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变”的第二年，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包括清政府赔款各国本息共计9亿8千多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10余年 的财政收入。条约签订不久大清顶梁柱李鸿章郁郁而终，此时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已经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中国民众已经对腐朽的清政府彻底失去信心。社会 变革已经由自上而下转变成自下而上，由改革变成革命。而这种转变的推动力量便是公司的力量，国家的命运正在悄然改变！
　　
　　由于“东南互保”，南方政局相对稳定，张謇的大生纱厂在度过艰难的创业期后迎来了第一个高潮。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盈利5万两，第三年的1900 年盈利达10万两。大生纱厂蒸蒸日上时，张謇准备再锦上添花，于1901年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竟在一年之内就成功募资达20.75万两。1907年 后，大生二厂投产，并很快吸收了100万两。此时，大生纱厂及分厂正式注册为“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到1908年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累计纯利达到 190多万两。
　　
　　在此期间，张謇创办了拥有10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专营棉花种植；后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唐闸镇工业区初具规模。 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张謇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后又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张謇创办了10余家企 业，成为当时最为显赫的民营企业家。企业构建了从原料到生产再到运输完整的纺织产业链，成为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为中国发达的现代轻纺织业打下坚实的 基础，南通也就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祥地之一。
　　
　　与张謇一样，1900年到1911年，中国民族企业获得良好的自生机会。1901年荣德胜与兄荣宗敬等人集股在无锡合办保兴面粉厂，后改名茂新一厂。 1905年，兄弟二人又与张石君等7人集股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荣氏家族的辉煌事业从此开始。后来，荣氏家族出了一位新中国副主席——荣毅仁。
　　
　　国难当头，张謇、荣德胜等民营企业家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的资本家一样血腥贪婪地敛财，而是以“实业救国”为担当，办厂兴业，冲击国体。绅士出身的 张謇更是在经商成功后，试图谏言改革以图强。张謇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农业学校、女子师范学校、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吴淞商船 专科学校等，广开学校，传播思想，启迪民智。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沦为战场，清政府竟“局外中立”作壁上观，哀鸿遍野刺痛着国人最后仅存的民族自尊。正在开化的民众一时间激愤四起， 变革呼声响彻京都，地方总督摇摆不定。中国人常言“穷则思变”，在扼杀了维新变法后，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在1905年前后推行了最为激进的变法。
　　
　　1903年7月，清政府设立商部，下设商务局、劝业道、商律馆、商报馆、公司注册局、商标局等。次年1月，商部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 例》和《公司律》，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公司法。后又连续颁布《破产律》、《试办银行章程》、《大清矿务章程》等。这些法律构成了中国近代一套相对完整的商 法体系，构建了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石。商法从法律高度确立了公司的地位，保护了公司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