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惨痛的交易下篇 - 第3章黄金岁月 - 公司的力量中国篇

第10节最惨痛的交易下篇

　　在欧洲，共产主义就像一个幽灵，在欧洲大陆的上空游荡。旧欧洲的一切势力“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然而，俄国及东欧十多个国家却于1922年组成了强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打出了“镰刀锤子旗”。
　　
　　西北欧各国乃至美国惊恐不已，努力围剿苏联的同时，不断地化解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随着一系列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出台，矛盾逐渐回归到劳资博弈的范畴，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也因此进入“新资本主义社会”。
　　
　　当平时听话顺从的工人，突然举起“共产主义”的长矛指向中国企业家时，中国企业家惊慌失措。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民族企业家一直遭受官僚压迫、战乱破坏、列强欺辱、民众鄙夷，忍辱负重、战战兢兢地经营小本生意。大清王朝覆灭后，历经苦难的中国民族企业终于迎来“黄金岁月”，中国企业家也日进斗金、地位骤升、名利双收。
　　
　　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企业家意识到，随着企业发展而壮大的工人团体居然会团结起来反抗。这些企业家精于赚钱，却疏于散财；乐衷于“好人政府”、“地方治世”，却忽视企业管理、体恤工人。他们一直认为工人为其劳动是应该，他们甚至乐善好施也不提高工人待遇。

　　
　　后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工人运动越演越烈，软弱的北洋政府已经难以控制局势。危机关头，手足无措的中国企业家做出了一个最愚蠢、最惨痛的决定。
　　
　　此时，已经退居广东卧薪尝胆十年的孙中山逐渐恢复争雄实力，但是却与当地商人发生激烈冲突。财政空空的国民政权执行重税、重罚的苛政，广东商人纷纷以罢市、拒绝纳税抵抗，甚至还自建自卫武装组织——商团。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孙中山决定用武力解决商团，在时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指挥下，黄浦学生军迅速击败商团，广东商人遭到严重的镇压。
　　
　　自北洋政府以来，中国商人一直没能掌握政治权力。中国商人不得不在军阀混战中小心游走，一不小心便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这样称赞蒋介石“征服了半个中国的伟大征服者”。
　　
　　就在半年前，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他率领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之后半年革命军势如破竹，征服了半个中国，并骑着高头大马进入了中国商业重镇上海。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已经获得成功，并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与所有商人选择强者为伍一样，上海商人没有选择之前的旧军阀孙传芳，也没有选择刚刚建立上海临时政府的共产党，而是去迎接已经控制半个中国的蒋介石。
　　
　　而今蒋介石以征服者的身份入主上海，骄傲之心彰显脸上。于是，他信誓旦旦地说：“维持资本家之主张”。
　　
　　与上海商人相比，其实蒋介石的内心更加恐惧，因为此时的蒋介石面临财源被断、权力被剥夺的危险。
　　
　　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财力主要由苏联提供的3000万金卢布支撑，但是真正控制财力和政权的是却不是北伐总司令蒋介石，而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内威望甚高的汪精卫。此时，汪精卫坐镇武汉，试图尽快地排挤“功高震主”的蒋介石。同样蒋介石也深刻明白，只要汪精卫断绝北伐财源，就不得不听命于汪。
　　
　　于是，蒋介石必须在商业最繁华的上海快速“融资”。此时，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虞洽卿既是蒋介石的同乡，又是他的恩人，两人交情非一般。5年前，蒋介石落魄上海滩，虞收留了他。后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时，又是虞洽卿出面，将他介绍给当时上海声名显赫的青帮头子黄金荣门下，以寻求“保护”。
　　
　　左右逢源的虞洽卿，马上牵头组织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银行、钱庄、银楼和商业、工业团体在内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准备为蒋介石融资。此时，“四大买办” 唯一显赫至今的席家和被誉为“中国的摩根”的陈光甫都“投资”了蒋介石。最终，上海商人承诺一共给蒋介石6000万大洋的贷款，6000万大洋是苏联提供给国民党3000万金卢布的两倍还多。
　　
　　商人与政客的勾当从来都是通过交易来完成的，在这场交易中上海商人要求的回报是蒋介石保证“上海安定”、“解决工人‘暴乱’”、“解散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这是一场多么可怕的交易！
　　
　　1927年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红帮流氓打手，突袭工人纠察队。此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1700多条，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这就是历史上屠杀共产党、镇压“暴乱”工人的“四•一二”政变。
　　
　　从此，国民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两党进入长达20多年的斗争。本来可以在“劳动力交易市场”中解决的问题，中国商人却选择通过政治交易来解决。为这场交易中国商人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血本无归、性命不保。这次政变将劳资纠纷彻底转变成了阶级斗争，劳资双方依附在两个对立的党派，伴随着两党斗争，双方积怨愈深、伤痛愈深。
　　
　　自民国开国以来，因北洋政府软弱、军阀混战，加之共和体制并未完全瓦解，民族企业家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依然举重若轻。民族企业家虽然没能完全控制政权，但是依然可以通过经济实力与政府博弈，通过共和体制约束政府。
　　
　　但是，上海商人支持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兵祸一开，中国从此彻底进入革命社会，共和政体彻底瓦解。革命家成为了历史的主导者，企业家成为了政治的工具。中国民族企业的“黄金岁月”走到尽头，中国民族企业的命运在连连战火和强权政府的摧残下，奄奄一息。
　　
　　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盛极而衰，谁能奈何？
　　
　　启示录：挥之不去的政治情结
　　
　　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商人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身份转变：官商、买办、绅商、传统商人到民族企业家，再到企业家兼“公务员”。
　　
　　大清时期，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官商、唐廷枢为代表的买办、张謇为代表的绅商、胡雪岩为代表的传统商人同时存在。
　　
　　大清最后十年和民族企业“黄金岁月”，民族企业快速发展，以荣氏兄弟、马应彪、周学熙、陈光甫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纷纷崛起。
　　
　　但是，当民族企业家腰缠万贯，事业蒸蒸日上时，他们往往又选择去当官，做民国的“公务员”。如周学熙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张謇出任袁世凯政府农商总长，朱葆三担任沪军督府财政总长，荣德生出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陈光甫出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近代涌现了很多显赫的商人，但是我们却难以找到一位纯粹的企业家。他们创办商业的初衷可能是逐利，但是归宿却不是商业。事业有成之后，他们开始“不务正业”，开始乐衷于政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情结——政治。
　　
　　大清时期，状元张謇依然弃官从商，展现了企业家的果敢、开明和冒险精神；大生纱厂的开工、发展，展现了企业家的坚韧品质和经营智慧；但是当张謇迫不及待地出任民国实业总长和农商总长时，我们在他身上没有看到企业家的影子，看到的是他年轻时考取功名、安邦治国的济世理想。当他愤然辞去农商总长一职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曾经的企业家，看到的是他在南通积极实现心中的济世理想。
　　
　　他弃官从商，一定程度上是他对孔孟之道的背叛；然而事业有成之后，他又弃商从官。或许“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才是他人生的最终归宿。

