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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全线溃败上

  其实在最初的时候,也就在上海之战发生对于中国方面不利的根本逆转之时,名义上还控制着日本政权的近卫文麿内阁并没有立即进攻南京的打算,甚至就连陆军省、海军省的高层也没有攻取南京的计划。按照东京最初的想法,在控制上海之后,再进一步回头控制华北,以华北、淞沪的两场胜利,来作为筹码向国民政府施压,以华北、淞沪的既成事实来给予南京方面一杯苦酒,从而达到最初的战争目的——扩大华北的自治权,从而逐步分解中国。这一点也就是将满洲作为日本的战争后备基地,首先完成满洲统治基础的巩固,再逐次南下。
  
  另外,由于在淞沪会战中,上海派遣军的伤亡人数已超过5万,而最初国内一片叫嚣的“三个月灭亡支那”的声音现在也成了一句空话。整整3个月的时间,日本方面换来只是在上海战场上的数万人的死伤代价,可谓是死伤惨重,几乎无所获得,如果不是增派第10军实施包抄作战,恐怕上海的战局还会继续僵持下去。
  
  基于这些原因,11月7日,陆军参谋本部向淞沪战线的华中方面军发出的命令是:“扫荡作战仅限于苏州、嘉兴一线以东。”也就是说,苏州——嘉兴一线是日本陆军的停止线。然而一直为中央省部所担心的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果然不出意料地违抗了这道命令。这也难怪,在日本陆军中,“下克上”早已经不是例外了,自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就成了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何况柳川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人物。


  
  40多年前,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作为日本陆军首任参谋总长、日本军国主义的开山师祖——山县有朋大将就率先开创了近代日本陆军“暴走”之先河。原先按照预定的《征清大作战构想》之作战细则,山县有朋所率的日本陆军第一军推进到鸭绿江畔,同时大山严指挥的第二军攻占旅顺之后,日军部队就应该就地筑营,等待来春和清军展开直隶决战。这是因为一方面冬季作战行动不便,另一方面日本陆军的兵站力量不足,后方供给不上,加之首相伊藤博文为首的知道什么是“适可而止”,文官政府已经开始寻找和谈的机会。然而,作为首任参谋总长的山县有朋却首开先例,开始了日本陆军“光荣”的“暴走”之路。
  
  在他的命令下,日军开始猛攻海城。由于海城对于清政府来说,具有着极高的重要性,因为这里是爱新觉罗的祖坟所在地,故而在海城,之前溃不成军的清军却异常得顽强,面对进攻的日军,拼死抵抗,使得山县军死伤累累却丝毫进展都没有。而此时的日本已经到了战争的极限,如果不能迅速停战和谈,估计日本将会被拖入持久作战的深渊之中,这对于日本来说,将是极其致命的。
  
  故而山县有朋的“暴走”显然是伊藤政府最不愿见到的。如果不是首相伊藤博文恭请明治天皇发出诏书,让山县有朋回国,估计中日两国其后的发展史早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国民政府也不会被日本人在华北、上海两线压迫着了。果然,当山县有朋回国之后,伊藤博文立即放弃了在直隶和清军决战的作战计划,改为进攻威海卫和台湾,最终以战争为辅、和谈为主的双重手段结束了已经开始对日军逐渐不利的中日甲午战争,使得日本在自白村江口之战以来对中国的历次战争中,获得了第一次胜利。

  
  现在,从首任陆军参谋总长山县有朋身上流传下来的“暴走”之恶很是自然地落到了之前郁郁不得志的柳川平助中将的身上。由于之前的苦战,上海派遣军伤亡惨重,但柳川所统帅的第10军却损失极小,突进最为凶猛的第6师团也不过战死500多人,第18师团和第114师团则分别战死400多人,而来自第5师团的国崎支队则战死200多人,这样的损失相比中国军的“兵败如山倒”,简直是微不足道,第10军追击中国败军的作战又几乎是所向披靡,柳川平助自然不会同意东京参谋本部方面划出的那条限制线,而且第10军的各级将佐则更是表示“难以理解参谋本部的命令”。
  
  从普通士兵到各师团长,第10军上上下下一致认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息兵不前,将错失作战良机,只有断然地进攻南京,消灭支那政权,才能够扬皇军之威风”。第6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第18师团长牛岛贞雄中将、第114师团长末松茂治中将、第5师团支队长国崎登少将更是就苏州——嘉兴这道停止线的问题数次与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参谋长田边盛武进行了沟通,几乎所有将佐都在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立即向南京进攻”。
  
  作为一军的最高指挥官,柳川平助其实并没有陷入难以作出的抉择中。由于上海派遣军在淞沪作战中遭到了严重伤亡,虽然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的追击作战命令下达了,但该军的正面追击行动却较为缓慢,也因此中国军队才得以脱离接触,并向西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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