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同治十一年）2月27日，风烛残年的曾国藩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遗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
　　
　　两天后曾国藩舌蹇不能语，不久便在抑郁中病逝。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
　　
　　半年后的9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旧金山来电”，报道第一批中国政府派送的留学生已经到达旧金山。简讯如下：“昨天到达这里的30多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很勤奋和优秀的小姐和绅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这之前到美国访问过的中国人都好看得多。有三名身为中国官员的教师陪同他们。朝廷拨出100万美元用于这些学生的教育。”
　　
　　被后世尊为“为官楷模”的曾国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操练湘军，也没有立功立德立言，而是为中国学生留学事宜领衔亲奏，至死念叨。
　　
　　事实上，第一批留学儿童并非精心选拨的天才，而是容闳从广东、香港贫苦人家中凑足的30名学童。当时中国虽饱受列强入侵的屈辱，但是举国上下仍然骄傲自大，对留洋西学鄙夷不屑。“中国不尚西学，今此幼童越数万里而往肄业，弗乃下乔木而入幽谷欤？”而穷苦人家更难懂留学之意义，只是无力抚养小孩托朝廷抚养罢了。这30名学童中后来出了一位“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虽然30名学童日后没能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但是第一批赴美留学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从明初开始闭关锁国500年来，中国首次开眼看世界，首次低下无知却高傲的头颅向西方学习。曾国藩至死不忘留学一事，在他看来留学的意义不仅于此。为了拯救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曾国藩及同僚试图通过一个庞大的复兴计划力挽狂澜，而留学就是这个复兴计划的一部分。这个复兴计划就是“洋务运动”，它直接把公司引入到中国，成为中国公司的起源。
　　
　　1838年（道光十八年），屡次落第的曾子城终于在会试中成为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次年离家起程赴京，希望仕途通达。然而两年后，鸦片战争爆发，大清帝国的空虚羸弱败露无疑，举国民不聊生。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事，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太平军势如破竹，于1853年定都天京（今南京），随即西征北伐目标直指大清王朝。
　　
　　一时间朝野震惊，八旗军闻风丧胆、不堪一击。无奈，咸丰帝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地主武装来围剿太平军。就在太平军定都天京的那一年，曾国藩抓住机会在湖南奉旨练兵。同年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并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
　　
　　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经过几年激战，虽然湘军多次受挫但曾国藩的势力日渐增大。
　　
　　1860年，正当湘军与太平军惨烈激战时，曾国藩上奏咸丰帝，建议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次年，曾国藩的《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写到：“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曾国藩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
　　
　　1861年9月5日，湘军攻陷安徽安庆。12月，曾国藩在安徽安庆创办内军械所，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军械所中的“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虽然从性质上看来，内军械所不像是企业，更像是政府军队的武器制造机构，但是其意义却大大超越了武器制造。
　　
　　虽然曾国藩早在1855年就已经在江西设立小型兵工厂，但是安庆内军械所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官办军用的军事工业企业，也是中国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企业。
　　
　　赵尔巽等编撰的《清史稿•曾国藩传》中如此高度评价曾国藩：“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洋务派走出了“师夷长技”实质性的一步，给顽固派以坚决的回击。当时，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顽固派仍然盲目自大固守自给自足，以封建纲常礼教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
　　
　　诸不知，此时中国就像内军械所边上的长江水，滔滔东流，一去不返。1865年，在已经迁移至南京的安庆内军械所里（改建为金陵机器制造局），由徐寿、华蘅芳设计建造的我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黄鹄”号成功下水，曾国藩登船试航，兴奋不已。
　　
　　如果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主要是为了镇压太平军，那么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则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洋务实业的发展。
　　
　　李鸿章，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争议的人物。
　　
　　1843年，《南京条约》刚刚签订，举国上下愤慨万分，这位年仅20岁的安徽才子忧国忧民，谨遵父命，弱冠赴京，并意气风发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遥指芦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近一个甲子，李鸿章平步青云，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位极人臣。然而，他却签下了包括《马关条约》、《中法新约》、《辛丑条约》在内的三十多个卖国条约，变成“中国第一卖国贼”，被世人骂了1个多世纪。
　　
　　李鸿章人生的最后一刻呈《绝命诗》于慈禧：“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风华少年意气风发《入都》；“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古稀残年含泪吐血《绝命》。大厦将倾，中堂奈何？只叹：造化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