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出事以后，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其时她四十出头，我年方十九，正在大学里读书。父亲出事的当天，我没在现场，据母亲说，市委王伯伯打来电话，通知父亲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那是周末的一个晚上，夫妻俩正在吃饭——他们俩实在难得一起吃饭的，因为父亲总是很忙。
　　
　　王伯伯是市委秘书长，和我们家关系一向不错；我印象中他是个胖子，走路一阵风似的，说话却是慢吞吞的，而且最会敷衍小孩子，丫头长丫头短，问问你的成绩，摸摸你的小辫子——小时候，他常来家里走动，当然那时他还没有“入仕”，和父亲一起在中学里任教。
　　
　　电话是我母亲接的，很多年后，她都不愿提起这一幕。她说，他怎么就做得出呢，他声音没有一点异样。
　　
　　原来，那天晚上并没有什么会议，王伯伯受命设了个圈套，待父亲急匆匆地赶到市委招待所，看到门廊里转悠着几个便衣，会议室里端坐着几个“上面来的人”，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父亲在被捕前是我们那地方的财政局长，俗称“财神爷”的。接下来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无非是立案，审判，抄家，程序上的事我也不是很懂。父亲被判了八年，罪名是行贿受贿，这成了我们小城最轰动一时的案件之一。
　　
　　“轰动一时”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此案涉及面太广，不少省部级的大人物都被裹挟其中，相比之下，父亲的官阶卑微如草芥（他是处级），他不过是环环相扣中最不起眼的那一环，而且是顺手牵羊得到的“战利品”。
　　
　　那么“之一”呢，说的是那些年，我们城总有一些官员落马，上至市委书记，下至银行行长、电视台台长……明白了吧，都是一些小城“要人”，媒体上的说法是“连挖几条蛀虫，百姓拍手称快”这一类的，其实我估计，百姓拍手称快也谈不上，因为这类事太多，在父亲出事的前后五六年间，每年总有人家在鬼哭狼嚎，也有死的，也有疯的，他们都是我母亲所说的“官宦阶层”。
　　
　　我母亲很喜欢说政治术语，其实她于政治上并不很通，我也不通，但我至少不像她那么天真，比如在王伯伯打电话这件事上，她就很感“冷风彻骨”，其实，这有什么好心寒的呢？换了父亲，他也会这样做，他们不过是人手心里的一粒棋子，想把他们放到哪里就放到哪里，所不同的是，父亲很早就被吃了，而王伯伯笑到了最后。
　　
　　王伯伯后来官运亨通，调至省城，升至副厅，现在应该是退休了，我想这也是常情，他本来就比父亲更适合当官。当官这件事，照我的理解，也有适合不适合的，就像有的人适合当诗人，有的人适合演戏，有的人适合练田径一样，我父亲适合当中学语文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