　　
　　为实现“尧舜之治”，他全力建设“南通自治”，但是小有成就的“南通自治”却拖垮了他商业基业。以企业之力办社会之事，失败已经成为必然。生前，他被国人推选为“最景仰之人物”，这或许是对他济世理想的最好告慰。
　　
　　张謇的“南通自治”是当时众多企业家所羡慕和模仿的，一时间家乡自治成为了企业家济世理想的试验田。
　　
　　一方面是济世理想，一方面是富可敌国的财富，当二者结合在一起，企业家就忘记了自己的天职，忘记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企业的力量足以改变国家的命运，但是企业不能代替政府，企业家也不能代替政客。
　　
　　从清朝走出来的这批企业家的济世理想是可以理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毕生理想。“君子取义，小人取利”，古代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立功立言立德”才是正道，“利来利往”则被人鄙视。
　　
　　在这种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中国商人遭受官僚鄙夷和压迫，心生忌恨和敬畏；但是官僚的地位和荣誉，正是他们所向往的。所以，中国商人千方百计地与政府官僚靠拢，以提升社会地位，获得社会认可。
　　
　　中国商人对政治表现出非常纠结的情结：既爱又恨；既敬畏又拉拢。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商人都与政府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管是传统巨商、官商、绅商还是买办都与“官”关系密切。
　　
　　“红顶商人”胡雪岩，依仗左宗棠的政治势力；一代“商父“盛宣怀，依仗李鸿章的政治势力。沈万三与朱元璋关系甚笃。吕不韦则曾辅佐秦庄襄王登上王位。席氏家族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盘根错节。
　　
　　中国商人与政府官僚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给寻租留下了极大的机会。以至于中国商人都试图挤进官僚，保护利益之余，达到“名利双收”的完美境界。到了近代实业兴起之后，以盛宣怀为代表的亦官亦商的官商，以公谋私，暗中暴富。这种行为，祸害百年。
　　
　　但是，在政治社会中，商人极易成为官僚的“棋子”，政治斗争往往殃及商人。吕不韦卷入嫪毐集团叛乱，秦王威逼，饮鸩而死；沈万三卷入蓝玉之案，被朱元璋充军云南，财产没收；胡雪岩在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政治斗争中被“猎杀”。如此惨剧，千百年以来，屡屡上演，血染商海。
　　

　　在“士农工商”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中，这批企业家敢于冲击陈腐观念，从事工商“末页”，就应大受赞誉。
　　
　　但是，政治情结一直萦绕在中国商人心中，就像挥之不去的幽魂，直至今日。
　　
　　中国商人的追求是“自己和下一代人不再成为商人”，这直接导致中国商人难以转变成真正的企业家。
　　
　　《论语》指导着中国无数商人纵横商海，却钳制了企业家的成长。所以“儒商”可能是个伪命题。要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所提倡的“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逐利应该成为一种主流的价值观。
　　
　　当然只看《国富论》是远远不够的，亚当•斯密还有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它告诉企业家除了逐利之外，还应有自我价值实现的道德追求。一本论经济，一本论伦理，相得益彰，启迪思想。
　　
　　破除政治情结，成为真正企业家，靠商人个人远远不够，需要社会构建一种真正认可企业家的价值观和杜绝“寻租”的公平市场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