而非用于私。陈果夫也回忆说：“歇业之后，清算结果，有几笔作抚恤同志遗族的股本，都能提出，加倍送去。”[17]这说明，交易所有些股本是预留作为革命事业之需的。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为孙中山和革命筹集政治经费的巧妙渠道[18]。此说虽尚待进一步证明，但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就孙中山倡办的初衷来说，确实如此。

[1]　《上海交易所证券部明日开市》，《申报》1922年3月26日。

[2]　《各交易所之最近状况》，《申报》1922年4月3日。

[3]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宴报界》，《申报》1922年3月31日。

[4]　《周枕琴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　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153页。

[6]　《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155页。

[7]　《致静公函》（手迹复印件），湖州张静江故居藏。此函仅署“制弟中正顿，廿八日”。据此可知，当时蒋介石尚在为母亲守制。又据函中所述“中秋节前”及“安心赴闽”等语，推断此函为1922年夏历七月廿八日（9月19日）所作。

[8]　《蒋介石日记类抄·旅游》，1922年9月26日。

[9]　《张静江函》，《蒋介百年谱初稿》，第99页。

[10]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2年10月1日。

[11]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3年3月3日。

[12]　《事在人为》，《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60～61页。

[13]　《商业场中》，《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5页。

[14]　南伯庸：《上海大亨——虞洽卿》，第248页，海南出版社，1996。

[15]　《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6]　《张静江事迹片断》，《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79页。

[17]　《事在人为》，《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9页。

[18]　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233～23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